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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席大师贡唐仓
 
[格鲁派大德传记] [点击:14966]   [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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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席大师贡唐仓
  王云峰

  中国西部的青藏高原,是一片凝重、神奇的土地。它高峻,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以其涵括着地球上几乎最高的一些山脉——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及孕育了中华大地和亚洲南部许多大江大河的博大胸怀,被世人豪迈地称为“世界屋脊”、“江河源头”。
  构成这片高原对世人具有永久魅力和吸引力的,不仅仅是碧蓝的天空,强烈的阳光下广袤的草原、无垠的荒漠、晶莹的雪峰,滚动的牛羊,骠悍的牧民,悠远的历史,独特的文化,更主要的是在这块世上独一无二的雪域,盛开着独树一帜的佛教奇葩——藏传佛教。金碧辉煌的寺庙经堂、身披袈裟的活佛喇嘛,虔诚至信的善男信女……千百年来香火不断、经声不息,与汉语系佛教、巴利语系佛教并称佛教三大语系的藏传佛教,扎根在中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的藏族、蒙古族等民族及欧美无数僧俗大众的心间,成为他们世代相传、刻骨铭心的精神支柱。这一十分独特、神奇,使雪域高原沉浸在浓浓佛光里的神秘的宗教文化,使整个藏民族和他们繁衍生息的雪域高原,对外界产生了挡不住的、越来越强烈的诱惑……
  本书所记叙的,便是曾担任过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佛位甘丹寺“赛赤”的贡唐仓一世的转世——第六世贡唐仓·丹贝旺旭大活佛的故事。

  280年前,一位来自四川藏区名叫根敦彭措的喇嘛,出任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佛位“甘丹赤巴”,由此开始了著名的贡唐仓活佛转世体系

  藏历第十一绕迥土鼠年(公元1648年,清顺治五年。藏历以60年为一个周期,它用十二生肖和五行配合计数,如铁鼠年、木牛年、水虎年)正月初八日,第一世贡唐仓·根敦彭措诞生在黄河首曲甲考达日则嘉山麓原董氏(藏族有四大氏,董为四大氏之一)十八支系之一的则卫香秀部落(原属四川省阿坝州,今为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齐哈玛乡)。父亲名叫本秀,母亲名叫道吉堪召。公元1663年,15岁的根敦彭措跟随叔父格桑扎西,长途跋涉前往佛教圣地西藏,进入拉萨哲蚌寺郭莽扎仓学经(扎仓,藏语意为僧院,是藏传佛教僧众学习经典的学校)。哲蚌寺位于拉萨东南10公里处,由宗喀巴的弟子江央曲结扎什巴丹依梦中神的启示,请示宗喀巴后所建,据说神还在此地遗下了一具象征法音响彻环宇的海螺,因而得名“哲蚌寺”。哲蚌寺后来发展成为黄教最大的寺院,喇嘛最多时达7700名。
  当时在哲蚌寺学经的喇嘛,以籍贯的异同分聚在一处,形成相对独立的“密村”,由若干个密村组成较大的“康村”,几个康村进而形成有堪布的“扎仓”。根敦彭措学经的敦莽扎仓,即是哲蚌寺的七大扎仓之一,隶属恰扎康村。在许多高僧大德及第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座前,聆受了《菩提道次第广论》等多种深身奥玄妙的佛经教授。尤其是奉出生于今甘肃省夏河县甘加乡的第一世嘉木样俄项宗哲大师为上师喇嘛,竭诚学习。根敦彭措学完显宗佛学的释量、般若、中观、俱舍、律学五部大论,洞悉五般若精义(般若意为“智慧”),佛经造诣出类拔萃,被称誉为“哲蚌格西”。藏传佛教僧人要完成五部经论的学习,必须勤奋攻读15至20年时间,毕业后只有考取了格西学位者,才被认为完成了显宗方面的修习,具备了进修密宗以求深造的资格。根敦彭措在获得藏传佛教显宗最高的格西(意为善知识,即博士)第一等拉然巴(即拉萨传大召期间,在三大寺僧众会上,考取的最高僧侣学位,获此学位便可被派为活佛的经师或属寺的经师,去世后还可成为新的活佛转世系统)学位后,准备随叔父返回家乡。后来遵从一世嘉木样的劝告,留在西藏继续深造。随后升入拉萨三大寺共同的密宗专修机构之一的下密院,即举麦扎仓,另一平行的机构为上密院,即举堆扎仓),学习密宗金刚乘教理,终于成为显密兼长的大密宗师,名贯雪域。
  根敦彭措在西藏学经求法的前半生,正是达赖喇嘛执掌西藏政教大权的鼎盛时期。这一局面的出现,应当首先归功于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宗教改革。
  宗喀巴,法名罗桑扎巴,系今青海省西宁附近宗喀地方人,生于公元1357年(元顺帝至正17年),7岁出家为僧,17岁到西藏求法学经。相传他降生时剪脐带滴血的地方,长出一株旃檀树,枝叶茂盛,树上10万片叶子每片上自然显出一尊狮子吼佛像,藏族人民因此称他降生的地方为“根本木”,即“十万佛像”之意。这棵神奇的旃檀树,早已成为佛教圣迹之一,如今保存在青海省西宁附近的塔尔寺金瓦寺的金塔之中,从它的根部生出的另一枝,则被金瓦寺台阶前的石栏护卫着,每日瞻礼参拜这棵圣树者络绎不绝。
  当宗喀巴大师1373年到达西藏求法之时,正值西藏教派林立之日。约在公元7世纪中赞普(即国王)松赞干布时代佛教传入吐蕃(唐时对西藏的称呼,‘蕃’应读bo)。佛教在本土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宁玛(藏语意古、旧,因该派僧人穿红色袈裟、戴红色僧帽,俗称“红教”)、噶举(藏语意为“佛语传承”,因该派僧人穿白色僧裙和上衣,俗称“白教”)、萨迦(藏语意为“白土”,因该派在寺庙围墙涂有象征文殊、观意和金刚手的红、白、黑三色花纹,俗称“花教”)等众多的教派。每一教派之内,又分若士支派,其中势力最大、信徒最多者为噶举、萨迦两派。《西藏民族政教史》记载:“因此两派互争外势,故真学实行之士,日渐减少,至元末明初,显密教法衰微甚矣,除少数大德外,几不知戒律为何事,寺院僧侣尽同俗装”。戒律松驰,高级僧侣追逐利禄,淫乐无度,一般喇嘛随心所欲,横行不法。藏传佛教到了14世纪呈现一派颓废萎糜之相。
  被尊为“佛陀第二”(佛陀即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宗喀巴法王,到西藏后广闻博学,先后跟从萨迦、噶举等派僧人学习,到14世纪80年代末已遍学藏传佛教各派显密经论,34岁时(公元1390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已对佛经密乘教典、灌顶诸法有了高深的造诣。他深感当时的萨迦、噶举等派僧人不守戒律、胡作乱为,违背了佛教本旨,乃发愿创造新派。他不愧为“站在所有大师肩上”的僧人,博采众长,著书立说,授徒传教,创立了敬重戒律,提倡“苦行”,显宗密宗双修,偏重显宗,同时在密宗教义修炼方面吸取了佛教所有教派精化的格鲁派。格鲁,藏语意为“善律”或“善规”,僧人均戴黄色僧帽,俗称“黄教”。宗喀巴重振佛教、改革佛教的举动,赋予了藏传佛教长久的生命力,经由他的解释、深化,佛教教义更加贴近“人间”、贴近现实,更容易被僧俗大众所接受,因而不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和信徒,而且受到当时统治西藏的噶举派第司政权(由帕木竹巴支派掌权,也叫帕竹政权)第五代法王扎巴坚参的赞赏和推崇。公元1409年(明成祖永乐七年),宗喀巴率领众弟子创建了藏传佛教格鲁派第一座寺院——甘丹寺。
  甘丹寺,藏语意为“具足喜乐”,位于拉萨以东30公里的山上,宫殿依山而建,高低错落,形势与布达拉宫相仿,宗喀巴大师生前讲经于此,修炼于此,最后于公元1409年,藏历十月二十五日圆寂于寺中的一间小室,享年62岁。相传大师圆寂后,弟子们将其身体置向南方,法体却表示愿朝东方,以示他转世后仍在中国传法,佛座下于是生出一硬似手指之物,指向东方。大师的肉身保存在寺中一座高两丈的金质灵塔之中,为使人们能够瞻仰,宝塔原有个可以开启的小木门,后来达赖喇嘛下令关闭小门,以完好地保存法体,据从前有些看到法体的贵族说,大师的头发已长过膝盖,指甲盘到肩上,黄帽袈裟仍如新的一般。宗喀巴的遗迹、遗物,及他与弟子克珠杰亲手制作的佛像、塔幢等宗教用品,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信徒前来顶礼膜拜,成为甘丹寺最具魅力的地方。这座由宗喀巴大师亲手创建的黄教第一所道场,与后来兴建的色拉寺、哲蚌寺并称为拉萨三大寺。
  宗喀巴最著名的弟子有八人,第一个是甲曹杰,第二个是克珠杰,第八个是根敦朱巴,这后两大弟子便是后来所形成的班禅、达赖两大活佛转世系统的第一世。达赖喇嘛的称号最早开始于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公元1578年(明朝万历六年),被明朝封为顺义王的俺答汗率众由内蒙古土默特部进入青海后,迎请索南嘉措到青海传教,两人在青海湖东的仰华寺见面后,互赠尊号,“圣识一切”是汉语“遍知一切”之意,“瓦齐尔达喇”是梵文,原意为“金刚菩萨”,有坚强之意。“达赖”是蒙古语,意为“大海","喇嘛”是藏语,意为“上师”。整个名号的意思是’“无所不知的坚强的象大海一样伟大的大师”。清朝时又册封第五世达赖罗桑嘉措“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遍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的尊号。
  班禅的名号始于克珠杰的第四世传承者罗桑曲结。公元1641年,五世达赖与罗桑曲结商议,密召由新疆进入青海的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率大军进藏,推翻了统治西藏约24年的噶举派噶玛政权(噶玛为噶举的另一支派),格鲁派正式取得西藏政教大权。1645年(清顺治二年),固始汗给罗桑曲结赠送了“班禅博克多”的尊号,“班”是“班智达”的简称,梵语“智慧、学者”的意思;“禅”是藏语“禅宝”的简称,“大”之意;“博克多”是蒙语对英武、睿智之人的尊称。公元1713年(清康熙52年),清朝又加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额尔德尼”的尊号(满语意为“珍宝”),这样整个的名号全意为“智勇双全的高贵的大学者”。从此达赖、班禅获得了藏、蒙佛教各派总首领的地位,达赖喇嘛被尊为观音菩萨的化身,班禅被尊为无量光佛转世。宗喀巴的这两大传世弟子一个住前藏,一个住后藏札什伦布寺,掌握着西藏的政教大权。藏语民间谚语说:“天上的太阳、月亮,人间的达赖、班禅。”
  经过宗喀巴以来300多年的发展,到17世纪时,格鲁派在藏蒙地区取得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据1733年(清雍正十一年)达赖喇嘛报理藩院的数字,当时全藏格鲁派寺庙共3477所,喇嘛31,6230人。
  根敦彭措正是在格鲁派的这一辉煌时期赴西藏求法、并得以声名显赫的。1699年,他出任拉萨下密院翁则(密宗苦修僧院引导颂经的喇嘛,要求很高,只能从获得第一、二名拉然巴学位的僧人中考选升任),之后主持传授续部经教,达到很高的学术成就,门徒众多。这期间,主持修建密宗经堂,向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呈献3500两白银作为代金,获准将郎日溪卡(即庄院)划作下密院胜乐(密宗的三大神之一,另外两个为密集神、大威德)修供仪规的基金,并主持校勘审定、新镌拉萨版《四方合注》(密宗的一种必修课本)。1706年,担任下密院堪布(主持)。获得这一职务十分不易,只有考选了翁则喇嘛的高僧才能升任。第二年,就任降仔法王(即降仔曲吉),在班禅大师座前聆受了密集等教敕。1710年,根敦彭措任完六世达赖(益西嘉措白噶增巴)的经师,住锡布达拉宫。
  五世达赖时,给全藏所有的格鲁派寺庙规定了常年居住的僧人数目,如规定甘丹寺为3300名,色拉寺5500名,哲蚌寺7700名,札什伦布寺为3800名。尤其拉萨三大寺在过去左右着西藏的政教事务,五世达赖以后,历世达赖兼任哲蚌寺和色拉寺的寺主,另派堪布一人代表他去管理寺政,两寺的洛本(即教师)和札仓堪布,都是由达赖委任的,色拉寺和哲蚌寺每月派人向达赖献哈达一次,报告寺内情况,并请安问候。特别是哲蚌寺,达赖对其有特别的感情,达赖未执政前的历辈就居住在哲蚌寺的甘丹颇章宫,五世达赖在固始汗拥立下最初建立的政权就叫“甘丹颇章”政权。
  甘丹寺则不同。它有自己的寺主——甘丹赤巴。“赤巴”,也叫“赛赤”,“赛”即“金子”,“赤”为“台”或“床”,宗喀巴生前讲经的法座,在他圆寂后被弟子、信民用黄金包裹,因此“赛赤”意为“金座”、“金席”、“法座”,“上座”,即宗喀巴所遗座位传位于最上高僧。作为黄教的第一根本寺院,该寺的法台不同于其它寺院的住持,他实际是黄教教主的位置。甘丹寺建成后,宗喀巴亲任第一任赤巴,他一生对于佛教的改革和创造,就是从这里发扬出去的。其后,大师的第一大弟子甲曹杰继任第二任甘丹赤巴,第三任甘丹赤巴则是被追认为一世班禅的宗喀巴第二大弟子克珠杰。该寺法台因而被认为是宗喀巴的化身,享有崇高、特殊的地位,达赖本人见到他时也要站起来敬礼、并赐给座位。在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可出任摄政。在西藏人民的看法中,甘丹赤巴仅次于达赖、班禅,而在其他一切喇嘛之上,在每年举行的“祈愿大法会”——拉萨默朗木大法会(宗喀巴始创于1409年,明永乐七年)上,甘丹赤巴居于首位,权力高于一切,可指挥所有与会僧俗群众。
  作为藏传佛教的最高进阶,甘丹赤巴原来是终身职位,后来甘丹寺设立了夏仔札仓(意为东学院)和降仔札仓(意为北学院)后,甘丹赤巴就从这两个学院中的夏仔曲吉和降仔曲吉(曲吉为一种学级尊号,即法王)中产生,两人替补升任,任期七年。大法会时,甘丹赤巴的这两名候补者分别坐于甘丹赤巴的左右。甘丹赤巴任满新换时,如果前一任是由夏仔曲吉升任的,那末这一任就由降仔曲吉补升,如此轮流。按惯例,夏仔曲吉升任甘丹赤巴后,其遗缺由拉萨上密院堪布继任。降仔曲吉升任甘丹赤巴后,遗缺由下密院堪布继任。甘丹赤巴圆寂后的转世多为它寺请去供养,称为“示庆”(大赤巴)。一名学经僧人要想登上甘丹赤巴的崇高地位,十分不易,一帆风顺也要在50岁以后。
  先是在上、下密院学习的学员在学业、品德等方面有所成就者,才有可能被推荐担任“格贵”(掌堂师,俗称“铁棒喇嘛”,负责执行规章戒律,维持经堂秩序)的职务,算是登上了继续升级的轨道和阶梯。在有缺可补时,可升任翁则喇嘛,该职任满后再按年资候升堪布。上、下密院堪布任期为三年,任满退职后名为堪苏(退职或卸任堪布)。之后再按年资升任夏仔曲吉或降仔曲吉,直到甘丹赤巴。达到这一地位,才成为活佛,可以转世。这一艰难的过程和严格的苦修、苦行,曾使不少取得了高级格西学位的喇嘛,望之兴叹乃至半途而废!
  公元1715年,67岁的根敦彭措当之无愧地登上宗喀巴传下来的法位,但任甘丹寺第50任赛赤,成为西藏政教界的风云人物。
  五世达赖之后的西藏,这时正处于大变故、大动荡之际。先是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66岁的五世达赖罗桑嘉措在布达拉宫圆寂,在达赖之下总理政事的第巴(西藏老百姓称之为藏王)桑结嘉措企图专断西藏政教大权,秘不发丧。在康熙皇帝的严厉追究下,直到1697年(清康熙三十六年)才迎立仓央喜措为六世达赖,在布达拉宫坐床。1705年,第巴桑结喜嘉措因与继承了固始汗汗位的拉藏汗发生冲突,双方爆发了战争,结果藏军被蒙古军队击溃,桑结嘉措被拉藏汗的妃子处死。拉藏汗胜利后便奏请康熙皇帝,认为桑结嘉措所立的仓央嘉措不是真达赖灵童,请予废立。仓央嘉措在被“解送”北京途中,行至青海湖畔逝世,时年23岁(另有一说认为到青海湖后突然下落不明,传说周游印度、尼泊尔及甘肃、青海、蒙古弘扬佛法)。拉藏汗乃另立益西嘉措为六世达赖,前后达11年,但西藏人民认为益西嘉措是假达赖,始终不予承认。这期间,被拉藏汗奉为上师的根敦彭措曾代理一年藏王。
  就这样,根敦彭措一身兼任三职:甘丹赤巴,六世达赖经师,代理藏王。他出行的时候,便可以用三种不同的华盖(伞):伞面和悬垂的三层帘幕全为金黄色的是甘丹赤巴的华盖,这是最为尊贵的。藏王用五颜六色的花伞,达赖经师则可打一半黄色,一半红色的华盖。一人可用三种象征不同身份的华盖,十分难得,可见根敦彭措当年在西藏政教界的地位。
  公元1717年(清康熙五十六年),桑结嘉措的部下勾结与青海厄鲁特蒙古有世仇的新疆准噶尔蒙古,派遣精兵从藏北腾格里海(即藏北南木错湖)突袭西藏。在此危机关头,五世班禅罗桑益西和甘丹赤巴根敦彭措上师率领三大寺喇嘛前往调解,没成功,!徃炼祭睾贡鼙簧保⒌牧来锢狄脖磺粲谟氩即锢嗔囊┩跎缴希?720躁他被解*^到承德后称热河达赖喇嘛)。这次事变结束了固始汗子孙对西藏75年的控制。在此纷乱时期,根敦彭措竭力弘扬教法,1718年,他在拉萨主持考察格西优劣,择其优者分别委任为后藏白居寺等100多座寺院的盔k肌?719年,讞 炼苏鞯魃睿鲜ξ?00僧人授戒,因名前都加根敦,被称为“五百根敦”。
  准噶尔蒙古葔占领西淛后,不但不服从清朝的统治,而且威胁到四川、云南、青海等省的安全。为此,康熙皇帝于1718年-墒?\军进藏,不幸在黑河被准噶尔蒙古所困,全军覆灭。第二年,康熙帝第二次组织军队进藏,这一次规模宏大,近两万名大军由青海、四川分两路进发,长驱直入,连连打败准噶尔蒙古军,终于把准噶?蒙古军J[逐出西藏,其残部由藏北草原逃回新疆伊犁。与此同时,康熙帝册封当时被青海蒙藏僧众从四川西x袄硖了掠氲剿鹿┭?2岁活佛噶桑嘉措为七世达赖喇嘛,由青海中路进藏的清军保护,送往布达拉宫俳床。
  1720年7月,七世达赖前往西藏途经林周县时,根敦彭措上师率三大寺要员前往迎接。9月15日,七世达赖在布达拉宫举行了坐床典礼。十一月初五,五世班禅罗桑益西做轨范师,根敦彭措任报辰师,为七世达赖授了沙弥戒。1721年,一世嘉木样在拉卜楞寺圆寂,根敦彭措上师锎献了盛大供施。
  根敦彭措上师的甘丹赤巴任期本来到1722年,因继任者赤钦`华丹智华(赤钦是对担如↓赛赤佛位、有崇高声望者的尊称,际大赛赤、大师之意,不是所有赛赤能获此称)前往青海调解?懠藏丹剑u录ù耸鼻嗪C晒怕薏疾氐そ蛘季菸髂鹊兀环忧宄持危逭形渥疤址ィ嗳纹跹映さ?嚓3年。
  在赛赤任期内,根敦彭措成绩显著:健全了甘丹寺的讲听规程和各项制度,稇请青海脌z怕薏疾氐そ虺淙问┲鳎冒捕嗟胤降哪晁拔诳Π痛笫Φ囊柿樗谓穑怀朴案实ご蠼鹚薄V鞒侄岳坦碧频胤降母魉陆写蠊婺P薷矗⑽洗晏乘轮贫烁衤撑伤略汗餐钚械那骞妫蛊涑褭碌陌裱怀莆肮碧迫隆薄I鲜ν砟辏蟛糠质奔渥∥碧扑拢氪悦芙谭ǎ纱耍卮鸾探?惆迅嘏泶肷剖Φ睦阑沓谱鳌俺嗲铡す碧撇帧薄!安帧笔恰凹摇钡囊馑迹赜锒杂醒实睦锏淖鸪啤U怯捎谡飧隼吩ㄔ矗拦碧撇执笫υ谖鞑叵碛谐绺叩牡匚唬质拦碧撇执笫Φ奖本┛崾保E龅秸庋腥?那榫埃愐蛩撬拇ò尤耍拇ǖ拇硭荡笫κ撬拇ǖ幕罘穑鞑氐拇碓蛩荡笫κ俏鞑氐幕罘穑仕嗟拇砀荡笫κ歉仕嗟幕罘稹?
  关于贡唐仓活佛转世系统的形成,除了根敦彭措上师担任了崇高的第50任甘丹赤巴佛位这一根本缘由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拉藏汗擒杀藏王桑结嘉措后,把从拉萨到甘丹寺之间一块很大的叫蔡贡唐的地方赐给了根敦彭措,作为他的教民。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蔡贡唐拥有三座分属格鲁派和噶举派的寺院。“十年文革”后幸存下来的一座贡唐寺,也在岁月的风尘中破败。1986年,第六世贡唐大师丹贝旺旭考察西藏时,布施资金修复这座信奉噶举派的贡唐寺,目前已修起了一座经堂,里面有一座精美的5米高的泥塑佛像。有人曾问第六世贡唐大师丹贝旺旭:“您是格鲁派的大活佛,为什么修复噶举派的贡唐寺呢?”大师回答:“格鲁派、噶举派均属于藏传佛教,不能有门户之见。各教派之间相容共处,不宣扬自己,不贬低别人,百花齐放,活跃争鸣,这正是藏传佛教的优良传统,也正是藏传佛教经历千百年而经久不衰的原因。”
  1724年冬,77岁的根敦彭措上师走完了他弘扬佛法的辉煌旅程,安然圆寂。上师的首要弟子赤钦·阿旺乔丹(即著名的热振活佛的第一世,做过第七世达赖的经师,也出任甘丹赤巴)等在贡唐寺前的玉原坪将上师法体火化。“圆寂”,是佛教对于僧尼逝世的一种美称,是“涅  磐”的异名,“般涅磐”的略称,意为“圆满”、“寂灭”。佛教认为,涅磐寂静,是智慧福德圆满成就,永恒寂静,超脱生死的最安乐境界。《释氏要览》中说:“释氏死,谓涅磐、圆寂、归真、归寂、灭度、迁化、须世,旨一义也。”
  根敦彭措一生,潜心学法,名贯三藏,知识广博,法行高洁,培养了一批有名的弟子,除阿旺乔丹外,还有白噶增巴(即六世达赖益西嘉措)、下密院堪布根敦隆珠、郭莽阿奢黎 罗桑丹曲、第巴洛顿珠(即拉卜楞寺第四位赛赤德哇仓的一世)等。尤其是他的后半生,正处于西藏历史上战乱频仍,上层斗争激烈的大变动时期,大师虚怀若谷,处变不惊,对所有一切不分亲疏,不偏不倚,稳若须弥,成为僧俗的精神柱石政教两方面业绩卓著,被朝野尊之如宝冠,为后世堪布和喇嘛的楷模。

  拉卜楞寺从西藏隆重迎请第二世贡唐仓·丹贝坚赞返里。此后,历世贡唐仓师成为拉卜楞寺四大赛赤之首

  藏传佛教格鲁派有六大宗主寺院,其中四座在西藏:拉萨的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后藏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另外两座在安多藏区:青海省湟中县宗喀巴诞生地的塔尔寺,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拉卜楞寺。
  创建拉卜楞寺的是第一世嘉木样华秀·俄项宗哲。
  俄项宗哲属藏族董氏十八支系之一的华秀族。据《安多政教史》记载:华秀三部之一的格班族原居住在黄河上游,华秀万红与阿柔万德的女儿成亲时,华秀万红在帐篷里陈列了盔甲武器,以示隆重。阿柔万德却认为不礼貌,当场斗殴,阿柔万德的儿子不幸被打死,阿柔万德便集兵把华秀万红赶走。华秀万红率部迁居到今甘肃省夏河县甘加乡。有趣的是,一世嘉木样与一世贡唐仓不仅出生于同一年:藏历第十一饶迥土鼠年(公元1648年,清顺治五年),而且在同一天:农历正月初八日。不同的只是一个在甘加哇代部落,一个在玛曲县则卫香秀部落。这也许就是两位大师日后在拉萨求法期间结为师徒,并成为拉卜楞寺两位至尊的缘份吧!
  一世嘉木样俄项宗哲7岁学经,13岁出家为僧。21岁赴西藏哲蚌寺郭莽扎仓学法。他虽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聪慧有志,入藏求法前曾立誓:“我去拉萨,一定要学业有所成就,若中途而废,请地方神消灭我。”到拉萨后,赴各寺朝礼祷告,相传他朝拜文殊菩萨金像请求保佑学业进步时,文殊菩萨含笑接受了他献的哈达,俄项宗哲因此有“嘉木样协巴多吉”之称,“嘉木样”藏语意为“文殊菩萨”,“协巴”为“笑”意。嘉木样尊号由此而来。
  正是凭着坚强的毅力和对佛的一片赤诚,一世嘉木样博览经卷,慎思明辩,很快享誉拉萨,33岁时就开始收徒传经。53岁时,第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以哲蚌寺郭莽学院众僧之意,请他出任郭莽扎仓堪布。他连任八年,作风清高,秉性慈善,学问渊博,精通显密二宗,深得僧众的敬仰。他与藏王桑结嘉措往来密切,拉藏汗与桑结嘉措发生冲突时,六世达赖派三大寺堪布出面调解,他是三大寺代表之一。许多著名的高僧 和活佛是他的弟子:一世贡唐仓·根敦彭措、拉藏汗所立达赖益西嘉措、藏王颇罗鼐、大呼图克图土观二世却吉尼玛等。他与他的大弟子根敦彭措,同为五、六世达赖期间西藏政教界的著名人物。
  1709年,正是宗喀巴建立甘丹寺300周年的吉祥之年,嘉木样大师接受青海和硕特蒙古前首期黄河南亲王察罕丹津的多次邀请,从西藏返回家乡兴建拉卜楞寺。亲王向大师敬献了金曼陀罗(梵语意为“坛”、“坛场”)、牛、马、羊、绸缎以及大量珍宝用具,并献出自己的属民500户做为寺院的“拉德”(意为“神民”,即香火户)。额尔德尼台吉(蒙古族贵州封爵的名称)也献出自己的一部分土地和属民作“曲德”(即“教民”)。在河南蒙古亲王的大力支持下,嘉木样大师选定大夏河畔的扎西旗滩(今夏河县城)为寺址,于1711年首先建成八十根柱子的大经堂,1714年建成嘉木样大囊(府邸),1716年修建续部下学院(系密宗学院)。大经堂建成的那一年,达赖益西嘉措册赐嘉木样“郭莽额尔德尼诺门汗”的封号及伞盖,大大提高了嘉木样及拉卜楞寺的宗教地位。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康熙皇帝又颁赐72岁的嘉木样“扶法禅师班智达额尔德尼诺门汗”金敕金印,并准许穿黄马甲,进一步在政治上给嘉木样及拉卜楞寺以极大的支持和合法权力。
  生于1728年的第二世嘉木样晋美旺布,以清明能干、博学多才闻名藏传佛教界。他于1754年26岁时赴西藏学经,取得“格西”学位,31岁被西藏地方政府授予“具善明教班智达诺门罕”的敕印,并赠送堪布服饰、伞盖、乐器等全套用具。1759年返回拉卜楞寺后,积极在青海等地扩展拉卜楞寺的影响,他在担任本寺总法台的同时,又先后兼任青海塔尔寺、佑宁寺等寺的法台。1768年,他接受青海乌都斯王的敦请,赴东蒙49旗讲经传法。之后取道前往北京,会晤了清朝大国师章嘉呼图克图。1772年返回拉卜楞寺后,被乾隆皇帝封为“扶法禅师班智达额尔德尼诺门罕呼图克图”的称号。在这前后,他不仅在本寺内修建了时轮学院和医药学院,将原80根柱子的大经堂扩建到140根柱子,可容纳3000僧人同时诵经,被乾隆皇帝赐匾“慧觉寺”,而且利用博得的声望和取得的大量奉献,在甘、青两地兴修、扩建、修复寺院40余座,作为本寺的属寺,并通过这些属寺,控制了所在部落的政教权。所谓拉卜楞寺下属“一百零八寺”,即由此开始,一百零八是取自佛经一百零八卷的吉语,实际上拉卜楞寺在以后的发展中,属寺远不止一百零八座。
  这样,到二世嘉木样时,拉卜楞寺的势力已从大夏河流域扩展到整个甘、青、川边界地区的安多藏区(包括这一地区的蒙古族地方),成为显密经殿齐全,拥有众多属民和属寺的格鲁派著名寺院。此后,经历代嘉木样、各大赛赤、学者们的苦心护持,以及藏蒙等各民族能工巧匠的智慧创造,拉卜楞寺发展成为占地1000多亩,拥有6大学院、48座佛殿,各大活佛、堪布囊欠31院,以及嘉木样别墅、印经院、讲经院、经轮房、普通僧舍、各种佛塔在内的庞大的藏、汉式建筑群,成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仅大小活佛,解放初期就有近百名,其中具有赛赤佛位的有六位:贡唐仓、萨木察仓、火尔藏仓、德瓦仓、喇嘛尕若仓、阿莽仓。通常所说的四大赛赤,即指前四名,而真正担任过甘丹赤巴的是前三名,贡唐仓为他们之首。
  早在1709年一世喜木样离开西藏回原籍建寺前,他与他的弟子根敦彭措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共同发愿,嘉木样嘱托:“我要在安多地区建立一寺,以后管护与否全在你们。”在一世嘉木样创建拉卜楞寺的过程中,根敦彭措正在西藏担任弘扬教法的重任,无暇返回故里。协助嘉木样护持拉卜楞寺的责任,自然落在后世贡唐仓大师的肩上。值得称道的是,历代贡唐仓大师信守一世嘉木样大师的这一重托,始终一贯竭诚协助历世嘉木样大师,为拉卜楞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藏历第十二饶迥火羊年(公元1727年,清雍正五年),第二世贡唐仓大师阿旺·丹贝坚赞诞生在拉萨达孜县,3岁被奉迎到贡唐寺,5岁剃发出家,学习经文,并在郭莽阿奢梨(密宗导师)罗桑丹曲座前聆受教法。1735年,当七世达赖噶桑喜嘉措从暂居的西康泰宁返回西藏途中,9岁的丹贝坚赞前往迎接,受到达赖喇嘛和代表雍正皇帝看视达赖的大国师章喜呼图克图的赞誉。
  按照藏传佛教的惯例,上世活佛圆寂后,经过念经祈祷,第二年即可降生。但丹贝坚赞出生已是根敦彭措圆寂3年后,之所以如此,其中有一段故事:相传根敦彭措大师在世时,有一户人家对他特别信仰,一直虔诚地供养上师,人们就说这家人如果生有男孩,必定成为根敦彭措上师的转世。根敦彭措圆寂的那一年,这家的主人果然怀了孕,人们欢天喜地地期待灵童降生。不料有一户供奉着毒神的人家,他们给毒神供奉的酒一样的东西,发酵膨胀后液体溢出了罐外,藏俗认为这一现象不吉利,毒神会毒死他全家人。但如果把有毒的东西给别人吃了,他家便可安然无羔。这被认为有毒的东西不知怎么被那家怀孕的女主人吃了,因为胎中中毒,男孩生下不久便夭折。后来这位母亲第二次怀孕才生下丹贝坚赞,这时虽离根敦彭措上师圆寂已经3年,但虔信的人们仍认定这位灵童为根敦彭措上师的转世。
  1736年,丹贝坚赞10岁。在拉卜楞寺德瓦仓和赛仓活佛的敦促下,黄河南亲王福晋(妃子)南嘉卓玛派达尔罕台吉等进藏迎请丹贝坚赞返里。藏王颇罗鼐禀明五世班禅后允准,七世达赖赐给一尊无量寿佛像、堪布器物等丰厚的礼品。
  11岁20岁之间,丹贝坚赞在拉卜楞寺潜心学习显密二乘教理和文化课程,在遍学显宗学业的同时,拜数位金刚阿奢梨为师,聆受多种本尊灌顶和随许,几种生圆次第的解说和传授,精通了密乘之学,还拜师学习诗律、历算、医学。丹贝嘉参以其谦恭谨慎、苦学不倦的精神,声名日隆。
  1746年,19岁的丹贝坚赞前往四川阿坝年孜寺,由根敦彭措的心传弟子、堪布阿旺曲沛兼任亲教师和规范师,为他授近圆戒(即比丘戒,7——10岁授沙弥戒)。在传授胜乐灌顶(灌顶即赐予所修本尊神的权力)时,阿旺曲沛将他的老师根敦彭措赐予的拉然巴的骨饰(修行密宗时所穿的法衣,最早用人骨做成,后来讲究的用象牙做成,为修持法器)悉数给丹贝坚赞戴上,高兴地说:“现在总算物归原主了!”1748年8月,任举曼扎仓法台,依照西藏下密院的规范建立文殊金刚大轮、时轮等仪规,并新建了贡唐白楼。
  1752年,丹贝坚赞出任拉卜楞寺主管全寺宗教事务的第五任总法台,这一年他25岁。当年,他还得到了一个很大的荣誉:七世达赖噶桑嘉措颁赐他的文书,“西热盖特诺门罕”(法台、法王的意思)的封诰及堪布衣饰用器。任总法台期间,他建树很多,教法事业蒸蒸日上,四方信众纷至沓来。1754年,二世嘉木样晋美旺布第二次赴藏求法,他应僧众的请求,再次出任拉卜楞寺第八任总法台,主持教学,升座讲经。辞去总法台后,住锡在拉卜楞寺北山后新建的益噶曲增静修院,勤奋苦修瑜珈,并向前来求法者传授灌顶、教敕和随许。
  二世贡唐仓丹贝坚赞从拉萨来到夏河,不仅开始了历代贡唐仓以其甘丹赤巴的最高佛位竭诚护持拉卜楞寺的新历史,成为拉卜楞寺地位几乎与寺主嘉木样相当的赛赤大活佛,而且由于在藏、川、甘、青等地均享有崇高威望和地位,被清政府选为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一。
  呼图克图,是蒙古语“有寿者”、“化身”之意,是清政府在达赖、班禅之下选封的大活佛。中国藏传佛教不仅是藏、蒙等民族的精神支柱,而且受到明清两代政府的崇信,尤其对其高僧活佛,更是优礼相待。仅明宣德十年,藏传佛教在京城各寺的法王、国师、喇嘛就达690名,一些法王享受的待遇与王者不相上下。清代时,对高僧活佛更加推崇,顺治入关做了皇帝后,就特地派人到西藏问候达赖、班禅。公元1652年,顺治帝又派大臣前往西藏,请五世达赖来北京,并特地为他修建了黄寺。五世达赖到京后,顺治皇帝在太和殿为达赖洗尘,赏赐黄金550两,白银1。1万两,大缎1000匹及许多珠宝、玉器、骏马。
  到康熙年间,五世达赖的弟子二世章嘉活佛阿旺却丹因成功调解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和土谢图汗的纠纷,被康熙皇帝请到京师弘扬佛法,并请他担任四阿哥(即后来的雍正皇帝)的老师。康熙四十四年,二世章嘉活佛被封为大国师,常驻于北京的蒿祝寺和内蒙多伦诺尔的汇宗寺。富有传奇色彩的第三世章嘉活佛,雍正皇帝时被请到北京,自幼与乾隆皇帝同窗,不仅与乾隆帝情深意笃,而且常常被乾隆受命于危难之时,奔波在大漠南北、葱岭内外、雪域高原,参与解决了当时的许多民族、宗教问题,为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做出了重要贡献。京城内外的百姓对他的崇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每当看到章喜活佛所乘的黄车过来,人们争相把手绢铺在地上,让车轮从上面滚过,以此作为福运。章嘉呼图克图与主持外蒙宗教事务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是当时清朝最大的两位呼图克图。
  二世贡唐仓有幸成为清政府所封的呼图克图,是在1759年(清乾隆二十四年)。当时达扎济仲活佛圆寂,乾隆皇帝传谕代表清政府在西藏认定八世达赖的三世章嘉国师:“选一位好喇嘛以代替达扎济仲。”章嘉国师回奏:“甘丹赤巴根敦彭措的转世学识广博、性情温良,堪当此喇嘛之任。”丹贝坚赞大师奉旨于这年四月启程,途经青海塔尔寺、佑宁寺,内蒙阿拉善、鄂尔多斯等地,前6月18日抵京,19日觐见皇帝。乾隆帝让御前一皇子跪行至大师面前参拜。闰6月13日,为皇帝做祈祷法事,皇上赐给狐裘、羯磨念珠、大缎、以及黄缎坐褥、靠垫等。秋天,前往京西接驾时,乾隆帝传谕;“贡唐呼图克图不必跪拜。”以后又特制“贡唐呼图克图免礼牌”立于宫禁。
  北京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藏传佛教寺庙“雍和宫”,是清代皇室成员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是在乾隆皇帝和章嘉国师的直接倡议下,由皇库直接拨款兴建的。1759年,丹贝坚赞任金刚阿奢梨(导师),为雍和宫新建的三世佛像开光,在京期间,每次觐见,都深受皇上的尊崇和殊恩,使一些娴熟朝章礼仪的大臣惊讶不已。从此,赤钦·贡唐仓进入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列,雍和宫至今还保存着大师的寝舍。
  这年冬天,丹贝坚赞不幸身梁时疫。乾隆皇帝派太医前来视诊,章嘉国师回京后也遵旨亲自做禳灾法事,均无效验,于藏历十二月初三日圆寂,时年平33岁。铁龙年(1760年),贡唐仓大管家根敦智华将大师的灵骨舍利从京城奉迎到拉卜楞寺。水马年(1762年),二世嘉木样大师为其灵塔隆重开光。
  第二世贡唐仓大师丹贝坚赞大师一生,潜心学法,学识渊博,法行谨严,致力于拉卜楞寺的教学和护持,两度出任总法台,声名卓著,以后奉旨入京,备受朝廷尊崇,可惜英年早逝,未能施展更大的抱负。
  然而*轮常轮,佛光永照。贡唐仓大师在人间弘扬教法的事业,却
  生生不息

  一团火球自天而来。耀眼的光芒中,第六世贡唐仓大师久美·丹贝旺旭降生

  时轮飞转。第一世贡唐仓大师根敦彭措开创的弘法教业,经历二、三、四、五世贡唐仓大师的发扬,传到了第六世。
  一九二五年九月初八日,第五世贡唐仓大师嘉样·丹贝尼玛圆寂。五年后,拉卜楞寺根据惯例寻访五世贡唐仓的转世灵童。
  “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不同于其它宗教和别的佛教支派的最为独特的方面之一。作为法位继承的一项宗教制度,它来源于佛教的“三身说”理论。所谓“三身”即“报身”、“法身”、"化身”。佛教认为,“报身”时隐时现,“法身”不显,“化身”则随机体显现。一各有成就的正觉者,在他活着的时候,即可有若干个“化身”,在各地行化,“利济众生”。当他圆寂以后,灵魂便转移、化身为另一肉体的人。
  活佛转世制度创立于公元13世纪,最早起源于噶举派中的噶玛派。在此之前,藏传佛教各派的传承,有的采取家族世袭,有的师徒衣钵相传。曾经于1265年——1354年管理西藏地方政权达89年的萨迦派,就是后藏昆氏家族创立的一个教派,为了巩固其家族统治,该教派首领就在贵族中按世袭制传承。西康僧人堆松钦巴对噶举派学说有独到的见解,并建立了自己的学院广授学徒,自创了噶玛噶举派。他于1193年去世后,信徒们把1204年出生,幼年出家学经,对噶举派教义有很深造诣的噶m巴希推崇为堆松钦巴的转世继承人。从此,活佛转世制度开始出现。
  1256年,噶m巴希会见了元宪宗蒙哥,蒙哥赐他金边黑帽一顶,后世便称这一派为噶玛噶举黑帽系。1283年,噶m巴希圆寂时,传法位于弟子邬仅巴并遗言:“拉杂地方,必出一黑帽系者,乃至未来之前,汝当代理一切。”说完把一顶金缘黑帽戴在邬仅巴头上。邬仅巴取法名让迥多吉,继承了噶m巴希的法拉,称为噶玛噶举第三世活佛。公元1333年,让迥多吉受元帝国皇室的邀请,赴京参加了元顺帝的登基典礼,受到元朝的青睐,噶举派遂于1354年推翻了“萨迦政权”,建立了“第司政权”。当让迥多吉第三次上京访问时,不幸染病圆寂,临终留下遗言说:自己将在西藏的工布地方转世。他的弟子据此并根据多种迹象和征兆,在工布地方寻访确认了他的转世。使其成为黑帽系第四代住持。
  自此以后,藏传佛教各派竟相仿效。格鲁派在宗喀巴主持教务时,原实行座主制。随着形势的发展,格鲁派的首领们首先改变了以往各教派只是单纯依赖某一个地方势力的做法,与各地方封建势力广泛建立联系,以争取整个藏族和蒙古族地区的支持。到了十六世纪,格鲁派势力发展到阿里、西康、青海、甘肃、四川等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寺庙集团,而这个集团又以拉萨哲蚌寺的势力最为强大。1542年,担任哲蚌寺第十任赤巴(同时兼任色拉寺第九任赤巴)的第二世达赖根敦嘉措圆寂。1546年,哲蚌寺僧众从堆龙德庆地方找来了年仅3岁的索南嘉措作为前世寺主根敦嘉措的“转世灵童”。这样格鲁派在宗喀巴圆寂100多年后,正式开始了活佛转世制度,并形成了达赖、班禅两位最高的活佛转世全系。达赖从第一世到现在,经历了14世。班禅从第一世到现在,经历了11世。
  活佛转世作为一种有效地避免传承争夺、防止教区和寺院的权力垄断在某个家庭中的礼制,它玄妙、神秘,有一整套复杂而严密的仪程。
  活佛有高低大小之分,一般活佛的转世常常根据前世活佛圆寂前预示的征兆(如出生方向、地点等),经寺院有地位的寺主、大堪布等降神、抽签、算卦,如占卜结果与前世活佛的预示相一致,便根据指点的方向去寻找。
  对于达赖、班禅及一些有影响的大活佛的转世由乃穹降神、喇嘛占卜,或去圣湖看显影,以探求灵童产生的具体地点,其家庭的某些特征、父母姓名及灵童诞生必有的奇异征兆。如若寻访赖喇嘛的转世灵童,还必须由拉萨三大寺的活佛、僧官到拉萨东南方向曲科甲地方的圣母湖看显影,大堪布先向湖中抛撒哈达和宝瓶、药料等物,在湖畔诵经祈祷,然后向湖内观看灵童转生地方的村庄幻景,并将看到的影像详细图画,作为寻找活佛转生地的根据。这样以后,便派出很多活佛、堪布和政府官员按卜卦的方向和圣母湖的显影分路去寻访灵童。灵童寻访到后,取前世活佛生前最常用的器物,与相同形状和数量的其它器物真伪相混,让灵童辩认。如果灵童拿取的正是前世活佛用过的器物,就认为该灵童正是前世的转世。有时寻觅到条件相似的数名儿童,就要通过抽签、抓面丸或金瓶掣签来确定。
  金瓶掣签制度是清朝乾隆皇帝制定的。为了在转世灵童的认定上保持公道,防止舞弊,清朝特赐一金瓶,用于对达赖、班禅及西藏、青海、四川等地大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此瓶保存在拉萨。这一制度明确规定:确认达赖、班禅转世灵童时,必须邀集四大护法王、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举行金瓶掣签认定仪式:将所寻访到的数名灵童的名字、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象牙做的签牌上用纸包好,投进金瓶内,各大活佛和全体喇嘛一同诵“金瓶经”。之后由驻藏大臣起立向东磕头,然后用金箸在瓶内搅三匝,箝出纸包,打开来看,签牌上写的是谁,谁就是转世灵童,最后上报皇帝,由皇帝批准继位。假如找到的灵童只有一名,也要将一个写有灵童名字的签牌,和一个没有名字的签牌,共同放进瓶内,如抽出没有名字的签牌,就不能认定已寻得的儿童,而要另外寻找。有时一位活佛的转世灵童需经几路寻访数年,才能确定下来。
  第六世贡唐仓大师丹贝旺旭,作为藏、川、甘、青及国外均享有很高威望的大活佛,他的出生和被寻访确认,充满了神秘色彩。
  藏历第十五饶迥火虎年(公元1926年)正月十三日凌晨,第六世贡唐仓大师诞生在今四川省若尔盖县。他的父亲为辖美土司久美道吉,母亲名完噶吉。凑巧的是,他并不是降生在自己家里,而是被回娘家的母亲生在舅舅热合东土司家。
  这个婴儿出生时便与众不同。星命占有四寅:寅年(1926年)、寅月(正月)、寅日(十三日)、寅时(凌晨五点)。更奇的是,相传他出生的那一刻,天降火球。凌晨,两个佣人出去挤牛奶,突然看见对面的山头上滚下一个大火球,那火球在空中飞快地飘动,眨眼间便落在门前的煨桑(一种祈祷形式,用松柏枝燃起霭霭香烟,用以敬奉天地诸神)台上,喷射出红红的火焰。佣人又惊讶又害怕,扔下奶桶跑回来,连说带比划讲给大家。家里人跑出去看时,火球还在煨桑台上呼呼转动,光焰四射。不一会,火球又飞起来,飘到房顶,不知怎么地,转眼间便进入房子,漆黑的屋里刹时亮如白昼……就在这时,孩子出世了。第二年,这名在奇异的情景中出生的孩子被若尔盖赤哇噶钦巴赐名班钦嘉,意即班禅保佑的意思。
  1930年,班钦嘉4岁。这一年,五世嘉木样丹贝坚参主持了寻访五世贡唐仓转世灵童的仪式,以确定灵童转生的方位。拉卜楞寺具有赛赤、堪布地位的活佛及喇嘛、所属寺院、部落的代表参加了这一隆重的仪式。先将写有东、南、西、北字样的纸条包在面丸之中,又将面丸放进金瓶,密封后供奉在前世贡唐仓的舍利灵塔前。之后,全体活佛和喇嘛在大经堂诵经祈祷,第二天当众启封摇瓶,一面丸跃出,落到铺在黄缎的盘中,打开一看,卜算指示的方向是南方——四川西部毛尔盖一带。
  于是,寺院派出贡唐仓五世的管家金巴赛多喇嘛带领一些僧人,前往毛尔盖一带寻访转世灵童。他们风餐露宿,一路经过黑错(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首府合作)、阿木去乎、碌曲、贡巴等许多地方,来到甘川交界的若尔盖热合东部落。当地牧民告诉金巴管家一行,热合东土司家有个4岁的男孩,长得俊秀、聪明,并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他出生时的奇异征兆。
  喇嘛听后一阵激动,马上意识到这个男孩可能就是他们千辛万苦所要寻找的灵童,便很快来到土司家。热情的土司把远道前来的客人们迎进房中,恭敬地端上酥油奶茶。但当金巴喇嘛说明来意时,土司却立刻摇头说,他家没有男孩。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热合东土司家没有男孩,在妹妹完噶吉快要生育时,土司把她接回娘家,打算如生个男孩,就留给自己。后来孩子出生时又显现异常征兆,人们都说将来肯定是个大福大贵之人,他更是喜欢得不得了,心里舍不得。二是这孩子虽在他家,但真正说起来却不是他的孩子,他不能私自做主,因而推托否认。
  喇嘛们见土司说得十分肯定,又看他家确实没有男孩(这天班钦嘉到屋后的山上玩耍去了),只好离开土司家,继续上路去玛曲县寻访。
  在行至一个水草丰美、名叫布熙错(鹿羔湖)的地方时,碰见一个手拄拐杖的长须老人,领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孩从湖畔迎面走来。看到喇嘛们认真打量小孩,老者便问:“你们是不是在寻访贡唐仓活佛的转世灵童?”喇嘛们惊讶地反问:“您怎么知道?”老者从容不迫地回答:“你们一到这里,草原上就传开了,听说热合东土司家有个男孩,你们去看看吧。”喇嘛们向老者讲述了去土司家的情况。老者听后用十分肯定的口吻说:“你们再去就会见到那个孩子,其中的缘故土司会向你们解释。”
  喇嘛听后半信半疑,但为了慎重,谢过老者后还是调转马头往回走,等回头望那老少二人时,早已不见了踪影。虔信神灵的喇嘛们预感到可能是神在显身指点,便策马直奔热合东土司家。
  进了家门,喇嘛们果然看到有个男孩。看见几位身披袈裟的陌生人进来,他毫不避生,用黑亮黑亮的大眼睛好奇地打量。喇嘛们也认真地看视这个不同寻常的男孩:只见他皮肤白净,高鼻大耳,面容俊秀,十分惹人喜爱。深怀歉意的热合东土司告诉喇嘛们:“这孩子是辖美土司寄养在我家的。”金巴喇嘛一边向土司询问男孩的名字、年龄、出生时的情况,一边从马褡裢里拿出糖果、葡萄干等许多东西,招呼小男孩来吃。班钦嘉落落大方地走过来,把金巴喇嘛放在他手心的淡绿色葡萄干一粒粒送进嘴里,那甜甜的、酸酸的味道是那么好吃,他高兴地吃个不停,同时对这位给他葡萄干吃的金巴喇嘛产生了好感,坐在了他的身边......
  60多年后,当大师回忆此情此景时,幽默而感慨地说:“我是他们用葡萄干哄来的。”
  的确,小时候的班钦嘉和草原上别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他在牧区,喜欢蓝天、白云、牛羊、马群,饿了吃牛羊肉、糌粑,渴了喝酥油茶、酸奶。和小伙伴在一起,尽情嬉戏于绿毯般的草地,白雪皑皑的山腰,清流潺潺的溪水边。他生在热合东部落,一直由外祖母和舅母抚养,很少见到草原以外的人,甚至连生身母亲也是在他3岁时见过一面。那一年郎木寺的一位活佛来到热合东土司家念经,他的父亲和母亲听说后也来了,外祖母指着她的女儿对孙子说:这是你的母亲。那时他毕竟太小,又没有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因而他记忆中的母亲,除了白白的牙齿,亮亮的眼睛外,其他一切都很模糊。对外祖母,他倒怀有特殊的感情。他长大后才知道(那时他已成为万众敬仰的活佛),他的外祖母还是一位汉族姑娘呢。据说有一年,四川松潘一带受了大灾,许多穷苦百姓出外求生。有一户张姓人家逃荒到了若尔盖的热合东部落时,年轻的土司看上了那位虽衣衫褴褛,却端庄清秀的姑娘。一经说合,汉族人家高高兴兴地答应了,土司家给了一些粮食和财物算作彩礼。这位汉族姑娘,就是班钦嘉的外祖母。
  1931年2月11日,第五世嘉木样在释迦牟尼佛像前问卜,正式认定班钦嘉为第五世贡唐仓丹贝尼玛的转世。从此,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不再是草原上与牛羊为伴,以帐篷为家的普通的藏家孩童,而是万众敬仰的活佛了。
  先是拉卜楞寺院派来的僧俗人员,为他在舅舅家的旁边搭起了崭新的大帐篷。这帐篷作为他被迎请到寺院的临时“行宫”,里面铺了厚厚的毛毯和垫子,外面挂满了红、黄色的经幡。白云、蓝天之下,轻风吹动着印有佛经咒文的经幡,每摆一次,便向天地之神传达一遍经文......喇嘛们向他献上哈达、袈裟、卡垫,薛敬地把他迎进帐篷,吃饭、穿衣、洗漱等生活起居,开始由喇嘛专门侍候。
  之后便是无数的信民络绎前来朝拜。喇嘛们教他坐在活佛专用的卡垫上,接受人们敬献哈达,顶礼膜拜。虔诚的人们,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哈腰低首走进帐篷,跪在他的面前,他按喇嘛的指点伸出小手,给跪拜者摩顶祝福。开始他感到好奇,后来习惯了,只觉得摸一天下来,手臂十分酸痛。大师回顾说:“其实这最初的活佛生活并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最使我难忘的是换衣服。那是农历二月,草原上还是一片冰天雪地,喇嘛们脱下我原来穿的皮袄,给我用冰水沐浴,冰得我浑身发抖,直到给我换上从寺院带来的黄缎新棉袍。
  六月六日,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首次讲经的纪念日。在这之前的六月初四,拉卜楞寺派四大赛赤之一的德瓦仓活佛带人专程来到热合东部落,诵经之后,给灵童正式穿上了红艳艳的小袈裟,但见他眉清目秀,举止沉稳,俨然一副活佛的仪态。
  按照藏传佛教仪规,灵童认定后,寺院要给予其生身父母赎价(即抚养费),数目依活佛大小而不同。以前,拉卜楞寺院赛赤赎金650元白洋,堪布450元白洋,法台衔350元白洋。班钦嘉被认定为灵童后去了辖美部落,在抚养费的问题上,辖美部落和热合东部落间发生了争执:两部落都说灵童是自己的。当然他们绝非为争650元的抚养费,而是为了荣耀和将来为大师所要承担的义务。这一小小的“插曲”,最后以寺院向两家都给了抚养费而圆满解决。

  5岁灵童登席继位。隆重、盛大的迎接仪式、坐床大典,轰动甘青川草原

  1931年农历九月中旬,五世喜木样丹贝坚参派拉卜楞寺四大赛赤中的萨木察仓、德瓦仓两位活佛,率领近百名僧侣来到辖美部落,隆重迎接五世贡唐仓的转世灵童进入拉卜楞寺。
  在藏族人民的心目中,活佛是至高无上的。他们的转世,是整个教区乃至全藏区的重大事件。德高望重的贡唐仓活佛的转世要被拉卜楞寺院迎请回去,这对于甘川交界,尤其是若尔盖12个部落的草原人民来说,是一生中难得遇到的一件大事。
  灵童的帐篷周围,插满了经幡、五彩旗帜,桑堆不熄地燃烧,香料柏枝特有的芬芳沁人心脾,袅袅的蓝烟弥漫空中。各部落的民众穿戴一新,屋顶竖起簇新的经幡,邻近部落的牧民带着礼品,扶老携幼,闻讯早早赶来,生怕错过了这一吉祥的喜事。
  九月里,草原还是“容光焕发”的时节。茂密的绿草如华美的绸缎,金黄、艳红的野花星星点点,恰如缀在上面的图案。看不见踪影的鸟儿起劲地鸣啭,清丽悦耳。白的羊儿,黑的牦牛,一群群)冊谠洞近处的≥地上,d嘞械爻?棥q妨愕奶炜誏薜猛该鱴蟛菰谠绯课?8的阳光BO透出勃?生机..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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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0日,灵童到达拉卜冁寺。整钙夏河v刑诹耍⊥?D寺院的路上,噬万名群众夹道迎接。这些从各个部落风餐露宿,骑马赶来的虔诚的牧民们,看见佛轿到来, 对兜貫衙薄⑼浔、托袖跪皏,无蕿的哈达簯布施抛撒过来,寄托着他们对活佛的?限热和期望仯寺院外面,拉卜捞寺全体?嘛隆重迎候,和着宏亮的诵经声、鼓声、钹声、号角声响彻峡谷......
  灵童在庄严的气氛中下轿。喇嘛们簇拥他进入贡唐拉章(主管活佛府邸及活佛有关事务的机构),稍事休息后,被请到活佛府邸的经堂(礼堂),坐到了前世贡唐仓大师坐过的高大法座上。拉卜楞寺具有赛赤、堪布及侧席(大经堂集体诵经时,坐在中排左右的,称侧席地位)地位的活佛们,首先鱼贯而入拜见灵童,随后是大小喇嘛和群众代表晋见跪拜。五世嘉木样先派来代表,献了哈达。
  拜见仪式持续了很长时间,从中午开始一直到太阳落山。人们为灵童敬献了丰盛的礼品,表示五谷丰登的“迭卡”,意指盛有13种糖果食品的大盘,如葡萄干、核桃、红枣、柿饼、桂圆、荔枝等,品种越多越显得尊贵,最多为13种,最少为两种。由于藏族地区不出产这些东西,呈现13种“迭卡”被视为最珍贵的礼物。头尾俱全的熟羊(俗称全羊)、大块的酥油以及成群的马匹、羊只这些牧区的特产更是不计其数。拉卜楞寺的根本寺主青海河南蒙旗亲王等专程送来了成匹的氆氇(藏区常见的一种衣料,用彩色毛线手工织成)、绸缎、银元等。曾经肆虐拉寺,被甘南藏族人民视为仇敌的国民党青海省主席马麒也派代表送来银元、绸缎、玩具等贺礼。囊欠的喇嘛事先油炸了许多长油饼(藏语叫‘热米热巧’),凡来拜见的男女老少每人赠送5个,以示答谢。
  九月二十二日是佛教界的重要纪念日,即佛祖释迦牟尼下凡日。寺院选定这一良辰吉日为五世贡唐仓转世灵童举行登席继位(俗称‘坐床’,其实不是床)大典。寺院中心的大经堂里,闪烁数千盏明亮的酥油灯,氤氲的香烟缭绕其中,几千喇嘛身着崭新的袈裟,盘腿坐在卡垫上,头戴法帽(形同鸡冠)的大小活佛就位于各自的座位上,萨木察仓、火尔藏仓两位赛赤活佛搀扶灵童坐在嘉木样座前的位置上。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活佛、喇嘛们齐声诵经。灵童向佛祖释迦牟尼、藏族先祖松赞干布、宗喀巴等各教派传承师祖敬献哈达。从这一天起,班钦嘉正式成为第六世贡唐仓活佛,可以启用前辈活佛的大印了。
  活佛坐床是一桩重大事件。为庆祝六世贡唐仓活佛坐床,拉卜楞寺教区内的大小寺院,举行乘布大会、念经祈祷。各界举行歌舞活动,向活佛献礼、颂辞。牧民们载歌载舞,进行赛马和射箭比赛,以祝祷吉祥。在这些庆祝活动中,最盛大的要算寺院诵经三日后于二十九日举行的九月大法会。
  这一庄严的禳灾法舞是由拉卜楞寺主要研究密宗喜金刚的生起和圆满次第之道,兼修天文、历算、藏文文法、正草书法、音乐、法舞等的喜金刚学院主办。这种跳神舞起源于八世纪中叶,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派大臣到印度迎请莲花生祖师来吐蕃传法,在西藏山南建起藏传佛教第一座寺院桑耶寺。相传莲花生为调伏恶鬼,在所行仪规中率先应用了这种象征佛法形象的鬼神舞,经过后世宗教大师们的相继改进和规范,作为宗教仪规,世代传承了下来。
  法会这一天,六世贡唐仓在喇嘛们的服侍下,早早地起床、洗漱,吃过饭便来到嘉木样大囊的图丹颇章宫,坐在楼上前廊他的专座上,兴致勃勃地观看法舞表演。楼下开阔的广场上,着红色袈裟的喇嘛们,蹬皮靴、戴礼帽,袍子鲜艳、装饰华丽的男女牧民,密匝匝围一个半圆形。场地边,摆放了象征地、水、火、风的三角叉,坐着20多名喇嘛组成的乐队(其中6名鼓手,8名吹长筒喇叭)。
  震撼人心的法器声中,6名戴黄脸面具的童子出场舞蹈,揭开了法会的序幕。接着是名叫“载末尔”的土地护法神,戴五头面具,外绘三晴,身披串满人骨珠子的铠甲,左手执旗,右手执矛,前胸系着光闪闪的圆镜,镜中央画着符咒。两名黄脸、四名红脸、一名绿脸的“阿杂拉”(侍从),头戴三只眼睛、五人头的面具,右手执刀,左手执套索舞蹈。这是第一场。
  第二场的主角是戴绿面水牛头面具的法王,一手执人骨架棒,一手执一端有钩的套索。法王的明妃则戴绿头无角面具,一手执人头骨碗,一手拿三叉戟。戴有五人头,黄、红、蓝、绿各色面具,手执大刀的武士随后。最后出场的是戴鹿头面具者。这些角色围成圆圈,法王居中与众随从舞之蹈之,次序退场。鹿的出场有特殊的含义,民间视鹿为欲望强烈的动物,但在佛教教义的感化下,它们放弃了动物低级的欲念,具有了高尚的灵魂,皈依佛门,成了佛的忠实护法。
  第三场,财神北方天王出场。天王红脸,右手执伞,转动即落宝,左手执鼬鼠,口中吐宝。他的三名随从分别拿着匕首、枪、旗、盾、刀,他们尽情舞蹈,表现镇慑鬼怪的威武。上述各个法王在炉、香、乐器的迎送下轮番出场,旋转舞动,象征神的力量。
  最后一幕,15名戴“黑帽子”(象征红教僧)者出场,每人右手拿金刚杵(木头做的三角形镇邪法器,上绘图案),左手执人头骨碗。黑帽为六角,每一角画有人头,黑顶中心有黑绒球,绒球上依次是人头骨、金刚、金云,云下为六轮。云代表头,轮象征愤怒。跳舞者用黑布蒙口,黑线画脸,表情愤怒,袍外佩戴人骨念珠,代表经典齐全。这一场舞蹈内容和含义更为丰富。先是黑帽者群舞成圈,两名持瓶者进入中心,把瓶中“金酒”(铁、金、银、铜捣成粉末,再注入酒而成)倒入杯中,再加一些大麦粒,边舞边将“金酒”撒出去,前两次撒向后面的喇嘛和护法,后两次撒向前面的护法侍从和土地神,以求神明保护佛法。
  在一阵降妖除魔的舞蹈之后,戴黑帽的首领两手合掌,口念真言,用短剑砍入黑布上假设的肉体,并割人皮黑包袱之肉分给每一侍僧的骨碗中。法会在集体舞蹈中结束。散场后,各角色还要将祭品抬出去焚毁,才算诸灾已禳,诸恶已除。
  这种没有歌唱、哑剧似的系列跳神舞蹈,完全以不同的面具、法器、法衣区别法力和身份,局外人很难看懂,只有喇嘛和从小在宗教氛围中长大的藏族同胞,才能领会其中的含义,他们看得津津有味,陶醉其中。你看护法神形象威猛,舞蹈动作舒缓,动态造型强,具有一种庄严肃穆的威慑感。鬼怪舞蹈节奏急促,动作凌乱,张牙舞爪,变化无常,给人一种恐惧感。伴随场上鼓钹齐鸣,号角声声,唢呐阵阵,极易把观众带入一种震撼人心的宗教文化境界。
  六世贡唐仓坐在高高的楼廊上,以孩子的好奇心认真观看楼下复杂多变的表演。听着喇嘛们讲解法会的内容及其象征,他感到又新鲜又奇异。只是五岁的活佛还没有意识到,他的一生将与这种宗教文化密不可分了。
  1932年,六世贡唐仓七岁,到了授沙弥戒的年龄。农历正月初八日,受戒仪式在贡唐“格勒德央宫”(意为吉祥如意的礼堂,带有高轩的大厅,可坐一二千人。三世贡唐仓丹贝仲美曾在这里经常讲宗喀巴的“德那木”经文,信徒们便把他讲经的地方叫德央,后来安多地区的活佛纷纷仿效,把自己的府邸也称之为德央。)举行,由拉科·久美陈勒嘉措任受戒师,后来成为十世班禅经师的桑科·久美仓任规范师。沙弥戒受持36条戒律,如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饮酒、不视听歌舞、不坐高广大床、不非时食等。大师在释迦牟尼佛像前宣誓后,拉科仁波且(仁波且为“尊贵、珍宝”之意)赐给大师法名久美·丹贝旺旭·久扎秀理南嘉,“久美”是受戒师的一个字,“丹贝旺旭”意为“宗教权威”,“久扎”是“无畏之意”,“秀理南嘉”则为“无可比拟之意”。
  三月,寺院为他选派来毛尔盖·图丹喜措作经师,贡唐仓活佛正式开始了3年的学前教育。图丹嘉措经师50多岁,具有“多然巴”学位,是当时藏传佛教界很有名望的高僧,曾被九世班禅曲吉尼玛请到后藏札什伦布寺,给他做辅导。这位高僧不仅学识渊博,而且面容慈祥,心地善良,对年幼的贡唐仓活佛十分疼爱,教学时循循善诱,从不厉言厉色。小活佛悟性很高,学习十分用功,不用教师过于操心。功课之余,教师常常让喇嘛带他到大夏河对面的禅林里追逐嬉戏,认识大自然。慈善的图丹嘉措经师教他藏文,教他佛经,给他讲草原和佛经以外的许多事,使小活佛学到了知识,感到了胜似家乡亲人的温暖。几十年中,贡唐仓大师与老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老人于1955年9月19日圆寂,大师悲痛万分,举行了盛大的供祭。他一直敬重地保存着老师的骨灰,直到“十年动乱”中他的囊欠被查抄时下落不明。至今,每年的9月19日,大师不管多忙,也要为老师念经、供祭。
  1935年,9岁的贡唐仓活佛前往四川阿坝他的本寺查理寺,拜见三世安曲活佛嘉样钦热嘉措仁波且。查理寺是阿坝州最大的寺院之一,是二世安曲活佛建造的,他后来把它赠送给了他的老师、四世贡唐仓丹贝嘉措。这年11月11日,贡唐仓活佛向拉卜楞寺总法台德瓦仓活佛报到,正式入闻思学院学习。
  六世贡唐仓活佛从转世认定到入寺学习这一段时间,正是拉卜楞寺劫难后不久。
  1916年,16岁的四世嘉木样尕藏图丹旺杰圆寂。十八囊欠之首的阿莽仓任“司姜”(即摄政)后,与掌握财权的“襄佐”(大管家)李宗哲不和,互争不下,李宗哲(本名为宗哲,李是后来跑青海后所加)控诉于北洋政府行任的甘肃省民政长兼署都督张广建,张令驻守青海的宁海镇守使马麒查处。马麒先派原在拉卜楞寺塔哇(寺院附近依靠寺院生活的村庄)驻防部队中任翻译的马寿前往调解,阿莽仓以干涉寺院内部事务为由加以拒绝。马麒继派西宁道尹黎丹前往,调解无效。黎丹返回西宁的途中遭到藏民仗击,幸而脱险。马麒因而大怒,于1918年6月派他的弟弟、宁海军玉树防务支队司令马麟率兵1000人赶赴拉卜楞寺,企图用武力解决争端。马麟部队在距拉卜楞寺五六十里的甘家滩,被阿莽仓布置的藏兵包围。马麒奋战突围,马麒又派出马海渊、马腾凤、马辅臣等“马家将”增援。双方在甘家滩激战,结果藏兵败退。马麒于是进驻拉卜楞。
  一月之后,阿莽仓发动阿木曲乎等部落藏兵和青海黄南热贡部落合攻拉卜楞,激战数日,又败退。这一仗,藏兵伤亡约两千余人,马麟部队死伤二三百人。马麟乘机纵兵抢掠,寺院和藏民损失很大。11月,马麟又率4000余兵力进攻阿木曲乎,阿莽仓抵御不了,逃至欧拉部落,后去世。马麟纵兵焚烧阿木曲乎寺院,屠杀藏族僧俗男女700余人,直到阿木曲乎头人表示屈服,才收兵。根据拉卜楞寺僧俗民众的心愿,五世贡唐仓丹贝尼玛出任摄政。
  1920年农历2月11日,拉卜楞寺经第九世班禅大师卜算,由摄政贡唐仓活佛找寻,认定1916年出生于西康理塘营官坝彩玛村黄位中(藏名贡保端主)的第四子为上世嘉木样转世灵童。黄位中原为清朝世袭宣抚司,清末四川改土归流时改授土保正。9月,黄位中全家随嘉木样到拉卜楞寺,五世贡唐仓辞去摄政职务。开始时,马麒对黄家极尽拉拢,自己不仅与黄位中结拜,还让他的儿子马步芳与五世嘉木样长兄黄正结拜为兄弟,实际上是不想让黄家掌权。加之驻守拉卜楞寺的宁海军经常插手寺院内部事务,多方敲窄勒索,甚至直接侵夺寺院某些职权,黄家与马麒形成尖锐冲突。后来马麒增调来60名骑兵驻守拉卜楞,又在黑错(今合作)设茶粮局,以宁海军管带马海渊为局长。此举受到僧俗群众反抗,藏民赶走了骑兵,迫使马麒调走了马海渊。在双方矛盾日趋尖锐之际,1923年,马麒又一次以势强压,他到达拉卜楞寺后命令马麟向拉卜楞寺宣布:不许五世嘉木样家属参与寺院事务;所属部落枪支一律收缴,并交出战马1000匹;嘉木样的80名卫士,各缴出长枪一支;向寺院罚银800秤(折合4万两),罚僧众每人白银50两。
  命令一经宣布,立即强迫执行,就边“佛父”黄位中、“佛兄”黄正清的枪也被收缴。马麒还逮捕了寺院有关管家和欧拉等部落头人20余人。面对马麒的这一横行霸道,黄家一方面不断向甘肃军政当局控告,派僧众组成代表团赴兰州要求惩办马麒,恢复嘉木样寺主的权益,另一方面嘉木样一家不得不离开拉卜楞寺,出走各地进行宗教活动,同时发动群众,组织武装,以驱逐宁海军。
  马麒闻讯,立即先发制人,派马麟率宁海军24营,约万余人,进攻拉卜楞。寺院兵分两路,一路围攻驻军,一路迎击马麟,双民发生激战。终因马麟兵力强大,黄氏父子不得不率藏兵撤往桑科、黑错,马麟部队一路烧杀抢掠,骇人听闻。曾经亲赴草原调查这一事件的共产党人宣侠父在他的《西北远征记》中这样记述:
  “西宁的骑兵,突然围攻拉卜楞寺,嘉木样在乱兵中出奔甘边刚察寺。嘉木样的父亲,汉名黄位中,藏民称他为‘耶夫’,他当时号召附近的藏民部落,共计五万余骑,和马麒在刚察附近的草原激战。最初的交锋,藏民勇悍异常,他们都脱得一丝不挂,裸体持着长矛,奋马向前直冲,使马麒的骑兵,受了极大的损失。后因甘督陆洪涛派员传令双方暂时停战,静候督署察办。敦厚的藏民,以为督办既然前来察办,一切当然可以静候解决,便漫无防备地屯扎在无险可据的草原上。然而马麒却从来没有将命令不出兰州的陆洪涛放在眼里,于是乘藏民毫无准备的时机,促兵进攻。当马麒的骑兵冲击藏民的营垒时,许多藏民尚鼾声呼呼,在睡梦中,蓦地被一阵枪声所惊醒,手足无措地东西乱窜,无抵抗地被马麒杀了几千人,其余的也只好保护着嘉木样向川边溃腿退。马麒的骑兵,于是摧毁了附近藏民的村落,焚烧寺院三十几座,被杀妇孺共计七千多人。”
  “马家军”这一疯狂的惨杀,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拉卜楞寺此后一直控告马麒,却如石沉大海,无人主持正义。1924年农历5月。五世嘉木样及其家属借赴兰州朝拜班禅大师之机,谒见甘肃军政首脑和知名人士,要求伸张正义,敦促宁海军撤离拉卜楞。1925年,黄位中又派九人代表团赴兰州,呈递请愿书。这时,国民军总司令兼甘肃军务督办冯玉祥所属第七方面军总指挥兼甘肃省省长刘郁芬率部进入兰州,共产党人宣侠父在其总指挥部政治处任党务特派员。他在兰州见到了嘉木样长兄黄正清,听了他的控诉后,给予了大力支持,帮助起草控诉马麒的状子,又亲自深入甘南草原调查,听取佛、僧和广大群众的意见,提出了解决办法。之后,宣侠父协助印发的《甘边藏民泣诉国人书》到了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命令冯玉祥处理,冯玉祥让刘郁芬查办。就这样,在宣侠父等的帮助下,1927年春在兰州谈判订立了《解决拉卜楞案件的条件》,决定设立拉卜楞设治局和拉卜楞番兵司令部,直属甘肃省政府,脱离西宁道管辖。肆虐拉卜楞及甘南藏区10年的宁海军全部撤走。
  1927年6月,在宁海军逼迫下出走甘、青、川边界地区的五世嘉木样全家迁回拉卜楞寺。这年嘉木样五世只有11岁,他从5岁登席继位以来,经历了拉卜楞寺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劫难,一直有寺不能归,四处奔波,历尽艰辛。拉卜愣寺和甘南草原遭受的这一巨大灾祸,自然是想“灭番禁佛”的马麒、马麟犯下的罪行,但与寺院出了李宗哲那样的不良之徒不无关系。因此当1931年5岁的贡唐仓活佛在继位典礼后去拜见他时,15岁的五世嘉木样对这位大赛赤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希望他早日学成,协助他重振佛门圣地。
  六世贡唐仓活佛和历辈贡唐仓大师一样,没有辜负僧俗大众的这一期盼。


  苦修岁月


  也许是早有预见,抑或是特别偏爱,拉科仓大师为贡唐仓活佛传授了数百个密宗灌顶

  1935年,9岁的贡唐仓活佛经过三年学前教育,正式进入拉卜楞寺最大的闻思学院学经。闻思学院,俗称“大经堂”,是拉卜楞寺僧人学习显宗(即佛教哲理)的学院。
  藏传佛教格鲁派注重显密双修,作为格鲁派僧人学习根本的显宗学院,大经堂不仅在拉卜楞寺规模最大,最盛时僧侣达3000人之多,而且学级之多,年限之长,修课之繁,远远超出其它学院。它仿效拉萨哲蚌寺郭莽扎仓建成,主习显宗一切规章教律,以研究三藏(即论藏、律藏、经藏)、三学(即戒律、禅定、胜慧)、四宗(即有部、经部、唯识部、中观部)为主,通过背诵、师授、辩论的形式,达到通晓释量、般若、中观论、俱舍、律学五部大论。这五部经典,是僧侣必修的课程,分13个学级进行,一般要15年才能学完。
  因明部,学程五年,分五个五级。一至四年级为集类,即五大论的启蒙课程,通过常识性的一般辩论,学会一定的逻辑学和认识论,能够解释“正确认识”与“不正确认识”之间的区别。第五年学习因明,即佛家逻辑和认识论,要求逐渐提高,辩论更深的内容,如“人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等。要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背诵《入中观论》和《现观庄严论》二部经文,达到这个标准,可进入般若部学习。不及格的,除受斥责外,派作经堂的勤杂。
  般若部,学程四年,分为四个学级。所谓“般若”,意为“智慧”,学习内容进一步深入,着重阐明证得解脱的方法,如何成佛。在般若部毕业后,如是活佛便可被选派为属寺和本寺的法台,一般学僧即相当于高中毕业,还不能算作学者。学习无前途者,可参加职业训练,如刻经版、经济管理等。
  中观部,两年学程,分两个学级。所谓中观论,系佛教宗派之一,为格鲁派的主见。它取佛家常说的“断见”和“常见”两种见解的中间观点,即不断不常之折衷观点,称中观学派,主要内容是阐明一个信徒从发菩提心,直到佛果功德完成为止。
  俱舍部,四年学程,为一学级。所谓“俱舍”,意为对法藏论,包括“颂”与“论”两种,实际上是解说和论证佛经仪理的一种体裁,是成就佛教智慧的手段。
  戒律部,只此一级,修行期限不定。律是佛教对比丘、比丘尼所制定的禁戒。戒律部是僧人在学习理论之后,以修行持戒为主的学部,没有一定的年限。许多僧人到此为止,有的终老一生,有的另谋发展,有的转入其它部门,只有极少数具有高深学问的人,才能考取“格西”学位。
  闻思学院的学习方法是背诵与辩论相结合,辩论尤为重要,分为三种形式:最普遍的是在讲经院本级僧侣互相问答,答辩者一至二人,提问者不限,或两名答辩者到上级班去辩论,由上级僧侣提问;也可以是两名答辩者到下级班去辩论,由下级级长或学习优秀者提问。第二种是在每年4月19日至24日举行的辩论大赛上,寺主嘉木样亲自参加主持,学院高僧和僧侣全部参加。第三种是在七月法会和重大喜庆日子里,在大经堂内由两人行走答辩。
  闻思学院的最高学位为“多仁巴”,这一学位的考取十分严格,考僧必须是俱舍部毕业者,先是法台经观察、了解,在俱舍部学僧中选出120人作为“多仁巴”候考人。正式考试的前一月,由嘉木样预考一次,令其背诵五部大论之“根本论”,合格者,才能参加正式考试。
  “多仁巴”候考人参加考试,每人一生只有一次机会,凡考试不及格,或自愿退出的候选人及未被选为候选人的学僧,终生再无考取机会,他们只有在戒律部养老。“多仁巴”考试科目为五部大论,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在农历正月十七至二十一日,第二次在农历七月初九至十三日,每年只录取两名,因而十分不易。
  考试方法别具一格,不是人们印象中静悄悄的笔试,而是大庭广众之下的当场回答。考试前,总法台通知全寺的格西僧众到会,考场气氛庄重,有时临时撑起大帐幕。遇到大活佛参加时,会场更为庄严肃穆,笙箫管笛声和谐幽雅,香柏青烟缭绕,各执事喇嘛们服饰华丽,步态安详......考生坐于中间,任凭僧人和格西们问难,考生必须一一回答。提问者提出问题时,拍掌高呼,挥舞念珠,做出各种奚落答辩人的傲慢姿态,答辩人不准发怒、生气。答错时,僧众以手背相击,呼喊“嚓嚓嚓!”答辩者答不上来,或提问者提不出问题时,全体僧众鸣掌高呼“噢哈哈!”喝倒彩以示讥讽。答辩者或提问者得胜时,僧众随时喝彩,表示赞赏。胜者兴高采烈,败者羞惭难堪。整个辩论过程情绪热烈,气氛高涨。藏传佛教这种独特的考试方式,比一般考试只限于一个问题或几个问题的回答难度要大得多,它是对考生各方面素质的考验。如果考生对所学经典不能融会贯通,就难以回答众僧从各角度、各层次、各方面提出的问题。
  贡唐仓虽然是拉卜楞寺地位崇高的大活佛,他在闻思学院的学习却清苦而严格。那时寺院的规矩是各活佛的生活由各自的囊欠负责,寺院并不统一供给。囊欠富一些,活佛和他身边的喇嘛生活就好一些;囊欠穷的,生活就差。贡唐仓的囊仓本来比较富裕,但由于五世贡唐仓圆寂后举行了盛大的供祭,花费很大,到六世贡唐仓时,就不太富裕了。囊欠的收入主要靠布施,六世贡唐仓年纪小,不能出去进行佛事活动,布施不多。加之他的囊欠很大,有10多个院子,每个院子都有分管各人事项的人员,开支很大。所以大师生活比在舅舅家时清苦得多。常常是早上起来,喇嘛送一点酥油糌粑,中午不送饭,只吃点早上剩下的东西,直到晚上开饭。至于肉,一周左右才能吃到一两次。为了改善生活,管家曾派出两个喇嘛,到四川松潘和青海做茶叶和盐巴生意。
  大师学习十分认真。每天天不亮起床,洗漱后吃点糌粑,在太阳出山前赶到学院。学习地点冬春在金瓦寺右边的露天论坛,夏季则在小松林论坛里。与盘腿席地而坐的喇嘛相比,他得到的唯一优待是可以坐在石台阶上,但没有座垫。冬天下大雪时,“课堂”才改在经堂里。一天的功课排得满满的:上午念、背、辩(讨论);中午回囊欠吃点东西,稍事休息,继续念、背、辩,晚上又学到星斗满天。通过这样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苦学,年轻的贡唐仓活佛在学僧中出类拔萃,学问日深。白天,他驾着理解之舟,沉浸在印度弥勒及宗喀巴、甲曹杰等大师所描绘的佛经世界里;晚上,躺在他囊欠的卧室里,常常闭目默思,以求顿悟。
  1944年,贡唐仓活佛已在闻思学院学习9年,作为活佛,他可以毕业了。这年冬季学期,他与益西嘉措结伴就《般若论》辩论。在一连五天,每天三场的毕业辩论中,年轻的活佛思维敏捷,对教程理解深刻。面对多位学者的提问,他沉着应答,吐词精妙。拉卜楞寺数千喇嘛旁听答辩,不断地以欢呼和鼓掌表示叹服。一些高僧对他的回答极为满意,还特意赠送了有奖励含义的礼品。
  在专心学习显宗的这段时间,贡唐仓活佛曾于1936年随嘉木样大师,前往夏河县甘加草原,迎接莅临拉卜楞寺的第九世班禅大师。
  1937年5月5日,五世嘉木样赴西藏求法。临行前,贡唐仓活佛在他的拉章为嘉木样设宴饯行,呈送曼陀罗(梵语音译,“坛”、“坛场”之意,为密宗修行的一种仪规)等礼品,并亲自送到青海的果洛,之后顺便回到若尔盖草原看望他的亲人。
  1938年,活佛因吃韭菜中毒,病情严重。嘉木样得知后专门从西藏发电慰问。佛父闻讯后请若尔盖辖曼寺的洪拉大师算卦求治。洪拉梦中见一首诗,诗文提示“赴南方为宜”。大师启程南行,经过甘川交界的墨曲河后,果然不治自愈。在查理寺,三世安曲活佛为大师传授了长寿灌顶等。
  使贡唐仓活佛永生难忘的是,在他学习显宗理论的这一阶段,一位著名的高僧为他传授了数百个密宗灌顶。这位大师就是拉科仓·久美陈勒嘉措。这位高僧虽然佛位不高,但佛学造诣博大精深,德高望重,名贯青藏,弟子众多,曾作过第九世、十世班禅大师,第五世嘉木样,以及甘肃、青海、四川各大寺院许多活佛的传法教师。他一生收到的布施很多,全部修了寺院,塑了佛像,主要著作有《中观广破认识论》、《至尊罗桑嘉样益西丹巴坚参传》等。他圆寂时,留下遗嘱,不再转世,因而退出活佛转世系统。
  1939年,13岁的贡唐仓活佛在拉科仓大师座前,聆受了弥扎、金刚曼 、瓦日百法等密宗灌顶。这些灌顶短则十几天,长则一个月,如金刚曼总共要灌42次,最多时一天三四次,前后达24天,从此,拉科仓活佛似乎对这位年轻的活佛寄予了极大的希望,或接受其请求,或主动为其传授密宗。从而使贡唐仓大师成为目前中国藏区接受灌项最多的一位大活佛。
  密宗,藏语称为“桑俄”,意为“秘密真言”,也称“密教”、“秘密教”、“瑜伽密教”、“金刚乘”、“真言乘”等。它是相对显宗而言的。显宗为哲理,指通过明显的教理去修证,可向任何人传布;而密宗则修习一些不允许向外人道的密法,最后获得正果。按照佛教教义,显宗、密宗是学佛的两种途径,两条道路。不同的是,显宗是为大众设置的,而密宗是为少数有“法器”的人设置的。
  “只向少数有‘根器’的人秘密传授真言密法”,这是传承密宗的根本原则,这即是通过广授法师之灌顶,使有“法器”的弟子入密宗金刚乘门,完全摆脱生死轮回之苦,进入涅磐寂静的境界,达到自身和众生的解脱。
  在宗喀巴之前,藏传佛教显密两派曾长期争论,甚至水火不容。宗喀巴认为显密二宗如同鸟的两翼一样,应该互相帮助而不应互相轻视、排斥。在修习上他提倡显宗、密宗并重,以持戒、修德为本。倡导在学习显宗的深厚基础上,才能系统修习密法。密宗讲究修持,仪轨复杂,所有设坛、供养、诵咒、灌顶,均有严格规定,需经阿奢梨(导师)秘密传授。
  修密宗者必须先发“净菩提心”(即自性清净心),具有“救度众生”的大慈大悲,然后拜师。在上师确认其具备修习密宗的潜能和可获“正果”的希望后,才接纳弟子,作一次入密门灌顶仪式,这时才进入被视为密宗“根基”的“加行道”修持。加行道修持有几种: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四皈依”、五体投地叩拜的“大顶礼法”、供曼陀罗、念神咒。只有把加行修持的上述各项修满10万遍,才有资格进修本尊法。如果被上师观察为是大根器者,则可在属于成就修持和高级修持的“五部无上金刚大法”(大威金刚、胜乐金刚、时轮金刚、集密金刚、欢喜金刚)中选修一种而专修。
  传授密宗有五种层次:大灌顶,即当场赐予所修本尊的权力;小灌顶,赐予以后的权力;教敕,专门讲授密典;另外一种是一边念经,一边解释疑难。第五种是打开经卷,一直念下去,一句话也不说。藏传密宗把“上师”作为修行者修法求道的必备条件,强调“视师如佛”,上师被尊为传承释迦佛祖全部智慧遗产者和真谛阐述者,因而弟子要在莲花台前向上师和佛前跪拜三次。
  贡唐仓活佛所学的大小500多个灌顶,除两个为当时查理寺80多岁的安曲活佛传授外,基本都是拉科仓大师传授。十分珍贵的是,拉科仓大师所授的灌顶中,除三分之二是贡唐仓活佛请求外,有三分之一是别人请拉科仓大师为贡唐仓活佛传授。至今回想起来,贡唐仓大师对此仍十分感慨。他说:“大威德、胜乐这些高级灌顶,目前在包括西藏在内的藏区,能灌顶的活佛、高僧不多了。我当时10多岁,拉科仓是当时西藏都承认的大密宗师,学的灌顶最多,他把所学的灌顶几乎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了我,对我如此特别关照,也许是大师当时就预见到将来有失传的危险吧。”
  在拉卜楞寺僧众多次强烈要求下,贡唐仓大师于1994年为僧众传授大威德、胜乐灌顶集。为什么是灌顶集呢?大师解释说:“比如说时轮神是个大神,其随员神就有1000多个,每个神的经都要念。对普通群众来说十分难得的时轮大灌顶,就需要四天时间,每天都是从早上讲到下午,中间吃顿饭。如最简单的观世音灌顶,我所学的就有10多个,不同的形象有不同的灌顶:两只手的,四臂的,11个头的,千手千眼的,等等”。
  1945年,贡唐仓·丹贝旺旭活佛19岁。在此之前,德高望重的三世安曲活佛圆寂,享年96岁。为了主持查理寺教务,贡唐仓大师向嘉木样呈上报告。之后带着他的管家,一路念经,前往他的本寺查理寺,开始了他19岁基本学成之后一边继续修行,一边弘扬佛法的青年时代。

  贡唐仓大师住锡川西查理寺修行传法,善行大德开始远播四方

  位于四川西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查理寺,是贡唐仓大师的众多属寺之一。寺院座落在一条苍翠的峡谷谷坡上,环境十分幽静,谷底清水潺潺,阳山坡上覆盖厚密的绿草,阴山坡布满茂密的松林,气候温湿可人。由于原寺主安曲活佛学识、威望很高,查理寺过去就闻名川西一带。自从安曲活佛把宝寺送给贡唐仓大师后,寺院的地位就更加不同一般了。
  这座寺院,藏语又叫“华丹玛桑林”,意即“骑狮子的文殊菩萨的寺院”。相传二世安曲活佛建这座寺院时,从地基下挖出一尊石质的文殊菩萨骑狮子的像,因而在藏族人民的心目中,查理寺被视为文殊菩萨降生的地方。
  年轻的贡唐仓活佛和他的随员骑马南行,穿过辽阔的草原,翻越连绵的山岗,直奔查理寺而来。寺中数百名喇嘛早已在谷口列队迎候。看见大师的骑乘在前方出现,虔诚的喇嘛们鸣奏法器,念诵吉祥祝词,纷纷向年轻的大活佛行跪拜礼。为庆祝贡唐仓·丹贝旺旭活佛的到来,寺院专门举行了盛大的法会,全寺喇嘛念经三天。远近各部落的群众闻讯后也纷纷赶来,烧香顶礼,一睹出生在他们故乡的大活佛的风采。之后,大师回到故乡辖美,认定了洪拉大师的转世。
  结束了在拉卜楞寺的苦学,来到查理寺主持教务,贡唐仓活佛开始了他一生中另一个重要阶段。一方面,他到川西的大寺院独立执掌教务,把查理寺这座主要以显宗为主的寺院完善提高,确立了考取“多仁巴”学位的制度。在原来“格贵”的基础上设置了“协敖”(即维护法会秩序的铁棒喇嘛),使寺院管理得以健全,教学质量大大提高。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活佛告别了过去基本是单一的青灯黄卷的学经阶段,真正开始面对社会。还是在从甘肃拉卜楞寺到川西查理寺的旅途中,受到各地土司一路恭敬迎候的活佛,就目睹了贫苦百姓的饥寒状况。到查理寺后,每当看到前来朝拜他的信民中那些袍子破旧、生计艰难的牧民,他的慈悲之心就难以安宁。他无法安坐寺院,便经常到甘、青、川各省的草原上去,深入部落,走进牧民帐篷,察看群众的生活,亲自为他们念经祈福,让他的善良的信民们得到精神安慰。很多的情况下,牧民是在他走后才知道来的是贡唐仓大活佛。
  1946年,贡唐仓活佛20岁。这年6月15日,大师接受青海省河南蒙旗卡松地方的请求,为僧俗大众传授时轮大灌顶。这是贡唐仓活佛在他功德无量的弘法生涯中首次举行的规模较大的法会。法会主讲台设在卡松一个叫泽曲噶玛滩的草山坡上。大师端坐庄严的法座,纵目望去,上万名信民匍匐在地,不停地跪拜,不停地抛献哈达。这些虔诚的人们,来自甘、青、川交界地区不同的部落,为了聆听大师讲经传法,早早地骑马奔驰,甚至徒步跋涉而来。几天的路程虽使他们疲惫不堪,但他们渴望的心灵却是万分幸福的。贡唐仓活佛深深理解他的善良的信民们祈求幸福的愿望,不畏辛苦,在高原的烈日下整整讲了三天。他用深沉、浑厚的讲经声,为世间大众祈求幸福和安宁。
  首次大讲经获得圆满成功,贡恬{只罘鸸2律詈竦涿烂D栚草原磧!ィ鞯E请求传穘椖活动觡τ不暇』1947年艝篾4月14,32岁昣五世嘉?傃⒛闔窦牛?执笫>即返回r1卜楞寺瘠举行盛{敼┘馈?天,大8#又应四rZ玛尔康5壸靠嘶鶗炈筛诘葂劼渫了?A请求前圔传法。XT其是掩?斯甲传惼时出现“观 鬱勇丁钡膐o兆,传D川西份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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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不知是什么年代)当地一位老汉赶着牛耕地时,突然听到地下有个声音说:“擦疼了!擦疼了!”老汉循声挖下去,发现土里理着一尊自然天成的四臂观世音像,细细看去,像上果然隐隐有犁铧擦过的印迹。当地群众自然对这尊佛像十分崇拜,专门修庙供奉。此后阿坝州的藏民朝拜西藏前,一定要先朝拜这尊观音像,以祈求保佑平安、如愿。
  1947年10月,贡唐仓大师来到山上朝拜,他在观音庙中念经三天。之后,大师接受信众的请求,在佛像前传授观音灌顶。在传授时,突然从观音菩萨像上流出清香的甘露。聆听大师传法的僧众们,亲眼目睹了这一奇兆,无不感到激动、幸福,对贡唐仓大师更是无比崇信。
  大师奔波在苍茫的草原上,他不仅通过讲经宣扬佛理,劝导世人友好相处,而且以他的威望和影响,做了许多有益国计民生的事。他到一些部落去,看到土司和百姓之间有不少表示身份等级的不平等礼节,就开导土司们:“人有上下长幼之别,却无高低贵践之分,应当废除和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礼节,人人平等相待。”听了大师的规劝,土司们诺诺称是,很快付诸行动。
  当时甘、青、川交界的一些农牧区,蔓延着私种鸦片的恶习。有关资料记载:甘南藏族自治州一些地方,以广种大烟出名,以后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竟形成了以卓尼、夏河农业区种生烟,临潭县旧城和夏河县城加工、贩卖鸦片的一条龙式生产销售网。加之解放前后,这里流窜着大小20余股国民党残部及土匪,他们为了满足自身吸食毒品的需要和筹集活动资金,在其盘踞的地盘和据点大肆种、贩鸦片外,还教唆、诱骗、胁迫部分藏族群众私种大烟,使烟灾更加泛滥成灾。据调查,到1953年10月1日甘南藏族自治州成立时,仅甘南就发现有3个县的450个自然村“以种大烟为生”的农牧民1.1万户、6万余人,每年种大烟3.8万多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7%。在临潭旧城和拉卜楞镇,专门从事毒品加工的个体专业户100多家,烟贩200余人,每年有成千上万斤鸦片被商贩从这里贩往临夏、兰州、西安等地。川西一带也不例外,松岗、卓斯甲等地也是很有名的鸦片产地,不但销到成都、兰州、西宁,还被贩运到南京、上海、广州等南方大城市,人称“川西膏子”和“川土”。
  甘、青、川三省交界的藏区之所以烟毒弥漫,一是这里均属地域偏僻的深山老林,交通闭塞,处地隐蔽,不易发觉。而且全是二阴山地,降雨充沛,土气湿润、肥沃,日照强烈,树叶腐烂后变成的有机肥料充足,具有亚热带林区的特征,十分适宜罂粟的生长。二是国民党政府虽然口头上高喊禁烟,实际上是“明禁暗不禁”、“禁人不禁己”,结果当局禁种的告示年年贴,山上的鸦片却年年种,而且越种越多,及至种植、加工、贩卖、吸食鸦片的活动愈来愈猖獗,并逐渐趋于公开化。
  贡唐仓活佛第一次看到鸦片,还是他到查理寺以后。
  有年夏天,他到今四川省阿坝州的松岗农区,看到草山坡上一片片被开垦过的地块里,开满了看起来十分绚丽的白色或粉红的花朵,似乎有点像拉卜楞寺院花圃里的芍药花。随从告诉他,这看起来艳丽迷人的花儿,就是害人不浅的罂粟花。
  大师惊讶地“哦”了一声。关于鸦片的故事,他多年前就听老师毛尔盖特卜丹讲过。老师说,距离中国很远很远地方的英国人,用兵舰和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把看起来象黑牛粪一样的鸦片运到中国,不仅换走了中国无数白花花的银子,而且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吸食成瘾,变成了面黄肌瘦,干不成活,当不成兵的烟鬼。现在这种开得十分灿烂,却祸害无穷、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鸦片花,竟然出现在草原上,活佛的心情顿时变得沉重。他召来当地的土司,神情严峻地讲说种鸦片的害处:“从眼前看,鸦片很值钱,每年能卖很多很多钱。从长远看,越来越多的人吸上鸦片,人就要变成鬼,会使很多人家破人亡。钱要挣,可不要挣害人的钱。长此下去,罪过可是不小,草原上不能种这种有罪的东西”,土司们听后诚慌诚恐,诺诺而退。
  1948年3月15日开始,贡唐仓大师应松岗土司的请求,在松岗曲波闹吾林寺第二次传授时轮大灌顶时,对参加法会的大小土司等3000多名信众再次宣讲种鸦片的坏处。土司们回去后纷纷行动起来,他们告诫那些种鸦片的人:“贡唐仓活佛教导了,种鸦片有罪过,你们赶快把鸦片铲掉!”各部落的群众怀着对贡唐仓大师的信服,很快拿上棍棒,成群结队地上山下沟,把正在开花的鸦片全部打掉了。没有多长时间,这里的牧民就把“害人的魔鬼赶出了草原”。
  贡唐仓大师在川西禁烟的故事,不久传到了成都、重庆、兰州,甚至到了南京。人们说川西不再种鸦片了,是一位叫贡唐仓·丹贝旺旭的活佛亲自到各部落劝说的结果。国民党甘肃省、四川省于是专门致函,赞扬活佛的“功德”,南京政府还特意邀请活佛到南京去,准备给予嘉奖。大师一笑置之:“劝说人们不要做不好的事,这是佛门中人应作的事。”他没有离开川西去南京。
  从1945年开始,贡唐仓·丹贝旺旭大师在查理寺度过了约十年岁月。冬日里,他端坐在自己囊欠(即活佛的佛邸)的经房或寺院的经堂里,心神完全沉浸在佛经典籍之中。在雪山环抱、静谧得如同与世隔绝般的查理寺,大师的诵经声伴随着法器的奏鸣声,昼夜不息,格外激荡人心。夏秋季节,大活佛走出寺院,奔走在甘、青、川接壤的草原山岭间,讲经说法。得到的布施,他大多又拿去接济穷苦百姓。经常是,有些穷苦的信徒向活佛奉献上一块酥油,活佛回赠的东西反而更多,要么是更大的一块酥油,要么是一皮袋青稞炒面。
  在查理寺期间,贡唐仓大师的善行大德,开始远播四方。他走到哪里,那里便留下神奇的传说和感人的故事,如前面叙述的“观音香露”便是一例。为记叙方便和便于读者全面了解,这里集中介绍一下贡唐仓大师在查理寺及以后的岁月里的一些传说故事。
  传奇之一:拉古奇泉。藏族人民有一个用来祭祀、祈求“保护神”保护的节日,名叫“插箭节”。该节没有固定的日期,一般由部落按宗教方式择定。某一部落、地域、村庄的“保护神”,均设在当地最高的山巅或交通要冲的山崖隘口上。人们用五彩的箭垛作为供奉的象征,每年为信奉的“赞神”、“敌神”(即战神)、“阳神”(即男神)等举行插换新的彩箭的仪式,十分庄严、隆重。贡唐仓大师4岁时,有一次舅舅阿丹土司率领全部落的人到附近的拉古山上去插箭煨桑,他也跟着去了。后来大家口渴了,阿丹土司便打发他家的牧工拉玛甲到山下去打水。拉玛甲准备走之际,当时叫班钦嘉的贡唐仓大师突然说:“山上有水,大家跟随我去喝。谁都认为这是座干山,不会有水,但还是好奇地跟着小小的班钦嘉去找水。来到一处地方,班钦嘉揭起一块石头,石下便现出一窝水,大家争相来喝,却怎么也喝不干。奇怪的是,在班钦嘉被选为贡唐仓五世转世灵童离开热合东部落后,这眼泉却神奇地干涸了。
  传奇之二:银币贴墙。大师幼年学经时,曾有3000喇嘛目睹这一情景:一日有位施主来拉卜楞寺供斋布施,按惯例也分给大师一块银币。大师拿到后随手抛去,但见那枚银币光闪闪飞到大经堂高墙上,竟贴墙不落。
  传奇之三:雪塔失踪。有一年冬天,大师回家乡辖美过年时,在一个雪天和喇嘛们堆雪塔玩,天黑回去时,大师叮咛喇嘛看好他堆的雪塔,等到第二天天亮来看时,地上的积雪和其他喇嘛堆的雪塔仍在,唯独不见了大师堆的雪塔。仔细查看,又不见有人搬移的痕迹;天寒地冻,更没有消融的可能。询问看守雪塔的喇嘛,也弄不清雪塔到那里去了。
  传奇之四:贡唐药泉。1956年夏天,大师一行骑马经过噶科洛(今四川省红原县贾若乡)的一座石山,正当大家感到口渴时,大师的坐骑忽然用蹄子踩出一个洞,立时清水汹涌,形成一眼旺泉,大家高兴地手捧泉解渴。虽然水不好喝,但喝后胃里很舒服群众知道后纷纷传说能治百病,从大老远赶来喝,多的时候一天有一两千人,后来这眼泉被人们称之为“贡唐药泉”。1958年大师入狱后,当地有领导认为这是封建迷信,禁止群众去喝。远近的藏民却依旧偷偷去喝。禁不住,坏心人便杀虫药粉撒进泉里,但药粉很快又随涌出的泉水飘走。有人又扔进死猫烂狗之类的污物,群众捞出后继续喝。80年代初经专家鉴定,水中富含矿物质,确实能治病。到这时,有人又想发财,便用铁丝把泉水围起来,规定人喝一次收一元人民币,牛羊等饮一次收伍角。后来大师知道了这件事,进行了严厉批评,这才取消了收费,群众得以自由饮用。
  还有一个与水有关的故事。大师到查理寺后,发现该寺僧人瘸腿的不少。细问之下,原来是饮用山林中流水的缘故。1950年,大师亲自设计,用竹筒将山上的泉水引下来饮用,从此以后,查理寺持棍跛行的喇嘛大减。
  传奇之五:贡唐手印。在甘肃省夏河县甘加草原上,有一白石崖洞,相传是密宗行者修行的地方。有一次大师为祈求草原人丁兴旺,到山洞念经祈祷。当他离去后,人们发现大师的手按过的白石上,留下了清晰的手印。笔者1994年7月专程赴拉卜楞寺参加大师第十次时轮大讲经时,曾与美国李玉玲小姐等众多大师的敬仰者前往甘加草原朝拜白石崖洞。我们的汽车在无路的草原上颠簸了几个小时,来到一处地势突兀的草山坡上,但见高处是两座险峻的石山,石峰夹峙的峡谷里松林茂密,一股汹涌的溪流从谷里潺潺流下山去。我们弃车步行,沿着溪流走向谷口,然后顺一条羊肠小道爬向敞开在左边石峰半腰的白石崖洞。洞口很大,里面供奉着佛龛,有不少泥塑佛像。在洞壁右侧的地方,倾斜一块巨石,上面显出清晰的手掌印,五指指痕分明。大家纷纷照像留念,并把自己的手放在手印上亲自感受一下。在这个海拔4000米左右,人迹罕至的石洞里,大家亲眼看到了大师当年念经时无意间留下的手印,无不称奇感叹。
  传奇之六:牛首护法神鼻中流血。1958年3月,大师在查理寺为一万多名僧俗信众传授时轮大讲经(第六次)后,来到附近一座叫“尕尔钦寺”的小寺,寺中有一幅绘着牛首护法神的唐卡画(藏族一种用布或纸、羊皮、丝绸做底,彩绸镶边装裱而成的卷轴画,内容包罗万象:佛像、人物、说法图、佛经故事、生活习俗等)。在大师念经时,有人看见画上护法神的鼻孔中,突然流出鲜红的血来。由于灯光暗,起初看不太真切,等点了汽灯细看,发现血滴如桃形,似乎还有细血丝相连。人们惊异不已,有人还拍下了照片。当时目睹此景的阿克·特布丹大管家回忆说:“大师念了三天三夜经,血没有止住,流得更大了,那正是大师遭厄运之前,至今血印还能看见。”
  传奇之七;丹达林奇遇。在距今四川省红原县城两三公里的地方,贡唐仓大师有一处马场,1953年二三月间,大师来看马时,在河边的林中休息,因天气很冷,便自己动手修了一间简陋的房子。正考虑起什么名字时,来了一个讨饭的,送给活佛一块刻了六字真言的石头,问其叫什么名字,讨饭的回答:“丹巴达吉”(藏语意为“发展宗教”的意思),说完便走了。大师心想:这附近又没有人家,却突然来了一个讨饭的,而且说出这样一个寓意非常的名字,很是奇怪,遂把他所建的房子命名为“丹达林”。并在丹达林一直静修到1954年嘉木样大师派代表来敦请他出任拉卜楞寺总法台。
  “六字真言”(或称六字箴言),这是藏传佛教最著名的祈祷语,音译为“嗡嘛呢叭咪哞”,千百年来被视为佛教秘密之莲花部的“根本真言”。“嗡”表示“佛部心”,谓念此字时,自己的身体要应于佛身,口要应于佛口,意要应于佛意,身、口、意于佛成一体,才能获得成就;“嘛呢”,梵文意为“如意宝”,表示“宝部心”,据说此宝来自龙王脑中,若得此宝珠,入海能无宝不聚,上山能无珍不得,故又名“聚宝”;“叭咪 ”,梵文意为“莲花”,表示“莲花部心”,以此比喻法性如莲花一样纯洁无暇;“  ”表示“金刚部心”,祈愿成就的意思,意即必须依赖佛的力量,才能得到“正觉”,成就一切,普渡众生,最后达到成佛的愿望。通俗意译丰富多彩:或译“好哇!莲花湖的珍宝!”或“愿我功德圆满,与佛融合”。或“法、报、应三身,如意宝珠,莲花成就”等等。
  短短一个音节,竟蕴含了如此深厚的内容,把古往今来人类生活的生生死死、苦辣酸甜、理想和愿望囊括其中,难怪世世代代生活在雪域的藏族同胞,生生不息地默念吟诵,永不觉枯燥,永不感乏味。在藏族地区,“六字真言”随处可见,充耳可闻,印在经幡上,刻在经版上,藏在转经筒里,念诵在信民口中,心里……
  传奇之八:净水碗生出莲花。1991年贡唐仓大师在拉卜楞寺举行法会,即将结束时,供在大师面前的净水碗中,忽然生出一朵小小的莲花,参加法会的僧侣们争相目睹,还把生出莲花的水碗捧给了嘉木样大师。之后,碧蓝的天空还现出五彩祥云。人们奔走相告:莲花祥云是昭示法会圆满成功。
  传奇之九:巨石中蹦出青蛙。1984年,贡唐仓大师到甘肃省玛曲县尼玛乡,攀上草原远处的一座石山,当看到山腰一块低洼的、避风向阳的地方时,顺口说道:在这儿修几座房子讲经的话,很好,只可惜中间这块大石头不好搬掉。大师走后,当地的信民自发为大师在半山腰修房子。当用*炸开那块一米多高、二米见方的石头后,中间突然蹦出一只活生生的大青蛙。笃信神灵的群众叹为奇兆,将这只在见不到阳光、吃不到食物的巨石中不知生活了多少年的青蛙视为神物,正准备供奉起来时,转眼间青蛙便不见了踪影。
  传奇之十:黄河现彩虹。滔滔黄河从青海高原进入甘肃境内后,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的草原上形成了蔚为壮观的“黄河第一曲”(曲即弯),由此蜿蜒北上。1988年6月,贡唐仓大师在盛况空前的阿万仓大讲经结束后到玛曲县休息了两天。一天早上,大师对随从和县上的官员说:今天下午黄河上有彩虹出现,我们就以彩虹为背景照张像吧。大家看看天空,万里无云,湛蓝如洗,看不出要下雨的迹像。有的人嘴里不说,心里却不大相信。当下午太阳西斜时,天空突然浓云密布,阵雨倾盆而下,不一会雨过天晴,宽阔的黄河上空,现出一弯斑谰的彩虹。人们欢呼雀跃,莫不敬佩大师的先见之明。
  传奇之十一:大昭寺奇遇。1985年10月,贡唐仓大师为修复拉卜楞寺大经堂,率领代表团赴西藏考察佛殿建筑。大师在拉萨朝礼了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及大昭寺等各格鲁派圣迹,同时广为布施,并在甘丹寺讲经传法,其间出现多种奇兆。大师去大昭寺时,在门口一位藏族老太婆献给大师一个白海螺,而当年一世贡唐根敦彭措在拉萨送一世嘉木样回夏河故里兴建拉卜楞寺时,送的也是个象征法音的白海螺,以后佛法果然传遍安多藏区。三世贡唐丹贝仲美曾在大昭寺文殊菩萨壁画前献哈达时,那哈达便奇迹般沾在壁画上文珠菩萨的胸前。两百年后,六世贡唐仓大师再次来到这幅文殊菩萨壁画前,他献的哈达同样沾在了壁画上文殊菩萨的胸前,开始怎么也掉不下来,后来群众在大师的哈达上抛挂的多了,那哈达便掉了下来。当时目睹了此景的朝佛信民纷纷说:文殊菩萨接受了贡唐仓大活佛的哈达。
  上述传奇,举不胜举。广泛流传于草原。这些奇事,在传扬过程中又被敬仰大师高行大德的信民们,自然而然地赋予了神秘的色彩。这些故事无一不是贡唐仓大师在群众中崇高威望的真实反映。令人敬佩的是,大师虚怀若谷,从不以这些神奇之事炫耀自己。


  班禅大师的“一家人”


  第六世贡唐仓大师丹贝旺旭作为在中国藏区及国外佛教徒中均享有崇高威望的大活佛,他以其先辈曾是甘丹大赤巴的历史渊源和自身博大精深的佛经造诣,深受九世、十世班禅大师的尊重和厚爱,尤其是与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大师建立了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和深厚友谊,被班禅大师一直亲切地称为“一家人”。

  看到十岁的贡唐仓活佛,九世班禅高兴地说:“这是我的喇嘛”。大师希望贡唐仓活佛一生为大众多灌顶,举行六七次或七八次时轮大讲经

  1936年,第九世班禅大师曲吉尼玛接受以拉卜楞寺藏兵司令、五世嘉木样之兄黄正清作代表的拉卜楞寺的多次邀请,从青海塔尔寺启程前往拉卜楞寺。
  这年农历4月25日,五世嘉木样率领拉卜楞寺各大活佛及僧俗信众,专程在今甘肃省夏河县甘加乡的赛钦滩草原设帐,隆重迎接九世班禅大师。10岁的六世贡唐仓活佛作为拉卜楞寺四大赛赤之首,自然也前往迎接。
  6月15日,班禅大师到达甘加草原,欢迎场面盛况空前:除远道前来的数万名藏蒙群众和拉卜楞寺各大活佛、数千喇嘛外,还有国民党政府任命的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诚允及行辕全体成员,由拉萨刚到拉卜楞寺的哲蚌寺前任堪布阿旺堪却,色拉寺前任堪布罗桑根却,甘丹寺前任格贵顿珠嘉措,以及由印度回来的班禅驻印度办事处处长福安康等。
  1993年10月,贡唐仓大师向笔者回忆当时与九世班禅见面的情景:
  “班禅是坐由八个人抬的轿子来的,这顶前世班禅传下来的黄轿,是清朝乾隆皇帝御赐的。走在我前面的是德瓦仓活佛,他当时任拉卜楞寺总法台。双方在草原上见面后,班禅负责接待的官员先来询问了大家的身份,然后拉卜楞寺方面依次上前敬献哈达。等到我上去献哈达时,站在班禅身边的堪布介绍说:这是贡唐仓五世的转世。班禅听后显出很高兴的样子,我给他磕头时,班禅又做出要行礼的姿势。接着,班禅又要我和他行碰头礼,这种礼过去只有达赖、班禅相见,或达赖、班禅与其老师相见时才行。九世班禅不仅与我行了碰头礼而且还十分高兴地说:这是我的喇嘛。以后我每次去见他,他都要起来相见,给了我很高的礼遇。
  在藏语中,喇嘛的原意是“上师”之意,如在“达赖喇嘛”这一尊号中,“达赖”是蒙语,意为“大海”;“喇嘛”是藏语,即“上师、上人”。全意为“象大海一样伟大的上师”。九世班禅称贡唐仓活佛为“我的喇嘛”,意即“我的老师”,不仅是基于一世贡唐仓当年在西藏政教界的威望和影响,更直接的是来自五世贡唐仓丹贝尼玛曾给九世班禅灌顶,密传真言,是九世班禅真正意义上的传法教师。
  当天在草原上,还有一件事让贡唐仓大师终生难忘。见面结束后,班禅大师给大家摸顶。按照惯例,一般喇嘛班禅用一只手摸,活佛、高僧用双手,一般俗人则用一根特制的教版,教版用银子包裹,顶端悬垂包了经文的穗子。摩顶时,班禅大师手拿教版,用穗子在被摸者头上轻轻一触,以示尊重。后来来了几十个麻疯病人,其他人纷纷躲避,唯恐传染。班禅大师却放下教版,一个个亲自用手摸,摸完后还把双手放在自己的头上摸了摸,以示去掉了病菌,然后继续给后面的信众用教版摩顶。10岁的贡唐仓活佛当时就站在班禅大师的身旁,目睹此情此景,十分感动。
  7月4日,九世班禅大师在拉卜楞寺举行第九次时轮金刚法会,这是大师不得不流亡内地以来,举行的最后一次时轮金刚法会,也是他一生中举行的最后一次金刚法会,6万多名蒙藏僧俗信众有幸聆听了大师的弘法。
  九世班禅法名曲吉尼玛,生于公元1883年(清光绪九年),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经金瓶掣签,从3名幼童中被认定为八世班禅的转世。
  众所周知,自从格鲁派取得西藏的政教大权后,达赖与班禅作为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两名传世弟子,一个驻前藏拉萨布达拉宫,一个驻后藏日喀则札什伦布寺,分别在自己的辖区行使政教大权。藏族民谚就说:“天上的太阳、月亮,人间的达赖、班禅”。班禅在后藏地区拥有大量的土地、信民和寺院,在清代,达赖和班禅在宗教、政治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都归清朝皇帝直接领导。班禅的行辕和达赖的噶厦政府同样处于平等地位,同归清朝驻西藏大臣直接监督。清末民初,正是英帝国主义者侵略西藏的时期,对于外敌的入侵,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态度明确,领导各自所属的僧俗人民,坚决抵抗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一点,连英国侵略者统帅荣赫鹏所写的《印度与西藏》一书也有明确记载。
  那么,九世班禅又为什么逃出西藏呢?
  据藏学专家牙含章先生编著《班禅额尔德尼传》记载:1915年(民国四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日喀则设立了基宗(相当于内地的行政专员公署),任命一名僧官,一名俗官为基宗。基宗的职权很大,他们除管辖达赖在后藏的所有宗  之外,也管辖班禅所属的4个宗和所有庄园,这就侵犯了班禅的固有地位和职权,这是班禅方面绝对不能接受的。而且设立基宗以后,噶厦政府即向班禅所属的百姓征收、摊派军粮税款与乌拉,特别是噶厦要班禅辖区的百姓承担25%(即四分之一)的军粮,这四分之一的军粮按西藏旧时计量单位为一万克,约合28万市斤,当时班禅辖区的僧俗人民根本承担不了。这两件事导致班禅与达赖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
  据九世班禅传记记载,促成班禅出走的直接原因是,1923年11月,达赖命令札什伦布寺的几个负责官员前往拉萨。这几个官员到拉萨后,未经审问,就被噶厦投入监狱。他们的侍从立即逃回札什伦布寺,如实禀报给九世班禅。九世班禅感到这是大祸临头的先兆,如不逃走,必将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于是立即做了决定,向内地出走。为防日喀则基宗发现,他做了必要的安排。
  刘家驹所著《班禅大师全集》这样记载:1923年11月15日夜,九世班禅率领侍从15人,向北出走。按一般的行程,由日喀则前往青海,应走东北方向,经过那曲,翻越唐古拉山,这是正道。而九世班禅却没有走正道,由日喀则向正北方向前进,昼夜兼程,仅用7天7夜就走了平常商人需走一月的路程。班禅出走三日之后,他的各大堪布、医生、马官、厨师及侍从100多人才乘月色逃出,追赶班禅,疾行五日五夜,才会合到一起。班禅率领亲随避开大路,跋山涉水,穿过藏北羌塘无人区,直达青海境内。
  班禅一行出走数日后,噶厦派驻日喀则的基宗才发现,因当时日喀则与拉萨不通电话与电报,基宗立即派人星夜前往江孜,通过英国人办的邮电局,向噶厦报告了班禅出走的情况。十三世达赖立即派遣骑兵1000人,向北追捕班禅。但由于追兵走的是正道,而班禅一行走的是羌塘无人区,因而追兵一直追到唐古拉山也未见踪影,加之又遇大雪封山,只好无功而返。其间有一个小插曲,班禅同他随后赶来的人马会合后,如果按原来方向再走三日,便可到达大路,班禅却突然改道向北,众人跟随。过后才知若不改道,正好与追兵相遇,大家无不赞叹大师的神异。
  九世班禅一行由西藏逃入青海境内后,虽然摆脱了被追捕回去的险境,却又陷入粮食缺乏,将被饿死的绝境。因为大师一行仓促出走,只带了足够的金银以做路费,却无法带充足的食粮。他们进入的青海之境又是一个无人区,没有牧民,买不到任何东西,金银毫无用处。广袤的草原上虽有不少野牛、野马和野羊,但见人就逃,很难捕捉。而喇嘛们又受了沙弥戒与比丘戒,禁止杀生,所以大家都不会打猎。要走出青海无人区,大约需一个月时间。食粮不够,捕到的野物又很少,解决不了多大问题。于是大家只好宰马充饥,而没有马,在草原上又难以行走。
  正在绝望之时,忽然在子聪草坝遇到清朝大国师之一的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佛师孝珠堪布一行。原来他们从西藏返回外蒙,正巧路过这里。他们有大批的骆驼,载着充足的食物。与班禅大师相遇,十分惊喜。大师一行的食物自然由他们供给。这一巧遇使班禅一行免除了全部饿死的绝境。正如刘家驹在《班禅大师全集》中所说:“得借明驼千里足,送佛莅中原”。
  班禅逃走以后,噶厦政府乘机掌管了札什伦布寺的政教事务。班禅所属的各宗宗本,各奚卡的奚本,也全部换成了噶厦派去的官员,班禅辖区从此由噶厦直接统治。
  1924年3月20日,班禅一行到达甘肃省最西部的安西县,从扎什伦布寺到安西县,共走了四个月零五天。当时的北洋政府得到九世班禅到达甘肃的消息后,决定按清朝乾隆皇帝接待六世班禅的前例和规格,隆重欢迎班禅到京。因黄寺年久失修,不能居住,决定中南海瀛台为班禅的行辕。大师先被迎接到兰州,经过被围困的西安(当时国民军的杨虎城与李虎臣两部被吴佩孚的刘镇华部队围困在西安城内),又在太原停留了一段时间,1925年到达北京。从此,班禅大师在内地开始了长达10多年的流亡生活。大师先后赴杭州、朝五台山,在蒙古各地举行宏大的时轮金刚法会......但他念念不忘的返藏问题,却由于当时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关系很不正常,英帝国主义及西藏的亲英分离势力提出的种种苛刻条件的阻挠,屡屡难以如愿。
  1935年3月19日,班禅致函国民党政府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再次提出他的回藏计划。国民党政府也决定拔出80万元旅费,20万元预备费,派遣500名卫队官兵,护送班禅回藏。西藏方面一方面欢迎班禅回藏,另一方面又提出班禅要“轻骑回藏,勿带蒙汉官兵”。英国驻华公使也向国民政府提出外交抗议,反对班禅带领卫队入藏。
  在班禅回藏的问题上,班禅方面,噶厦方面,国民党政府方面,英国方面,争论焦点是:班禅回藏带不带蒙汉官兵?表面上,这似乎只是一个卫队问题,实质是西藏与中央的从属关系问题,也就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问题。
  在这个原则问题上,班禅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毫不让步,国民党政府也认为班禅必须带一部分卫队回藏。1935年9月21日,蒋介石给班禅发来电报说:“请佛依照原定计划,早日入藏,一切自有中央主持”。
  班禅大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准备渴望已久的返藏前夕来到拉卜楞寺的。
  从1936年6月15日到达,到8月21日离开,班禅大师一行在拉卜楞寺住了两个月零六天。其间于7月4日举行了规模宏大的第九次时轮金刚法会。班禅大师在拉卜楞寺其间,戒备森严,一般人很难到跟前,但对于10岁的贡唐仓活佛,大师视作自家人,任其自由出入。在离开拉卜楞寺前夕,班禅大师接受贡唐仓活佛的恭请,到贡唐囊欠(藏语意为活佛的府邸)作客。
  到贡唐囊欠后,班禅随行的管家以为大师不过来看一看,只待一会儿,便不停地催促:“有什么好吃的,赶快端上来”。藏族上菜有个习惯:后面的菜上来后,端下前面上的菜。由于管家催得很快,菜很快就上完了,而班禅大师不但没有走的意思,还说:“今天就在这里不走了”。管家一看这样,又说:“还有什么好吃的,再端上来。”
  这天在贡唐囊欠,班禅大师过得十分愉快。大师就象在自己行辕一般轻松,不断地向世唐仓活佛问这问那,显出对活佛的格外喜爱和关心。当时贡唐仓活佛正在学经,大师便把他的一尊文殊菩萨铜像送给了贡唐仓活佛,那是一尊手拿智慧剑的文殊菩萨像,已有1000多年历史,十分珍贵。大师对贡唐仓活佛说:“送你这尊佛像,开开你的智慧,希望你成就大智慧”。接着大师又把他7月4日讲经那天穿的金坎肩送给了贡唐仓活佛,大师充满期望地对贡唐仓活佛说:“这是我讲经穿的坎肩,今天送给你,希望你以后为大众多讲经,讲六七次、七八次,越多越好”。1994年底,贡唐大师在南国广东回忆这段历史时欣慰地说:“班禅大师希望我讲经六七次或七八次,我已经讲了十次了,超额完成了任务”。
  班禅大师那天12点左右来到贡唐囊欠,一直待到天黑,后来打着汽灯回到了他的住地。这次聚会,班禅大师以他的睿智、慈祥,明确地对贡唐仓活佛寄予了厚望,这给10岁的贡唐仓活佛留下了一生难以忘怀的印象,尤其对他以后佛经造诣的精益求精、戒德修行的崇高圆满以及孜孜不倦的弘法事业,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令贡唐仓大师抱憾不已的是,这竟是他与班禅大师的最后一次见面,一年多以后,班禅大师就在青海省玉树圆寂。
  1936年8月21日,班禅大师偕同国民政府新任命的护送专使赵守钰等离开了拉卜楞寺,向青海省的玉树进发,以便从那里准备启程回藏。大师一行经青海黄河南亲王住地,边走边停,一种接受僧俗信从的朝拜,于1936年12月18日到达玉树,“军民数千,冒雪欢迎”。班禅将行辕设在玉树寺的甲拉颇章宫内。
  在此之前,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于藏历水鸡年(1933年)10月30日,以58岁的盛年圆寂于拉萨。九世班禅当时得到消息后,立即致电国内各寺院,共诵大经,追荐志哀七日,同时自己捐献大洋七万三千二百元,作为西藏、青海、西康(今四川西部)、内蒙各地寺庙喇嘛诵经的费用。1937年5月7日,噶厦派出寻访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的代表团到达玉树,请求班禅指示十三世达赖转世的地点。大师除指示外,还另外加派了两位活佛帮助寻访。噶厦方面还因1932年与青海打过仗,担心马步芳怀恨在心,故意刁难,恳求班禅给马步芳写信,予以“疏通”。大师当即给马步芳写了一封很诚恳的信,请他大力协助,早日访得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
  但对于班禅回藏,噶厦方面一方面表示欢迎回去,另一方面仍提出“不带蒙汉官兵”的老问题。经过班禅行辕、拉萨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和噶厦代表多次商讨,噶厦方面表示可以允许中央代表和仪仗队进入西藏境内,使命完成后,休息数日,便从海路撤回,并要“国际担保”。与此同时,英国驻华公使配合噶厦方面,多次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反对中央政府派卫队护送班禅回藏。这时国内形势又发生了很大变化。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侵占了平津,上海危机,国民党政府已经顾不上西藏事务,加之正依赖英美的财政与军火援助,不敢得罪英国,蒋介石因之突然改变了态度,于1937年8月19日通过行政院发布了要求班禅“暂缓回藏”的命令。当时班禅已经离开玉树前往青海与西藏边境的拉休寺,对于蒋介石“暂缓回藏”的决定,感到非常意外和难以接受;因为大师本人一直希望早日回藏,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就绪,且已到达西藏边境。大师于是决定再作一次努力,但经过多方协商,噶厦方面最后回电:
  “(一)仪仗队在藏只准休息两个月,并得由海道撤回。
  (二)行辕与仪仗队到藏后,须服从前藏政府命令。
  (三)所有保证字据,须经大师签字盖章。”
  以上三条,实际上是拒绝班禅回藏尤其是要班禅行辕“服从前藏政府命令”,这是班禅绝对不能接受的。班禅于是决定在抗战期间暂缓回藏。大师在给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的信中说:班禅东来十五载,心切五族团结,共安边防,宁愿牺牲个人,力全大局,暂缓西行,以待将来。大师随即于10月8日离开拉休寺,10月12日重返玉树。
  班禅大师回藏之事被西藏亲英分离势力和英帝国主义阻拦后,即感身体不适。到11月4日,饮食难进,每食即吐,左肋剧痛,不能安卧。延至12月1日晨2时50分,在结古大寺甲拉颇章宫内圆寂,享年55岁。
  九世班禅大师曲吉尼玛,生于1883年(清光绪九年),自1923年11月15日逃亡内地以来,在国内各地住了整整十四年零十五天,始终未能实现返回故乡的愿望。他的不幸逝世,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西藏人民特别是后藏人民的悲剧。这个悲剧的发生,关键是那个时候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关系很不正常,西藏的亲英分离势力与英帝国主义勾结,企图分裂中国,因而设置障碍阻拦坚定的爱国主义者班禅大师返回西藏。
  贡唐仓大师至今深情地回忆:“我十分信仰、尊重班禅大师,他人很好,一点脾气也没有,当时他的堪布会议厅有随员500多人(包括国民党政府派的警卫),但大家都不怕他。好几次他生气地说:你们现在不怕我,我的下一世可不会让你们欺侮。第十世班禅大师果然很威严,随从都很敬畏。”

  11岁的十世班禅突然从褥子下面摸出一块已捏成手形的黑石头,庄重地对23岁的贡唐仓活佛说:“这是我8岁时捏的,为了送给你,一直等到现在。”

  到1948年,贡唐仓活佛23岁,已经是甘、青、川藏区享有崇高威望的大活佛。这年夏天,大师离开他在四川阿坝的寺院查理寺,回到拉卜楞寺他的囊欠。住了不久,大师即率领查理寺安曲活佛的管家、他的舅舅阿丹土司等300多人,前往青海塔尔寺,拜见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大师,同时叩请班禅认定圆寂已三年的安曲活佛(第四世)的转世灵童。这查理寺是四川阿坝州最大的寺院之一,由安曲活佛创建,到第二世安曲活佛时,他把这座著名的寺院送给了他的老师、德高望重的四世贡唐仓,期望查理寺凭借贡唐仓大师的巨大影响,永转*轮,光大佛法。
  贡唐仓大师一行300多人,骑着马浩浩荡荡向西宁进发,沿途经青海省河南蒙旗、泽库、贵德等地。因一路受到当地僧俗群众的顶礼膜拜,不得不走走停停,最后用了将近半月时间,于农历八月到达塔尔寺。
  塔尔寺建在青海省湟中县鲁沙尔东北,距离省会西宁城约25公里。这座建于公元1560年(明嘉靖三十九年)、典型汉式建筑风格的古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宗主寺之一,又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地。寺院四周环绕奇峰丛林,十分庄严幽雅。并排屹立的八座白塔,殿顶覆盖深蓝色和深绿色琉璃瓦,中间高出众殿之上的大顶,金光灿烂,十分耀目。其中最负盛名的宗喀巴大金瓦寺,地基约有五十公尺见方,墙为各色香木雕成,上、下两层的屋顶全部铺以金瓦,在阳光下闪射着永恒的金光。
  第十世班禅大师因种种原因,回不了他的本寺西藏札什伦布寺,这时驻跸于塔尔寺。因大师只有11岁,许多事情便由他的堪布会议厅主持。堪布会议厅对贡唐仓大师极为敬重,给了他很隆重的礼遇,所有堪布、喇嘛都到寺外迎接,并立即安排他拜见了班禅。大师向11岁的班禅敬献了价值4000银元的一个大银元宝,还向全寺喇嘛每人赠送了一枚银元。
  贡唐仓大师到塔尔寺的时候,正是十世班禅处境困难之时。
  九世班禅1937年在青海玉树逝世后,班禅行辕堪布会议厅就派出僧俗官员四处找寻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历经千辛万苦,于1941年在青海省循化县温都乡一户藏民家中,找到了一名灵童。这名灵童生于藏历十六饶迥之土虎年,即1938年正月初三日,乳名官保慈丹,找到时已经三岁。其父名贡布才旦,母名索南卓玛。经过堪布会议厅进行占卜、降神、辨认前世班禅用过的东西等等选择灵童的程序,认为官保慈丹确系前世班禅转世的灵童,就把灵童先从循化县接到甘肃拉卜楞寺,然后再迎到塔尔寺“供养”。同时以堪布会议厅札萨喇嘛罗桑坚赞的名义,给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写了一个报告,要求批准举行班禅灵童登席继位大典。
  但蒋介石接到电报后,没有表态。因为当时西藏方面也正在找寻九世班禅转世灵童,按清朝规定的制度,达赖、班禅逝世后,其转世灵童的确定,要经过“金瓶掣签”手续,并由中央政府派遣大员主持。1947年,西藏噶厦通知札什伦布寺,说他们也找到了两个班禅灵童,要他们派人到青海去,把供养在塔尔寺的班禅灵童接到西藏,以便举行“金瓶掣签”,决定哪个是真正的班禅灵童。札什伦布寺即派九世班禅的秘书长王乐阶到塔尔寺,和堪布会议厅商量灵童掣签问题。堪布会议厅经过开会讨论,一致决定:在青海省循化县找到的灵童,经过各种宗教手续的审查,确系九世班禅转世的灵童,已呈报国民政府行政院,无庸举行“金瓶掣签”仪式;在西藏地方与中央的从属关系未恢复前,暂不护送班禅回西藏。
  就之样,青海一个班禅灵童,西藏又有两个班禅灵童。究竟那一个是真正的班禅灵童,尚未得到中央政府最后确认。在这一微妙的处境下,甘丹大赛赤贡唐仓前来拜访,不仅献来厚礼,而且请求还没有正式认定的十世班禅认定安曲活佛的转世灵童,这使班禅和堪布会议厅的全体僧俗官员十分感动。堪布会议厅在隆重接待贡唐仓的同时,即表示了这样的意愿:希望贡唐仓活佛以其崇高威望,给安多藏区的群众做工作,要求国民党政府早日承认青海灵童为九世班禅转世。
  这里顺便说说中国藏区的划分。据贡唐仓大师指点,中国藏区习惯上有三大藏区之称,即卫藏、康巴、安多。安多藏区的范围,是从西藏(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阿钦桑热(藏语意即大铜山)开始,到青海的多拉热牧(地方名)之间生活的藏民,包括现在甘肃藏区的全部、青海的大部分、四川甘孜以北的藏区。唐朝时称西藏为“吐蕃(音bo)”,吐蕃之称来源有两个:印度过去称西藏为“蕃扎”,即雪域、寒冷之意,藏族沿用这一称法,把自己生活的地区叫“大蕃”,唐王朝认为天下只有“大唐”,哪有“大蕃”,便把西藏称之为“吐蕃”,“吐”即小的意思。到明朝时,称西藏为“乌斯藏”,乌斯即前藏,藏即后藏。
  在塔尔寺期间,贡唐仓活佛恭请班禅按仪规认定安曲活佛的灵童,几乎与小班禅天天在一起,吃饭、交谈,相处很融洽。两人都属虎,只是班禅比贡唐仓小一轮。贡唐仓大师看到班禅灵童仪态庄重,聪慧机敏,心里就十分诚信。由于贡唐仓大师在安多藏区有崇高的威望,前来塔尔寺叩拜大师的信众很多。大师每次接见朝拜的群从,都要向大家讲现在驻跸于塔尔寺的班禅,他认为真正是九世班禅的转世,请大家衷心敬信,并向国民政府写信,敦请尽快承认他为十世班禅。
  当时掌握青海军政大权的马步芳,得知贡唐仓大师在塔尔寺后,盛情邀请大师到西宁。青海“马家军”本是拉卜楞寺的仇敌,马步芳的父亲马麒统治青海时,粗暴干涉拉卜楞寺院内部事务,任意惩罚,激起僧俗抗拒。之后派其弟弟马麟率兵大肆抢掠拉卜楞寺,先后残杀数千名藏民。直到冯玉祥的国民军进入夏河,才赶走马麟的部队,五世嘉木样才得以回到拉卜楞寺。后来还发生过马麒堂侄马仲英焚烧拉卜楞寺,杀害贡唐罗哲仓大师的事件。
  现在,马麒的“接班人”马步芳盛邀贡唐仓大师到其府上,用意是十分明显的:想通过对大活佛的礼遇,来获得藏族人民的好感。贡唐仓大师深知其意,遂以他的大度和容量,前往应付,见马步芳时仅以几匹马作为礼品。马步芳则优礼有加,请贡唐仓大师住在他的花园府邸里,并提供一辆蓝色小轿车供大师使用。马步芳那时共有四辆小轿车,给大师用的那辆,前灯坏了一盏。大师便叫那辆车为“瞎子”,外出乘坐时,不说车来没有,而说“瞎子”来了没有。后来,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从西安坐飞机赶回来,拜见大师,之后专门邀请大师去看他的飞机。那是大师第一次见到飞机,马继援又劝大师不妨坐一坐。大师有点犹豫,他的秘书果瑞(汉名吴振刚)也建议大师可以坐坐,于是大师便登上了那架只有两个座位的战斗机,在西宁上空转了两圈。下飞机后,大师赠送驾驶员50块银元,以示感谢。
  第二年,马步芳当上了国民党的西北军政长官,由“青海王”变成了“西北王“。志得意满的马步芳亲自写信邀请贡唐仓大师到兰州来,大师没有答应,据说马步芳对此很不高兴。但为时不久,马步芳便带着妻妾和搜刮来的金银财宝,在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逃到台湾去了。
  1948年9月,在塔尔寺逗留了一个月的贡唐仓大师准备返回夏河拉卜楞寺了。临行前,大师去同班禅话别。平素大师来去都很随便,毋需通报。那天去时,堪布会议厅的接待人员却请贡唐仓大师稍候,说十世班禅正在坐经(长时间静修,连续几天甚至一个月),我们去请示一下。按道理这种静修是不见人的。但很快随员回来请贡唐仓活佛上去。大师一到静休的地方,班禅的经师便恍然大悟般说:“今天佛爷(指班禅)一直说让早点结束,我有事。原来你们早就约好了的。”
  吃饭时,班禅的经师出去方便去了,只有贡唐仓活佛与班禅在一起。班禅问贡唐仓活佛:“仁波切(藏语对高僧的尊称,尊贵的意思),你想不想吃冰糖?”贡唐仓活佛回答:“吃也可以。”班禅便拿起一块冰糖,但太大,吃不了,班禅见状便笑个不停,一派可爱的童稚情状。贡唐仓说:“找个东西来砸。”班禅说不用找了,边说边从褥子底下摸出一个黑黑的石头。贡唐仓活佛一看,石头上完全是捏出的人手模形,连纹路都清晰可见。班禅庄重地说:“这是我8岁时捏出的,为了送给你,一直等到现在。”贡唐活佛听后连连称奇,拿着石头,如获至宝。
  后来经师回来了,看了一眼,皱起眉头说:“糌粑怎麽捏得这么黑?”贡唐大师告诉经师:“这不是糌粑,是石头。”经师看后也大为惊讶,他与班禅朝夕相处,却从未见过这块奇石,这说明班禅与贡唐仓十分有缘份。
  班禅给贡唐仓赠给奇石的事很快就传开了。堪布会议厅希望贡唐仓大师把石头留给他们,大师说这是班禅送给我的,不能留下来,后来马步芳知道了,也要去看。这一圣物,一直被贡唐仓大师珍藏。1958年藏区发生动乱,贡唐仓大师蒙冤被捕后,大师的大管家贡唐.慈成带着这块用金盒子装了的奇石,去了印度。在印度,慈成大管家代表贡唐仓大师,为藏民提供住宿,给予生活补助,被流亡藏民称为“慈父”。他还在印度丹然东地方修起一座寺院,为贡唐仓大师盖了别墅。不幸的是,后来小偷来偷东西时,把金盒子连同奇石一起偷走了。奇石丢了不久,慈成管家便被流亡印度的亡命之徒暗杀了。
  说起慈成管家,还有一段故事。五世贡唐仓的管家扎益果若很出名,他与五世贡唐仓是同学,关系十分融洽。他去世后,他家里人和贡唐囊欠都希望他能再降生在这户人家,于是念经祈祷。后来这家人果然出生了一个男孩,大家都认为他必是上世管家的转世。六世贡唐仓5岁到夏河时,这名后来叫慈成的男孩6岁,同贡唐仓活佛一起玩耍,感情深厚。1949年20多岁时,他做了贡唐仓的总管家,一直到1958年去印度,共做了9年管家。这期间贡唐拉章最兴旺,在甘、青、川一带有大小寺院26座,大小管家30多名。
  贡唐仓大师率领300多名部落及群众代表离开塔尔寺时,11岁的十世班禅亲率100多名僧俗官员欢送。大师带着班禅大师用金粉书写的安曲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书,回到了拉卜楞寺,不久即回到四川阿坝州的查理寺。大师以他的威望和影响,动员安多藏区的群众,千人、万人签名写信给国民政府,要求正式认定塔尔寺灵童为十世班禅。
  与此同时,在拉卜楞寺六世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的寻访认定上(五世嘉木样丹贝坚赞于1947年4月14日圆寂),贡唐仓大师力主请住在塔尔寺的班禅卜算出寻访范围,并请班禅亲自到拉卜楞寺抽签认定。六世嘉木样灵童的寻访认定工, , 作,从1949年2月11日开始,到1951年11月止,历经两年零十个月时间。期间两次寻访,先后访得儿童2000余名和867名,卜算结果,这些儿童中均无嘉木样转世灵童,直到请班禅大师卜算抽签,才得以圆满认定。在这件事上,贡唐仓大师态度十分明确,他说:“前几世嘉木样都是班禅认定的,现在离班禅这么近而如果去西藏确定五世嘉木样的转世,这本身就表明了对住在塔尔寺班禅的不信任。”贡唐仓大师通过认定六世嘉木样这件大事,再一次给予班禅大师很大的支持。
  1949年6月3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颁布命令:“青海灵童官保慈丹,慧性澄圆,灵异夙著,查系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应即免预掣签,特准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在此之前,堪布会议厅已请拉卜楞寺最有声望的高僧拉科仓·久美陈勒嘉措到塔尔寺,给十世班禅剪了发,换了僧衣,取法名却吉坚赞,同时授了沙弥戒。8月10日,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在塔尔寺举行了十世班禅登席继位大典,关吉玉代表代总统李宗仁,向十世班禅送了390两重的黄金一块,以示祝贺。至此,十世班禅获得了继承九世班禅职权的合法地位。

  两位大师出狱后初次相逢,班禅大师第一句话就说:“你辛苦了!”此后视察藏区,班禅两次请贡唐仓作他的高级顾问……

  班禅大师作为中国藏传佛教界的杰出领袖,一般情况下,不管地位多高的活佛,勤见他都要经过堪布会议厅请示大师同意后才行。贡唐仓大师却是例外,他不论什么时候去,也不论班禅大师多忙,随时都可以见到班禅。大师多次说:贡唐仓活佛是“我的一家人”。
  “十年动乱”中,这两位交谊深厚的大师同遭厄运,班禅大师坐狱9年,贡唐大师入狱21年。1980年,班禅大师视察青海塔尔寺和家乡循化县之后,于9月来到甘肃拉卜楞寺。见到比他年长12岁的贡唐仓大师,大师第一句话就说:“你辛苦了!”贡唐仓大师回答:“我不辛苦,你辛苦了!”大师又问:“(坐监狱时被)绑了没有?”贡唐仓大师回答:“我没有绑。”班禅大师听后欣慰地说:“那你比我运气好”,说着伸出他的大手给贡唐仓大师看他双手被绑过的痕迹……在拉卜楞寺期间,班禅大师在贡唐仓大师和嘉木样等陪同下,察看寺院建筑,了解寺院管理,询问喇嘛们的学业,看到拉卜楞寺在贡唐仓、嘉木样活佛的主持下,很快结束了“十年动乱”造成的影响,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寺院管理有条不紊,班禅大师十分高兴,并委任贡唐仓大师为拉卜楞寺寺院管理委员会主任。
  1982年,班禅大师再次到甘肃、青海、四川藏区视察。9月23日,班禅来到拉卜楞寺,贡唐仓向大师汇报两年来管护寺院的情况,同时举荐嘉木样出任寺管会主任。之后,贡唐仓大师与嘉木样、黄正清(五世嘉木样之兄)一起,陪同班禅大师视察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七县,到迭部县甘肃省地界结束时,嘉木样、黄正清告别回去,班禅大师一定要贡唐仓留下,继续陪同他视察四川藏区。四川方面负责接待的部门得到消息后,向班禅大师提出:“贡唐仓大师单独去四川,我们照样迎接,现在与您一起去,又不是视察团正式成员,怎么办?班禅大师听后马上打电话到北京请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要求把贡唐仓作为正式成员,彭真同意了大师的请求。于是,贡唐仓大师作为正式成员,陪同班禅大师从甘肃进入四川,先后考察了阿坝州的若尔盖、红原、马尔康等县,然后到成都,结束视察后又坐专列一直送班禅大师到北京,前后共两个月。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国家民委和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些负责人,知道贡唐仓大师陪同班禅大师视察四川后,都很高兴;因为班禅大师看到一些地方民族宗教政策落实不好时,很容易发脾气,不仅当地的干部害怕,而且连他的经师、父母都不敢劝,只有贡唐仓大师可以劝解。因此大师发脾气厉害时,大家就请贡唐仓佛爷去。贡唐仓大师先是给班禅大师说笑话,逗他消了气,再劝说。经贡唐仓活佛一劝,班禅大师果然就会心平气和。
  1985年4月,拉卜楞寺大经堂意外失火。为了尽快重建,这年10月,贡唐仓大师率团到西藏考察佛殿建筑,朝礼各圣迹。到札什伦布寺时,班禅大师专门派他的父亲尧西·贡布才旦和其他官员到距日喀则几公里的地方迎接。之后,两位大师天天在一起吃饭。贡唐仓大师同时带去了盛大的布施:当时札什伦布寺有600多名喇嘛,贡唐仓大师布施每个喇嘛10元人民币,5斤酥油,喇嘛们说,这么大的布施,贡唐仓活佛是第一人。贡唐仓活佛同时给班禅大师奉上盛大布施,仅酥油就达1000多斤 ,给大师的父母、其他官员等同样给了布施。这期间,贡唐仓大师请示班禅大师:“你是给我念个经,还是我给寺院布施时你一起去?”班禅大师说:“为了你的长寿,还是我给你灌个长寿顶吧。”于是贡唐仓大师带着他的300多名随行,在班禅大师在日喀则的行宫接受了珍贵的长寿灌顶。
  更为珍贵的是,班禅大师回赠贡唐仓大师一尊很贵重的佛像及他穿过的全套衣物,如袈裟、僧裙、鞋子等,还有大量氆氇、绸缎。贡唐仓大师说:“班禅大师用过的全套衣物,是极其珍贵的。在旧西藏,他的鞋子是由专门的匠人手工制作的。象过去手工织的毛线哔叽,现在都作为文物收藏在外国的博物馆里。”
  贡唐仓大师离开日喀则回拉萨时,班禅大师依依不舍,送出一门又一门,一直送他到行宫的第三个大门外,班禅身边的官员说:“这是大师送客的最高规格,只有贡唐活佛得到了。
  1988年元月,班禅大师赴西藏考察,再次请贡唐仓大师作他的高级顾问。大师欣然前往。在西藏期间,贡唐仓大师配合班禅大师,为西藏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
  1989年元月,贡唐仓大师与嘉木样一起,专程到日喀则参加班禅东陵札什南捷祀殿落成典礼,不曾想,这一次竟是贡唐仓大师与班禅大师最后一次见面!
  在历代班禅大师的驻锡地——西藏日喀则札什伦布寺内,供奉着从第五世到第九世班禅喇嘛的五座灵塔。“十年动乱”中,这五座举世无双的灵塔遭到毁坏。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信教群众把在动乱中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下来的五世——九世班禅法体残骸归还寺院。第十世班禅大师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亲自主持重建了班禅“东陵札什南捷”大殿,安放了五世——九世班禅灵塔。
  这是藏传佛教历史上第一座班禅合葬灵塔。大殿由紫红色和棕色两大建筑部分组成,十分雄伟壮观。矗立殿中的合葬灵塔高11.52米,塔身以银皮包裹,雕饰华丽,遍镶珠宝。据合葬灵塔修建办公室统计:包制这座灵塔,共耗白银1669公斤,黄金103.8公斤,水银665公斤,黄铜5638.8公斤。五世至九世班禅的遗体残骸,分装在五个檀香木匣内,安放在灵塔的壶瓶中。灵塔中同时还存放有袈裟、大藏经、历世班禅的著作、各教派大师的经典以及金银制成的各种宗教用品;各种粮食、糖果、水果、茶叶、酥油等供品,以及金银珠宝和印度洋的水。
  为修建这座精美的合葬灵塔,中国政府拨专款600万元人民币,西藏自治区拨专款70万元人民币,札什伦布寺筹集资金100万元人民币,刚坚公司出资10万元人民币。国内外佛教徒的损赠不计其数。
  班禅大师对贡唐仓大师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前来祝贺灵塔开光十分高兴。1月24日,班禅大师在向来宾发表的讲演中,对这座合葬灵塔作了这样的评价:“班禅东陵札什南捷这座雄伟壮观的灵塔祀殿,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宗教政策的正确性和真实性的象征,是藏汉两大民族团结的象征,是西藏宗教界和广大僧俗人民共同劳动的结晶。”大师完全相信:“凡到过东陵这里瞻仰膜拜、参观浏览的人,只要尊重事实,就必然会领悟到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英明,领悟到藏汉民族团结的重要,领悟到坚持爱国主义立场的意义。”
  贡唐仓大师完全赞同班禅大师这番发自内心的演讲。看到班禅大师开光期间十分辛苦,贡唐仓大师与嘉木样元月26日向班禅大师辞别时不无忧虑地说:“为弘扬教法,现在您保重法体至为重要。”班禅大师听后回答:“谢谢你的关心。现在休息不成,还有几方人等着我摩顶,等摩完顶再休息吧。”不料这竟成为两位大师的永诀!
  班禅大师猝然圆寂后,国内外曾有种种猜测。真相到底如何呢?贡唐仓大师回忆说:“班禅大师是元月28日圆寂的。在此之前,国内外前来祝贺的来宾在开光结束后陆续返回。一位来自塔尔寺的活佛带着他的小和尚返回拉萨时,不幸在江孜境内翻车受伤。班禅得知后还以为是我和嘉木样两位遇车祸,很着急,便派札什伦布寺他十分喜爱和信任的一位活佛来看。第二天这位活佛从后面赶来时,他乘坐的小汽车突然失控,一头冲进前面一辆?u绱罂ǔ徝某迪涞瓜拢罘趖背∮瞿撃『蜕受了重蓀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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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KV?8年至1949年,正是国民党政权即将在大陆崩溃,中国共产党掌握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在历史的这个大转折关头,年轻的贡唐仓大活佛也面临界着一次重大的抉择。大师凭着直觉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初步了解,以及他对草原、对藏族人民、对祖国始终不渝的挚爱和留恋,毅然婉谢了美国传教士多次劝他去美国的“好意”,坚持留在草原,迎接新中国的到来。大师的这一选择,使他亲身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一段蓬勃向上,尤其是民族团结,宗教兴旺的新生岁月……

  美国传教士失望地向活佛告别:“愿上帝保佑您!”大师不无幽默地说:“上帝是你们的,就保佑你吧!”

  在贡唐仓大师1948年秋天率领100多名僧俗信众,前往青海塔尔寺拜会十世班禅大师时,随行的还有大师的翻译秘书果瑞。汉名吴振刚,毕业于国民党中央大学蒙藏系,精通藏文。在大学期间,他和另一位藏族同窗平措旺杰秘密组织了“藏族马列主义青年联盟”,平措旺杰担任书记,吴振刚担任副书记,在同学中秘密传递马列主义书籍。后来校方发现了平措旺杰的进步活动,便将他开除。吴振纲得以幸免,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搞联络工作。不久当局发现化名果瑞的吴振纲也是“共党分子”,便下令通缉他。幸得友人通信,吴振纲逃脱,秘密来到甘南藏区,在他当喇嘛的哥哥推荐下,到贡唐仓大师身边做秘书。
  贡唐仓大师年轻时并不懂汉语。从灵童到正式成为拉卜楞寺大赛赤,以及后来在主持查理寺的10多年间,大师看的是藏文,讲的是藏语,所接触的更是操藏语的僧侣和百姓。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师似乎不需要一个把汉语翻译成藏语的秘书。因此大师对身边多了一个秘书,开始并不怎么在意。他有一台收音机,因不懂汉语,只能听听音乐,秘书果瑞便给大师翻译新闻节目,使大使及时了解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接触多了,大师渐渐对果瑞有了好感。
  在40年代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世事的变化真是日新月异。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人民解放战争又节节胜利,社会的大变迁几乎震撼着神州的每一个地方,包括一片牧歌声中的藏区草原。果瑞在大师身边,经常向大师讲述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讲起国民党的腐败,大师点头认可;因为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府在草原上的横征暴敛。但当果瑞说起共产党的时候,大活佛却不表示态度。他以前听老师毛尔盖特卜丹讲过清朝政府、孙中山、吴佩孚,对共产党却知之不多,只听说这个经过爬雪山、过草地壮大起来的政党,代表穷人的利益,深受老百姓的拥护。如今其解放大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打得国民党军队节节后退。
  拉卜楞寺所在的夏河县,当时有两个“福音堂”,一个是天主教的,一个是基督教的,都是美国传教士所建。有一个吉牧师和大师接触较多,经常向大师讲起“天主”、“耶酥”,大师只是出于礼貌静听而已,并不说什么。虽然大师的心目中只有佛祖释迦牟尼,但他认为信仰什么是每个人的自由,不能尊此抑彼,这是大师一贯的宗旨,也正是这一点,大师的影响才超越了藏区,赢得了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国家人们的尊重和敬仰。虽然吉牧师未能在信仰上影响大师,但大师也从与这位碧眼黄发的传教士接触中有所收益,那就是学会了一些英语,知道了不少国外的情况。
  有一天,大师的舅舅阿丹土司从若尔盖草原来看大师。吉牧师知道后,特意宴请大师和佛舅。席间,吉牧师说国民党政府快垮台了,其失败的命运已无可挽回,连上帝都救不了他们。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事了,他们的大军正向大西北进军。这位牧师危言耸听地说:“解放军的到来,对宗教是极大的灾难,寺庙经堂要被烧毁,宗教人士都要遭到象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屠杀。”最后,牧师说他要关闭教堂,回美国去了,希望大师早作决断,跟他一起到美国去,一切费用由他们负担。
  从吉牧师处回来,大师忧心忡忡,愁得连饭也不想吃,望着佛祖绣像,一句话也不说。果瑞见大师发愁,轻声询问大师“有什么心事?”大师叹口气说:“吉牧师说共产党要毁灭宗教,这叫我怎么不发愁呢?”果瑞平静地告诉大师:“吉牧师只说对了一句话,共产党的确快要来了,其它的话都是谣言。共产党虽然信仰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无神论者,但共产党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尊重人们的宗教信仰。”说到这里,果瑞向大师坦白他就是共产党员,见大师似乎不惊讶,果瑞继续说:“我虽然是共产党员,但我十分敬重大师,也完全理解藏族人民对佛的一片赤诚,大师千万不能相信美国传教士的话,大师也知道,当年马麒、马麟毁坏拉卜楞寺,屠杀藏族人民,后来还是共产党员宣侠父和贾宗周联络各方人士,帮助成立了“甘青藏民大同盟”,发表了《甘边藏民泣诉国人书》,最后才使冯玉祥派来国民革命军赶走马麟部队,拉卜楞寺得以恢复正常的宗教生活。
  听了果瑞的一番话,大师想想也有道理,他虽然没有见过宣侠父、贾宗周,但听五世嘉木样大师讲过,再联系他身边的这位共产党员秘书,大师觉得吉牧师的话也许是靠不住的。然而当大师想起30年代中期红四方面军长征路过查理寺时,一些战士打佛像、烧经卷的事时,心里又忧愁起来。果瑞听后对大师说:“长征时红军中确实发生过对宗教的过火行为,但毕竟是少数人的行为。共产党早已纠正了那样的错误,明确规定保护宗教。人民解放军所过之处,宁肯露宿街头,也不进寺院,不扰民宅,正是这样的纪律严明,才受到群众的拥护。”
  过了几天,吉牧师真的要走了,临行前他来见大师。这位依旧穿着一身黑色的牧师袍,一个黄铜十字架挂在胸前甩来甩去的美国牧师,一改往日的满面笑容,吊着面孔严肃地说:“大师,我们要离开中国了,最后再来劝劝您,希望您能同我们一起,到世界上最民主、最自由的美国去,您和您的亲属及随从人员的一切费用,由我们完全负责!”
  看到相处了几年的异国朋友要远走高飞了,也许从此再也见不了面,大师不免有点伤感。但对吉牧师的劝说,大师依然不为所动。他说:“吉先生,我再三思考您的建议,对您的好意,我表示感谢。但我还是离不开我的寺院,我在这里登席,在这里利度,就要把终生交给这里。我不能离开草原,离开信教的群众。共产党来了好也罢,坏也罢,我愿与寺院共存亡,出家人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吉牧师听后大失所望,悲天悯人地在胸前划了划十字,说:“愿上帝保佑您!”大师不无幽默地合掌回答:“上帝是你们的,就让他保佑你们吧!我作为佛门弟子,只求佛祖保佑!”
  吉牧师离去不久,便不断传来解放军挺进兰州,马步芳军队节节败退的消息,特别是谷关峡一役,马步芳的精锐骑兵十四旅被人民解放军全歼,号称常胜将军的旅长马得胜也被击毙,夏河等地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们惶惶不可终日。
  就在这个时候,果瑞向大师建议:和共产党建立联系,迎接解放。大师果断同意,让果瑞代他写了一封拥护共产党的信。之后,大师离开拉卜楞寺,到阿坝州查理寺,作迎接解放的准备。
  果瑞带着大师的信,在1949年7月到了西安,见到了王震将军。王震将军看了大师的信非常高兴,叫秘书立即写了回信交给果瑞,还特意赠送了一张毛主席的相片。信和相片辗转多时才送到大师手中,那封信写在一张发黄的纸上,钢笔字,文字虽然简短,内容却十分热情,对大活佛的深明大义,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说甘肃的解放已指日可待,到时再与大师相见,那张毛泽东主席的照片,大师很是珍爱,后来常年摆放在他的拉章,直到1958年他蒙冤被抄家时不见了踪影。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师抉择的果瑞,在人民解放军进入夏河前,曾去劝说曾经但任过国民党夏河县参议长、这时准备逃往草原的黄祥留了下来,欢迎解放。黄祥解放后当了夏河县第一任县长,果瑞也是领导人之一。不幸的是,这位给贡唐仓大师留下深刻印象的共产党员,有一天去夏河师范给师生讲话,回来的路上被人刺杀了。大师为此十分痛心。

  周恩来总理拍着贡唐仓活佛的肩膀说:“桑木丹工作得很好。”简短的一句话,竟使贡唐仓大师一生难忘。

  1949年5月,贡唐仓大师回到川北的查理寺,主持安曲仁波且的转世登席继位。8月15日起,又应故乡辖美部落民众的请求,传授时轮大灌顶(第三次)。9月22日,与萨木察仓活佛一同主持了德瓦仓活佛的转世入寺登席。在查理寺期间,大师闻讯解放军已经抵达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首府临夏,便立即召集梭磨、松岗、卓克基、卓斯甲等川西若尔盖12个部落的土司,敦促他们拥护共产党,前去同解放军接恰。有些土司由于受以前国民党所说共产党要“同化、灭教“的宣传影响,态度暧昧,听大师说共产党好,便转变了态度,大家向活佛表示:“我们相信大师的话,大师说共产党好,我们就拥护。”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大师即带着若尔盖12个部落的代表,从查理寺返回拉卜楞寺,对解放军的到来表示欢迎。
  在兰州的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听到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他说,对来自甘川草原的这一喜讯,他“比解放了一座大城市还高兴”,当即派人(大师只记得当时称宋主任)代表他,从兰州来到夏河,向大师赠送了一面五星红旗,同时送给大师三条防身用的步枪。大师十分珍惜这面红艳艳的新中国国旗,把它高高地悬挂起来,并常常站在经堂前面的台阶上久久凝视,心中充满了对新中国的拥戴和期望。
  1946年底,在波兰华沙召开了世界和平大会,中国派出由郭沫若任团长的6人代表团,贡唐仓·丹贝旺旭大师作为中国藏族人民的代表和有很高声望的宗教人士,也名列其中。但最后真正赴会的却是当时的夏河县县长黄祥。原来大师得知那次大会的组织者是前苏联后,便不愿前往,因为国民党关于苏联的反面宣传,给他的心里留下了的不好印象尚未消除。他不愿去,只好临时由黄祥作了他的代表。这次误会造成的遗憾,直到大师出狱后于1990年元月赴莫斯科参加了“人类环境保护与发展会议”,才得以弥补。
  后来,大师应西北军政委员会的邀请来到兰州,受到了习仲勋等领导人的接见。他们握着大活佛的手说:“见到你很高兴,感谢你在甘川藏区深明大义的行动。我们希望你能出山,代表那里的藏族人民政府工作。”大师婉言谢绝,他说:“我身在佛门,政府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去做一做,我当尽力去做,但一不要官,二不要钱,还是让我回草原去吧!”习仲勋等只好尊从了大师的意愿。
  1951年,拉卜楞寺六大学院执事、亲王府、各部落共同推举,由贡唐仓大师主持,迎请住锡塔尔寺的十世班禅前来拉卜楞寺认定五世嘉木样的转世。三月初三日,贡唐仓大师在西宁向班禅大师呈送了报告。十月初一日,班禅大师在拉卜楞寺经堂前世嘉木样的灵塔前确定灵童周本塔尔为第六世嘉木样。贡唐仓大师在六世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的寻访认定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年底,大师前往北京出席全国民族工作会议。路过西安时,初次会见了享誉国内外的藏传佛教大师碌奔·喜铙嘉措大师(在赵朴初之前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特意设宴款待。在北京出席会议时,大师就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寺院等问题作了发言,其间同代表们一道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其中周总理在接见中说的一句简简单单的话,给贡唐仓大师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还是在1949年的时候,大师身边有个叫毛尔盖·桑木丹的藏族秘书。根据周恩来总理关于在藏族地区挑选精通藏文的藏族青年到北京做翻译的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专门向贡唐仓活佛写信要求帮助。大师便把他的秘书桑木丹派到国务院翻译局工作。桑木丹1949年底到北京,到贡唐仓大师赴京出席会议时,已工作了整整一年。毛泽东主席接见会议代表一个星期后,周恩来总理又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接见大家。走到贡唐仓大师身边时,当时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统战部长的汪锋介绍说:“这是甘肃拉卜楞寺的贡唐仓活佛。”周恩来总理听后用手拍着贡唐仓活佛的肩膀,十分亲切地说:“桑木丹工作很好。”这句只有他们俩人才明白的话,在贡唐仓活佛听起来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尤其是那语气和表情,都仿佛在向25岁的贡唐仓活佛说:我们俩个早就认识了,而且是好朋友了。这句简短的话语,让贡唐仓大师一生难忘。几十年后,大师回想起来仍十分感慨,他说:“当时我什么政治地位也没有,周总理却像老朋友一样对我,这不仅使我十分感动,甚至让同行的一些参加过长征的藏族干部都有了意见。”
  这位桑木丹因不习惯北京的气候,后来离开北京回到四川省阿坝州工作,成了著名的藏族学者,一生著作很多,直到1993年80多岁时去世。
  1952年,贡唐仓大师又回到了查理寺。宗教活动之余,大师以他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协助政府做了许多有益于国计民生和社会安定的大事,其中一件就是劝说流窜在川西的一股残军土匪归降人民政府。
  四川西部的黑水县,由于当时还未解放,国民党军队一个叫胡炳勋的师长,带着一批残兵败将盘踞在这一带。为壮大自己的势力,这股残军纠集了当地的散兵游勇,共同组成“三省(甘川青)边区反*指挥部”,利用川西一带山大林深的地理,与解放军为敌,负隅顽抗。这股土匪人数虽然只有500余人。但他们熟悉当地地形,流窜不定,一时难以剿灭。剿匪部队一到,他们便钻进深山老林,隐匿不出;部队一撤,他们又窜出来杀人抢劫,四处滋扰,使得当地农牧民人心惶惶,无法安居乐业。贡唐仓大师后来得知,原来是黑水大土司的道吉华桑(汉名苏水和),这时被匪部利用为副司令,他曾和大师有过施主关系,对大师十分信服。为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考虑,大师毅然展开了对土匪的劝降工作。
  大师先是不顾辛苦,亲自前往松潘、茂汶、汶川等地,向各土司宣讲实现和平解放的好处,要求他们不要与匪军来往,助纣为虐。然后亲笔署名,向土匪经常出没之地撒去一张张传单。大师传单的大意是:为民举善,佛将赐福;祸害百姓,不要说政府不容,佛也不容!尔本我佛信徒,若继续为胡匪炳 勋所用,为害草原,则难逃灾祸。快快弃恶从善,我保尔等身家平安,政府也会既往不咎。我等着你急速归来。我佛慈悲!
  这张言辞恳切、恩威并重的传单传到道吉华桑手中,他展读再三,沉思良久,终于被大师所感化。在川西地区,道吉华桑声名赫赫,是个出了名的铁石心肠,鲜血流成河,他连眼都不眨一下。当年红军长征途经黑水时,道吉华桑凭仗地势险要,硬是不让红军通过,河里的水都染红了,道吉华桑的堡垒还是攻不下来。为避免遭受损失,红军只好被迫改走雪山。道吉华桑也和国民党军队打过仗,他曾和四川军阀邓锡侯的24军两次血战,打得对方狼狈逃窜,对他毫无办法,就是这么一个藏族土司,毅然听从了贡唐仓大师的劝说,率领自己的人马,下山归降了解放军。他一走,胡炳勋残军如釜抽薪,很快土崩瓦解,被解放军剿灭。匪乱平息,黑水县随之解放。为感谢大师的慈心善举,四川军政领导天宝等专门在马尔康接待了大师。在四川三年期间,大师出任川北藏族自治区(即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前身)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和政协副主席。
  道吉华桑归降后,人民政府既往不咎,不久即让他参加了赴朝慰问团,代表藏族人民去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来他又出国定居到印度和加拿大,1979年归来,两年后在成都去世。大师闻讯,专程从北京赶去参加了追悼会。
  1954年,根据六世嘉木样大师的提名,拉卜楞寺僧众大会派代表嘎藏等到达贡唐仓大师静修的“丹达林”(在今四川省红原县城附近),敦请大师出任拉卜楞寺第八十五任总法台。总法台是藏传佛教寺院宗教事务的最高主持者,具有绝对权威,总法台之下,各个学院如时轮学院、医药学院、喜金刚学院、续部上学院、续部下学院都有自己的法台。这是贡唐仓大师第一次出任拉卜楞寺总法台,直到1957年8月15日辞职为止,这一段时间是拉卜楞寺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僧侣多达3000名,活佛、格西云集,施主人财两旺,贡唐拉章也十分兴盛。大师除主持日常经会、教务外,还广为布施,改善僧人的学经和生活条件

  贡唐仓总法台主持盛大的“柔扎”大法会。在政通人和、香火旺盛的历史时刻,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先后莅临拉卜楞寺。

  贡唐仓·丹贝旺旭大师在1954年出任拉卜楞寺总法台不久,便主持举行了盛大的七月“法会”。在藏传佛教众多的法会与纪念日中,藏语称为“柔扎”的七月法会仅次于正月的默朗木祈愿大法会,默朗木法会由藏传佛教格鲁派始祖宗喀巴大师于1409年在拉萨首创,柔扎法会则是宗喀巴大师范的弟子加央却杰(1379——1449年)创立,在拉卜楞寺则开始于第二世嘉木样时期,后由第三世贡唐仓大师丹贝仲美倡行至今。这一法会主要是纪念护法神和法王的,会期自农历6月29日至7月15日,共17天,正式大会在七月初八日。一年一度的“柔扎”大法会在草原上最美好的季节举行,即是盛大的佛学知识竞赛会,又是热闹的民间物资交流盛会。参加者除本寺的所有僧侣,还有附近寺院的喇嘛和成千上万的信徒。寺院周围的空地上,早早便布满了绣着祥云图案的大小帐篷。大法会的施主是总法台,他不仅对所有参加法会的僧侣提供斋饭,还要每日向每个僧人布施七元。这个费用是十分惊人的,既是对总法台财力的一次检验,也是其在信民中影响、威望、号召力的一次反应。供斋饭的情景是非常壮观的,数千喇嘛就地一排排坐在法会场地上,由负责供斋的喇嘛提着桶将斋饭一勺一勺舀到大家自备的碗中。
  法会的第一项内容是进行佛学答辩。第一天由总法台讲述闻思学院(俗称大经堂)大业,之后和学院法台(每年只有一个学院的法台参加)进行辩论。这一天由学院法台提问,总法台宣讲。第二天学院法台讲述后,由总法台提问,学院法台回答。如此认真,是为了表示法台必须要有高深的学问,才能担任。从七月初一开始便进行佛教哲学大辩论。这一天,贡唐大师身着红色袈裟,头戴金色尖顶的法帽,在众高僧簇拥下来到闻思学院前的广场上,就坐于为他设的专座上,其它赛赤和堪布地位的活佛则坐在他的两旁。全体僧侣和信徒磕头拜见后,大师宣布辨论开始。
  参加大辩论的喇嘛,为六至十二年级的学习优秀者和各班级中有地位的少年活佛。辩论前一天,大家要前往各个经堂、佛殿的佛像前献花,并在大经堂向僧众散花,花瓣如雨,蔚为奇观。大辩论既有秩序又有很大的随意性,谁都可以进入场内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这是学习和展示自己才华的最好时机。辩论时或一人讲众人听,或七嘴八舌,手舞足蹈,掌声、欢呼声时起时伏,妙趣横生。
  七月初八日是“米拉日巴劝法会”表演。早晨先在大经堂背后献(晒)巨幅佛象,同时到冬季讲台上陈列寺主及各大活佛的衣服、法器等,供信徒们触额祈福。中午时分,便在大经堂前面的广场上演出圣僧米拉日巴劝化猎夫贡保多吉的故事。
  米拉日巴(1040——1123),生于西藏后藏贡塘的加阿杂地方,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创始人之一,一生以苦修著称于世。在藏族人民中米拉日巴是位妇孺皆知的圣僧。他七岁时父亲去世,与母亲相依为命,受尽了亲戚们的欺侮,家产被瓜分一空,生活十分艰难。他便开始学法,起初只是想以恶咒咒死仇人,后自忏罪孽,改信佛教。公元1077年,他38岁时找到当时已负盛名的噶举派创始人玛尔巴。玛尔巴经过对他六年八个月的观察,看他勤服劳役,极尽苦行,确信他“根器”好、可以造就成才,便对他口传了密道全部修法。米拉日巴遂在45岁时返回西藏海拨4000米以上、绝世苦寒的阿里地区,隐迹山岩中,只着白棉布衣,采食荨麻度日,按照玛尔巴传授的密法潜心修行9年,终于练出腾空飞行、降妖除怪等等神通,成为藏族地区广为流传、经久不衰的传奇人物。观看法会表演时,僧俗群众均坐于广场,内层为僧人,外层为群众,嘉木样大师、总法台贡唐仓大师及各大活佛,则就座于前殿二楼的前廊上,居高临下观看。
  贡唐仓大师身任总法台后,以盛大、欢乐的柔扎大法会揭开了拉卜楞寺新的一页。1955年,大师又以总法台的身份,先后隆重接待了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为拉卜楞寺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中国藏传佛教的两位领袖,在同一年中先后来到拉卜楞寺,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不仅是拉卜楞寺的荣幸,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整个藏区和睦团结的象征。当两位大师将来拉卜楞寺的消息传出之后,整个安多藏区为之轰动,甘、青、川草原的几乎所有僧侣和信徒,闻讯在半个月前赶去迎候,激动之心、虔诚之态,笔墨实难祥述。贡唐仓大师作为拉卜楞寺宗教事务的最高主持,自然率领全寺的活佛,喇嘛,早早地在马莲滩设帐迎接。
  对于十世班禅大师,贡唐仓大师已经多次接触,彼此十分了解。班禅大师在未被中央政府正式册封、处境微妙的困难时期,是贡唐仓大师第一个率领僧俗信徒来到青海塔尔寺,以其在藏区的威望和影响,给予少年的班禅大师有力的支持;又通过请班禅大师认定安曲活佛转世和六世嘉木样,表示了对班禅大师的尊重的拥护。多次的相处和来往,两人已建立了非同寻常的情谊。
  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则是首次来到拉卜楞寺。大师只和他见过一面:1954年9月,达赖和班禅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邀请,联袂赴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次达赖喇嘛先期到达拉卜楞寺,贡唐仓大师以总法台的身份,陪同年轻的达赖喇嘛察看了寺院喇嘛们的学习和生活。晚上,达赖喇嘛又单独和贡唐仓大师晤谈,详细询问拉卜楞寺的情况,大师从坐床不久的寺主嘉木样六世到各大赛赤、堪布的佛学造诣,生活情况,僧侣数目,属寺和群众基础等,一一作了简要明确的汇报。在三年之后达赖喇嘛逃亡印度,这次的晤谈竟成为贡唐仓大师的一条罪状。
  视察拉卜楞寺时,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前后分别传授了大悲观世音灌顶和独雄大威德灌顶。
  这年九月十九日,大师的经师毛尔盖·图丹嘉措圆寂,大师悲痛莫名,举行了盛大的祭供。
  1956年,甘南的碌曲和川北毛尔盖的部分地区的民众,因听信了在藏区也要搞合作化的谣传,发生了武装动乱。面对草原上乌云滚滚的局势,贡唐仓大师十分忧虑。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走出寺院,参加了政府组织的工作团,并担任副团长,向参加动乱的群众做说服教育工作。
  听说贡唐仓大师冒着枪林弹雨来到山下,山上的人派代表悄悄下山来探真相,果然见大师端坐于帐篷,正在为多灾多难的草原祈祷。人们惶恐地问:“大师,公家真的不在藏区搞合作化吗?会不会是骗人?”
  大师郑重地回答:“不会,现在的公家不是过去的官家,是为老百姓着想的,不会骗人。就是将来进行民主改革,也要大家自愿,不会强迫。回去对山上的人说,不要再打了,各回各的帐篷,安心地放牧牛羊去吧。政府让我来给你们做工作,是为你们好,不要做不利于草原的事了。”
  乌云散去了,草原又恢复了安宁。贡唐仓大师也要返回拉卜楞寺了,牧民们沿途顶礼相送。
  这年8月15日起,大师接受青海省河南蒙旗达参部(今赛龙乡)信民的请求,传授了时轮大灌顶(第四次)。甘、青、川三省二十一县的数万名僧俗信众参加了法会。针对前一段三省边界地区不太安宁的情况,大师再次宣讲国泰民安的道理。后来,在红原县附近发现了一药水泉,大师亲自为之开光,被群众称为“贡唐药泉”。
  1957年3月15日起,贡唐仓大师应甘南州卓尼县车巴沟僧俗信众的恭请,向以热丹嘉措为首的万名信众传授时轮大灌顶(第五次)。也就是在这一年,反“右”扩大化的影响开始波及甘南藏区,加上一股要搞高级合作社的传闻,刚刚平静的藏区又一次人心不安了。贡唐大师根据藏区的情况,把自己的一些意见和看法反映到甘肃省委,希望能引起省里的重视,以维护藏区的稳定和安宁。不料省里个别手握大权的领导,根本听不进大师的意见。
  大师沉默了。他不愿被卷进可能发生的任何风潮中去,便于8月5日主动辞去拉卜楞寺总法台之职,把多年积攒的群众给他的布施,大部分送给了僧侣们。当时拉卜楞寺3000多僧侣,每人得到贡唐大师赠送的一袋面,外加九块银元。九月初,大师忧心忡忡地离开了拉卜楞寺,面对依依不舍前来相送的喇嘛们,大师说:“佛门中人,与世无争。我走后你们好自为之,以寺院为重,以学业修行为重,少管寺外之事。我想我总有一天还会回来的!”
  大师回到了四川查理寺,闭门静修、讲经说法之余,大师决心为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他看到牧区畜产品资源十分丰富,却处于自给自足、初级消费的自然经济阶段,没有加工,商品经济十分落后,便自己拿出30万元银元,在四川红原县建起了贡唐和平乳品厂。这在当时的藏区是破天荒的事,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以至直到1979改革开放之初,四川省委的一位领导还用大师这一深具远见卓识的善举,启发各级干部从计划经济“以粮为纲”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引导群众大力发展商品生产。1994年10月,大师在北京回忆这件事时说:“当时我手头只有30万银元,又要办学校,又要办乳品厂,资金不够,还是群众听说后纷纷捐助,才得以办成。”大师出狱后,还经常关心厂里的生产,帮助解决困难。现在贡唐乳品厂有职工200多人,生产的各种奶粉销到成都、上海、广州等地。
  也就是在这一年,贡唐仓大师的诗学著作在佐盖新寺刻成。1958年春节,大师主持编导、上演了三世贡唐仓·丹贝仲美著的《琅吉惹哇王传》,被有关专家赞誉为“对藏族戏剧艺术有新的创新”。2月15日起,大师根据原来之请向查理寺僧俗信众一万多人传授时轮大灌顶。这是大师从21岁开始大讲经以来,举行的第六次时轮大灌顶。不曾想,大师从此竟遭厄运,与热爱、崇拜他的信民,一别就是21载!
  其实,大师对此早有预感,在查理寺传授时轮大灌顶后,大师曾到附近一座叫“嘎尔钦寺”的小寺,一次念经时,殿中挂的唐卡画上绘的牛首护法神,鼻中突然流血。对于虔诚的佛教徒来说,这是不祥之兆是不言而喻的。当时,不少人劝大师出国避祸,但大师不为所动;这一方面是大师襟怀坦荡、光明磊落,无所畏惧,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大师心里真不愿离开草原、离开热爱他的信民。
  一场灾难终于降临到大活佛身上……


  蒙冤入狱二十一载


  五十年代的西藏,和平与动荡交替出现。风云突变中,贡唐仓大师遭遇了本可以避免的灾难……
  如高大的界碑耸立在中国西南边陲的西藏,总面积12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11个浙江省或33个台湾省。这个举世无双的地方,不管王朝如何更替,同祖国大家庭始终密不可分。
  早在公元7世纪到9世纪,青藏高原上以藏族为主体建立的吐蕃王朝,就与盛世大唐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唐朝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先后嫁给吐蕃赞普(王)。公元821年的唐蕃会盟载明:唐朝与吐蕃“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渝替”。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正如大诗人白居易在《代王 答吐蕃北道节度使论赞勃藏书》所说:“国家与彼蕃,代为舅甥,日洽恩信。虽云两国,实若一家。”
  元朝时,西藏已被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元世祖忽必烈1260年即位后,仿照中国历代旧制,设置了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西藏地方军事民政事务的总制院,命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管总制院院务。
  到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更加系统化和制度化。1652年,清朝顺治皇帝在北京亲自接见第五世达赖,正式册封其“达赖喇嘛”的名号。1713年,康熙皇帝又册封第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的尊号。从1727年起,雍正皇帝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在拉萨设衙办公。1751年,乾隆皇帝又在西藏地方建立噶厦政府,规定四名噶伦由三俗一僧出任,地位平等,秉承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的指示,共同处理西藏地方事务。
  岁月如梭。历史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藏局势风云激荡、丽日和风与山雨欲来交替显现。
  1949年7月,西藏噶夏政府在国外反动势力的唆使、怂勇之下,驱逐了驻拉萨的国民党政府机构,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驱汉事件”。
  1950年3月29日,根据正在原苏联出访的毛泽东主席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指示,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组成进藏先遣部队,从四川乐山正式出发,揭开了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序幕。
  同年8月6日,张国华、谭冠三率领的十八军主力部队向西藏进发。部队“一边修路、一边进军”,于9月到达康北重镇甘孜。
  但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坚持的既定方针,早在1950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要求西藏地方当局派代表进京商谈西藏和平解放问题;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宣布进军西藏后,再次电告西藏地方当局速派员进京谈判,并要求对方随时与进军中的解放军司令部联系。但以摄政达扎为首的噶厦当局,却在外国反动势力的怂恿支持下,关闭了和谈的大门。
  德高望重的西康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1936年红军长征经过甘孜时,曾与朱德总司令成为好兄弟。解放军到达甘孜后,深明大义的格达活佛以西藏民族利益为重,不顾朱德、邓小平的急电劝阻,毅然前往拉萨劝和。在到达昌都后,于1950年8月13日被英国特务福特下毒茶毒死。
  1950年10月5日夜,18军52师突击队突破被认为“雪山恶水赛过十万大军”的金沙江天险,顺利偷渡过江,打响了昌都战役。不久,新任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命令藏军放下了武器。10月19日,古城昌都宣告解放。
  1950年11月17日(藏历10月8日),年仅15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西藏局势动荡不安、人心浮动的时刻,在布达拉宫举行了亲政典礼。
  1951年1月,达赖喇嘛在亚东亲自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权谈判代表,与同时由拉萨派出的四品官土登列门和桑颇·丹增顿珠一道,经康区前往北京和谈。达赖喇嘛亲自拟定了西藏地方政府方面的五项谈判条件。
  4月27日,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和他的堪布会议厅各负责官员一行45人也到达北京。
  1951年4月29日,西藏和平谈判在北京正式拉开了序幕。中央人民政府指派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李维汉为首席代表,同西藏地方代表团举行谈判。
  1951年5月21日,举世关注的西藏和谈胜利拉下了帷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在中南海勤政殿隆重举行了签字仪式。
  首先是离开30年的班禅大师回到了西藏。
  1951年5月30日,十世班禅主动给十四世达赖发了一封表示祝贺的电报。电文中说:“在您亲政之日,……派遣了自己的代表来中央谈判,并签定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这是我们西藏民族僧俗人民的伟大胜利,班禅愿竭绵薄,精诚团结,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协助您和西藏地方政府彻底实行协议,为和平解放西藏而奋斗。”
  1951年7月19日,十四世达赖复电十世班禅:“……希望您即速启程回寺,所经道路决定后希先来电为荷。”
  这是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失和后,十世班禅与十四世达赖第一次彼此以友好的态度发生的联系。对于班禅返藏,中央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周恩来总理于1951年初,亲自主持专门会议,对班禅返藏的组织领导、交通运输、物资供应、安全保卫等各个方面,都做了认真周到的安排。
  1951年10月26日,张国华将军、谭冠三政委率领的十八军主力部队,经过两个多月艰苦卓绝的行军,到达拉萨。在各界人民两万多人的盛大欢迎下,进藏部队举行了雄壮的入城式。
  1951年12月,达赖和三大寺派遣的欢迎班禅返藏的代表到达塔尔寺。
  1951年12月18日,毛泽东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特命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为代表,前住西宁为班禅送行。班禅一行从西宁出发,经香日德,翻过唐古拉山,过黑河(今藏北那曲),终于在1952年4月28日抵达拉萨。这次长途行军极其艰苦,到达黑河时,随行三万余峰骆驼便已死去大半,牛马也死去不少。
  据西藏地方档案记载:班禅在返回后藏之前,曾在拉萨逗留了43天,在这43天里,拉萨市到处洋溢着团结喜悦的气氛,人们传唱着“达赖班禅和好,幸福的好时光”的新歌,班禅驻拉萨办事处不断接到各地僧俗人民的来信,许多信件真挚地写道:“在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班禅大师光荣地回来了。达赖和班禅和好了,我们永远忘不了毛主席的这个恩情……”
  1952年6月25日,班禅一行经过由拉萨到后藏首城日喀则的15天行程,在班禅行辕的500人警卫营和西藏军区警卫营二连的护送下,到达日喀则。从1923年11月15日九世班禅离开日喀则流亡内地,到此时十世班禅光荣返回,整整30个年头过去了。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后藏各地的属民们,奔走相告,妇孺老幼,蜂拥而出,前来迎接的竟达6万多人!
  西藏和平解放了,但千百年来形成的封建农奴制度,却仍然牢固地束缚着广柔的西藏高原。斗争和动荡一直时起时伏于西藏高原。
  先是1952年1月中旬,在司曹鲁康娃等人的策动下,西藏上层组织了一个“人民会议”,公开提出反对成立西藏军政委员会,反对改编藏军。3月31日清晨,“人民会议”以请愿为名,纠集约4000人,包围了阿沛·阿旺晋美等上层爱国人士的住宅,同时包围了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全权代表张经武的办公处,在四周屋顶架起机枪,公然提出要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的要求。在中央代表张经武的交涉下,达赖喇嘛解除了幕后策划的两名司曹职务,取缔了“人民会议”,拉萨的局势暂时趋于平静。
  1954年,十四世达赖喇嘛与十世班禅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邀请,联袂赴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摄下一张历史性的照片:毛泽东主席和达赖、班禅同坐在一张长沙发上,人人笑容满面,神态十分融洽和谐。
  1955年3月4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以协助西藏地方政府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改革。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央派来了陈毅为团长,由各兄弟民族、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拉萨祝贺。本着“要以和平协商方式进行改革的”的宗旨,中央决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西藏不进行民主改革,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改革,也要到时视情况再定……”把等待民主改革的期限延长到1967年。
  然而西藏的局势却一天天严峻起来,反动分子到处聚众闹事,上书请愿,公然号召反对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反对民主改革。这股浪潮越涌越汹,很快波及到甘肃、青海、四川的藏族地区。从此,以西藏为中心,包括四川、青海、甘肃等藏族地区在内,开始发生了一系列流血事件,直到1959年3月10日拉萨发生大规模武装叛乱而达到高潮,随后人民解放军奉命平息叛乱,达赖喇嘛出走印度……
  贡唐仓大师遭遇的21载牢狱之灾,就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降临的……

  1958年5月22日深夜,32岁的贡唐仓大师在成都突然被捕。没有逮捕证,也不知什么罪名……

  1957年底到1958年初,受西藏局势的影响,冰雪地的甘青川草原一反常态,到处涌动着一股不安定的气息。先后住在查理寺和四川红原的贡唐仓大师,却安之若泰,处变不惊,一如既住地夜夜坐禅,全身心沉浸在佛法经典描绘的玄妙世界里。农历3月15日,大师在查理寺如期举行了大法会,向万千僧众讲经传法,劝导人心向善,祝愿草原六畜兴旺、人民安居乐业。象以往多次一样,大师以他宽广的胸怀和慈悲的佛心,祈祷已经降临草原的“暴风骤雨”快快过去,不要使绝大多数善良的人们陷入无边的痛苦。不曾想,这次“暴风骤雨”竟是如此狂烈无情,连大师本人也不幸蒙冤其中。
  1958年4月左右,四川省委统战部一位姓刘的处长受省委领导的委派到贡唐仓大师在红原县的住所,说四川藏区有些地方发生了动乱,有的寺院也被卷进去了,为防大师被牵连,请大师到成都去。大师感谢政府的关心,毫不犹豫地启程前往成都,住在离成都50公里的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招待所,其间,大师还兴致勃勃地登上峨嵋山,从佛教圣地空灵悠远的意境中,感悟宇宙之大、佛法之妙。在成都休养期间,藏族副省长天宝经常来看望大师。
  有一天,大师的家乡来人向大师禀报说,他的那位以前的热合东部落土司、解放后担任若尔盖县副县长的舅舅去世了。虽然在大师看来,人的生死祸福自有定数,谁也无法改变,但对舅舅的辞世,他依然十分伤悲;因为他生在舅舅家,舅舅一直抚养他到5岁被认定为贡唐仓五世的转世灵童,他对舅舅的感情非同一般。大师准备回若尔盖为舅舅奔丧,便去向省领导告别。一向对他十分敬重的一位省领导却突然避而不见。大师又写信给这位领导,回答说是等两天,等他去重庆开会回来再说。
  过了几天,阿坝州统战部突然派大师的一位学生前来“陪伴”他,起初大师曾感到奇怪,来成都多时都不曾有人来陪伴,怎么突然派人来陪伴他呢?但他没有深想,过后他才明白原来是来监视他的。这位学生“陪伴”大师不做别的事,几乎天天晚上拉着大师去看电影。不管大师愿不愿看,看的电影无一例外都是国民党怎样镇压、屠杀共产党人的。大师不由猜疑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国民党过去镇压共产党,与我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国民党对共产党所犯的暴行中,有我的份儿不成?
  疑问就这样一步一步变成了现实。大师清楚地记得这一夜:5月22日晚,他又一次看完电影回来,洗了澡,那位学生提议大师量量体重,他尽管觉得没多大必要,还是无可无不可地站上了体重仪。之后便回到卧室就寝。
  夜里12点正,自称从阿坝州来的人来敲大师卧室的门:“麻烦您开一下门。”大师开了门,来人进来便说:“州上来了电话,您去接一下。”成都的五月已经很热,大师只穿着单衣往客厅接电话,来人却把绒衣给大师披上,还让他带上手表和护身符。大师莫名其妙,接个电话何必如此呢。但还是无可不可地接受了来人的举动。这时他看见他的随员特布丹等人,站在他们住的房间门口望着他。
  几步走到与卧室相连的客厅,大师看到两边的沙发上各坐着两个人。他正要去抓屋角的电话,那四个人忽地站起来,把他围了起来。大师开始还以为这些人站起来是对他的礼貌和尊重,顿时又觉得不对头。他想问问阿坝州来的那个人,那人已不见了踪影。这时围住他的四个人,一人手中拿着枪,一人亮出手铐,大师这时反而镇定了,心想肯定是发生了什么误会,便坦然地伸出双手,让拿手铐的人把手铐戴在了他的手腕。大师是如此坦然和不慌不忙,以至于捉他的人十分紧张,尤其在靠近他时呼吸是那样急促。
  从大师走出卧室接电话,到那四个人围起来铐他,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谁也没有说话,铐他的人既没有说明他们是什么人,也没有向大师出示逮捕证,宣布为何要逮铺他。
  在四个人中的一个打了一个“走”的手势后,大师便被他们押着走出了房子,他看见院子里停着一辆白色的捷克造小轿车,院墙的四周架着机枪。这时候,大师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是不是有人组织对他暗杀?因为这很有可能,在解放初甘肃甘南和川北藏区发生的几次风波中,他都亲自出面做了平息工作,自然会有人怨恨他。眼下听说又发生了动乱,是不是有人怕他出面做平息工作,提前来下毒手呢?
  正这么想着,大师已被推进汽车,铐他的人也钻进来左右围定了他。汽车在夜幕下急速驶去,拐了几个弯后停了下来,前面是一座监狱。司机一打喇叭,沉重的大铁门开了。大师这时反而放下了心,看来这不是暗杀,而是政府采取的行动,这就好了,误会总会解除的。
  进了铁门,下了汽车,众人拥着他来到一间像是办公室的房间。在门口给他开了手铐。办公桌后坐着一个年轻人,有人介绍说是处长,旁边还有两个来做翻译的藏民(那时大师还不懂汉话)。年轻处长神色严峻地在大师全身上下摸了一遍,见没发现什么危险东西,便让大师坐在一张凳子上,随即这位年轻处长操着北京口音问:
  “你的事情你知道吗?”
  “不知道。”大师回答。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你若没有什么事,怎么会让你到这里来呢?”
  “我也感到奇怪。我是省领导请到成都来的,除了休息,不接触其他的人。为什么把我突然抓到这里来呢?”大师镇定而不解地询问。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年轻处长带着无奈的口吻说。
  “有逮捕证吗?”大师问。
  “有个电报。你要看吗?”
  “不看了。”
  审问到此结束。年轻处长要去了大师的手表和护身符,说是代为保管。临走时,处长告诫大师:不要和别的犯人说话,也不要告诉别人你是什么人。
  年轻处长拿着被褥,带大师穿过一道小铁门,来到一间牢房。房子倒还比较干净,只是竖着铁条的窗户比一般的房子高得多。牢房中有四张床,三张床上已有人,大师便被安排在中间床上。这一夜,大师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眼前老是晃动着最近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五一”节那天他还坐在主席台上检阅庆祝节日的游行队伍,没有几天经常见他的省领导突然不再见他,学生整天寸步不离地陪他,接连让他看那种电影,看来这一切都是有意安排的。大师想自己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政府的事,这样做一定是有误会,既有误会,就应该明确问,为什么这么神秘呢?
  与大师同牢房的三个犯人,一位是上海人,一位是工程师,另一位原是部队干部,自我介绍在西藏呆过,懂得几句藏语,便问大师“是从哪里来的?”大师根据年轻处长的叮嘱,没有回答。
  第二天,那位处长把大师叫到办公室,例行公事又把昨夜入狱时问的话重复了一遍,末了还劝大师不要担心,说你这样的人政府会宽大处理的。态度和蔼,与审问别的犯人俨然不同,大师一笑置之。
  十天之后,年轻处长又把大师叫到他的办公室,里面已经有几个陌生的人。处长向大师一一介绍了几位生人后,先问:“贡唐仓,你在这里生活习惯吗?”大师没有回答,心想:坐监狱难道还有习惯不习惯的?处长见大师不语,笑了一下说:“甘肃来人接你,你的问题在甘肃。”
  为了在路上不让人出来,甘肃来的人便让大师换衣服。大师身材魁悟,他们带来的衣服不能穿,监狱方面帮着找来一些衣服,试来试去还是穿不了。后来不知谁想到了戏衣,便找来一件唱戏穿的宽腰大裆灯笼裤,才解决了这一难题,不过如此一来,大师被他们打扮得不成“样子”:裤子是蓝底红条的戏剧服,上衣却是袖口有红道的大号公安服,外披一件斗篷。手上戴着手铐,脸上则是一副大口罩,一副墨镜。
  从成都出发前,四川方面的那位年轻处长把他代为保管的大师的手表交给甘肃的公安人员,把护身符还给了大师,并说:“这是你的信仰,你戴上。事情总会搞明白,你思想上不要有负担,路上也不要想着跑。”大师点了点头,算是对他“关心”的答谢。至于跑,不要说有这么多人武装押解,就是大师心里,根本没有跑的念头:我无愧于政府、无愧于人民,为什么跑呢?那不是畏罪潜逃吗?
  汽车送他们到了成都火车站,直接上了软卧包厢。大师在下铺,对面是甘肃来的那位处长,一位科长在上铺,门口荷枪站着两个士兵。从成都开往兰州的火车上,白天,双手戴着手铐的大师盘腿端坐打禅,依然一副活佛仪态。到了晚上,这位被押解的犯人若无其事地酣然入睡,押解他的四个人,却谁也不敢合眼,唯恐这位修行高深的大活佛施展什么法力,跳窗逃跑,或有崇信他的信徒在半道营救。

  大师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变成了特殊的“二十四”号。在狱中,大师以惊人的毅力开始学习汉语

  经过两天大师泰然自若、押解者却紧张不安的旅程,火车到了兰州。一下火车,大师便被直接关进了贡元巷看守所。这个看守所十分破旧,很脏,有臭虫,很有些历史了。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就有,不过那时候多用来关押被捕的共产党人和其他政治犯。关押大活佛尚是破天荒第一次。
  从被关进贡元巷看守所开始,贡唐仓大师便失去了自己的名字,成了一个代号——二十四号。
  “二十四号出来!”静夜的灯影里,看守喊道。大师从狭小的监房中站起来,脚上的长铐发出沉重的撞击声。出牢门向审讯室走去,身后又发出轻轻的金属之声,大师虽没有回头,但他听得明白,那是子弹推上膛的响声。
  第一次审讯还算客气。参加的人很多,其中有两位翻译,大师后来得知,一位是民委干部,一位是从西北民族学院请来的老师。大师走进审讯室时,里面的人们原来坐着,先是一位藏族女副处长和一个藏族干部站了起来,接着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人人显得比较恭敬。正式审讯时,对方只提出一个要求:只要大师承认参与了甘南的武装叛乱,就可以放大师出去。
  大师以他惯有的沉静自若的口吻,认真地回答:“你们也知道,我去年就辞去了拉卜楞寺总法台职务,到四川去已经快一年了,甘南发生的事,我一概不知道。现在让我承认参与叛乱,这不是让我说谎吗?作为一个佛教徒,我无法做到”。
  第一次审讯一无所获。从第二次审讯开始,对大师的态度就变了,审问者声大气粗,表情严厉,常常一审就两三个小时。有一次审问时,有人说他1956年去美武地方六天,向群众搜刮了60万元。大师一改往日的冷静沉默,据理反驳:“共产党怎能说假话呢?我要是六天收了60万无,现在有多少钱?反过来说,我要是那么搜刮钱财,不但有愧于人民政府,而且在佛门也难以立足”。大师愤然质问:“你们不是查抄了我的家吗?我到底有多少钱财,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嘛!”
  大师在牢中受审,对外间发生的一切,并不知道。直到有一天,他在与同牢一个干部出身的犯人对话时,有意问“知不知道贡唐仓这个人”时,这位犯人告诉大师:早在1959年八九月间,报上已经公布了贡唐仓的“罪行”,说他是甘南大规模武装叛乱的总后台,已经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而且还举办了“罪行展览”,有电台、机关枪、手榴弹等实物照片。大师问这位只知道他是二十四号的犯人?么知祅让这么清楚?”那人回答说他当过“罪行展罉”的讲絎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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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7月1日,贡唐仓大师被“换了地方”,从贡元巷看守所转押到甘肃省第一监狱。这里不愧是“第一监狱”,环境比贡元巷看守所好多了,监房干净整洁,被褥也是新的,伙食也好得多,不仅能吃饱,隔三差五还有点肉吃。在这里,大师一直被关押到1969年。
  还是在兰州被押往第一监狱时,大师发现和他一同“换地方”的还有一个气质不同一般的人,到监狱后和他一样住的是一个单间。每当放风时,大师和这个人常常碰面,因语言不通,无法交谈,只有互相点点头,笑一笑。后来他才知道,这个人叫蒋云台,是解放前夕起义的国民党军长,在当时“左”的狂风下,他也未能幸免。
  自从被捕入狱以来,大师与过去生活的环境完全隔绝了,看不到一望无际、绿毯一样连绵起伏的大草原了,年复一年触目所见的是监狱高高的围墙和几平方米大的监房窗外那一片狭小的天空。再也见不到善良、纯朴、骠悍,跨骏马、讲藏话、吃牛羊肉的虔诚信民们了,不论是神色严厉的管教干部,还是垂头丧气的犯人,清一色讲的是汉语。在这样一个本来十分封闭,压抑的环境里,又不懂汉语,可想而知,会是一种什么境况!
  与人交流只能以目示意,需要什么只能用手比划。面对这种因语言不通而带来的困扰,大师决心用最短的时间学会汉语。最初的时候,大师为此曾闹了不少笑话和误会。比如,他指着杯子想问“这叫什么?”对方却以为他要喝水,便给他倒来一杯开水。大师却以此为起步,借审问的机会,跟翻译学会了“这叫什么东西”,这是大师学会的第一句汉话。以这句话为敲门砖,大师抓住一切机会,向管教干部学习,他指着门、窗、床、墙壁问:“这叫什么东西?”又指着被子、枕头、床单乃至碗、筷子、吃的食物问:“这叫什么东西?”总之,凡是牢房里能看到的一切,都被大师问遍了。为了举一反三学习,大师还在纸上画上人的眼睛、鼻子、嘴、手以及树林、汽车、房子、草原上的牦牛、藏羊、河曲马等等,用汉语一遍一遍地读出来。或把汉语的读法用藏语注音,对照着念。这样学了几个月,便会说了不少汉语单词。在此基础上,大师又开始学写汉字,他用写交待材料的纸,一笔一画地写,会写了不会念,再向人请教;会念了不知字的含义,再向人问。
  有了一定的汉语读、写的基础后,大师请人先后从外面买来藏文版和汉文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毛泽东著作。在那个“左”的年代,一位正被“改造”的藏族大活佛主动要求买来毛泽东著作,这自然被监狱方面看作是好的表现,不仅不予干涉,而且积极支持。大师呢,买这些著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学习汉语,他夜以继日地坐在桌前,面前打开汉、藏两种文字的书,看一句藏文,对照着看一句汉文,并为此自己编出厚厚一本藏汉文对照词典。就这样,大师就像当年全身心投入到学经中一样,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写汉语上。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从未间断,以至经常错过了放风的时间。蒋云台看大师如此用功,曾多次劝他:“学汉语是应该的,可不能不顾身体啊!”大师用生硬的汉语回答:“关系的没有(没有关系),我身体很好。”
  贡唐仓大师在狱中这样一个十分封闭的特殊环境里,用一年时间便学会了汉语,可以读报纸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之所以能有这个奇迹,除了大师超乎常人的聪慧和努力外,更主要的是大师以他对人生和社会独特的感悟和信心,具有了常人难以达到的处逆境而自强,遭厄运而不悲的精神境界。大师为此写了许多感受和心得,发表过《纪念经师》、《赞鹰》等文。
  到1969年,贡唐仓大师已在甘肃省第一监狱度过了漫长的8年岁月。这年3月,大师从报纸上看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在中国和苏联界河乌苏里江,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报道说,中国边防部队自卫还击,打退了苏联入侵者。这个事件当年虽然震动世界,但对于囚居在中国西北一座监狱中的贡唐仓大师来说,惊心只是短暂的;因为西北一座监狱中的贡唐仓大师来说,惊心只是短暂的;因为西北距离事件发生的东北毕竟十分遥远,何况他此时正身陷囹圄。然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这件事还是影响到了贡唐仓大师, 这年11月,他住的牢房外响起了已经久违了的“二十四号出来”的喊声。看管人员对他说:“收拾东西,要给你换地方。”
  在这里8年了,为什么又要换地方?换到什么地方去?大师心里想着这些不能问的问题,回到牢房收拾自己的洗漱用具,特别是与他朝夕相伴的汉藏两种文字的书籍和他自编的汉藏对照词典,向他的狱中朋友蒋云台告别。之后在又一番大口罩、墨镜的化装后,大师被监狱方面送进一辆拉严了窗帘的小汽车。汽车离开兰州向东驶去,翻过车道岭、华家岭、六盘山,到了距离兰州300多公里的甘肃省平凉地区,甘肃省第四监狱就设在这里。大师后来才知道知道,他之所以被转关到平凉第四监狱,是因为有关方面因“珍宝岛事件”而对他采取的“预防”措施。大师闻之,苦笑一叹:“怎么说我也是中国人啊!”

  大师成了学习马列著作的模范,款款登台向犯人们讲课,并为此写下20多万字的讲稿

  在平凉第四监狱,大师被关在一号监房,这是一个看管十分严密的院子,房里共住着四个人,除了三个犯人,另外一个是监狱内管理图书的工作人员。虽然这里受严加看管,犯人只能在放风时间在指定的区域活动,但条件还算不错,除了比较整洁的床褥外,房内还有桌椅,可供看书、写字,生活上也比较优待。在其他犯人眼里,大师是个神秘的人物,大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他是“重点严管”的“二十四号”,身份不同于他们,狱内称大师这样的人为“特犯”或“高犯。”
  大师一如既往,安之若泰,利用一切时间读书。开始看管得很严,不许他与别的犯人接触,他便除了放风,整天埋头于桌前,一边学习,一边写读书笔记,真是“两耳不闻监外事,一心只读汉文书”。后来渐渐放得宽了,大师便与同监区的犯人有了点接触,其中有一个大学生与大师很谈得来,经常向大师请教一些藏族历史和草原牧区风俗习惯方面的知识。大师也把他视为朋友,把自己写的一些学习心得拿给大学生看,互相交流。这位大学生见大师谈吐充满哲理,看问题与众不同,又对哲学方面的书籍很有兴趣,便向大师推荐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在这位大学生朋友的帮助下,大师每读一部分,都要写下心得体会。作为博学多才的大活佛,大师对佛教哲理的研究和认识博大精深,见微知著,他想从毛泽东的著作中探究这样一个问题:马列主义、唯物主义与佛教哲理,到底真是像宣传的那样,是互相对立、水火不相容的,还是有某种共同之处?
  就这样,大师饶有兴味地在两个哲学的世界里徜洋。默念经卷和坐禅时,大师的心神沉浸在佛祖释加牟尼和藏传佛教格鲁派始祖宗咯巴大师等佛教高僧大德阐述的佛学世界里,心境超脱了世俗世界的烦恼,进入物我合一,无欲无求,无喜无悲的境界,甚至自己所受的牢狱之灾,也是那么微不足道。学习《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时,大师的思考之舟又驶入马列主义的哲学领域,一切又显得那么客观、唯物、理智而辨证。久久思索的结果,大师豁然顿悟:佛教和马列主义,虽然一个有神,一个无神,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强调现实世界的客观存在,强调人的主观努力的重要。辨证唯物论与佛教唯心论之间有一座相通的桥梁,即是客观世界,用马列主义的眼光看,佛教即是“客观唯心主义”。
  大师对知识的渴求,引起了监狱方面的关注,他们起初不明白,这位慈眉善目,乐观豁达的藏族大活佛,学会了汉话,会写了汉字之后,又孜孜不倦学习马列著作到底是为了什么?及至有一天监管人员查房时发现大师写的厚厚一本读书笔记时,人们更为惊讶了。这些政治上十分积极,但文化不高的监管人员,翻看大师的心得笔记时虽然不能全部理解,但对大师的敬佩之情却是溢于言表的。监管人员对大师又多了几分尊敬,监狱“领导”则对大师直率地说出“学得不错,好好学”的赞许。
  他们对大师的关注很快就变成了行动。有一天,一位监管人员走进大师房间,一改过去命令的口吻,很客气地问大师:“我们想开一次学习讲用会,想请你在会上讲一讲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行不行?”大师看这位监管人员一脸真诚,觉得这是练习汉语的一次好机会,便点头答应了。然后用当年吉牧师送给他的派克金笔(他带进监狱的旧物只有这支笔和一只手表),连夜写讲用稿。大师一气呵成,在一种16开大的横格稿纸上,写了四页讲解提纲。
  这真是一次独特的讲解会:监管人员指挥全监几百名犯人,整齐地坐在一间大房间里。监狱“领导”简短的训话之后,宣布“现在由二十号讲”。身穿囚衣的贡唐仓大师从人群中站起来,在数百名犯人惊异的目光下,不慌不忙地走上台去。那时的大师脸色红润,短发乌黑,当他在台上的小桌后坐下后,神情庄重,炯炯的目光先扫视一眼台下目不转睛盯着他的听众,就像当年他在法座上扫视他的信民一样。听众中有一百多名藏民,掩饰不住兴奋地对旁边的人窃窃私语:“这是我们的大佛爷。”当大师开口用流畅的汉语讲起时,不少犯人惊奇地张大了嘴,会场鸦雀无声,人们专注的神情不亚于当年讲经时聚精会神的信徒们!大师用他惯有的不急不缓的语调,用身边的小事、人们的日常生活情景来讲述马列毛著作中抽象的论述,通俗而形象,客观而不褒贬,不仅犯人们听得津津津有味,连那些听惯了简单说教的监管干部,也被大师新鲜、生动的讲述所吸引。
  第一次讲解获得监狱方面和犯人们一致的好评。大师却没想到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监管人员经常找上门来,要大师去给犯人作“改造思想”的讲说。讲的次数多了,大师难免有自找麻烦的感觉,但反过来一想,经常讲讲又有什么不好呢?一则可以提高汉语的读、写、讲的能力,二则向狱中这些来历复杂的犯人多做一些弃恶从善的教育,也符合佛家普渡众生的宗旨。如此一想,大师也就心安理得,只要监狱方面有要求,他就去讲,而且每欠都要写讲解提纲。在大师心里,他把这种讲说就当作昔日的讲经,只不过对象不同、形式不同罢了。前后算起来,大师在平凉第四监狱期间,先后给犯人做“改造思想”的讲解达五十多次,写了不下二十万字的讲解稿,这些讲解稿,是马列主义思想与佛教哲理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在监狱这种特殊的环境和政治气候下,大师只能以谈马列为主,另一方面,大师在其中又融会了他对人生和社会的认识和感悟,大师以他佛教大师的特殊眼光和认识高度,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佛教哲理之间构通的桥梁。正是因为这一点,大师的讲解别具一格,不同于某些政治工作者只是简单的说教和灌输。这是大师的讲说特别受欢迎的真正原因。
  历代贡唐仓大师以博学多才、才华横溢闻名藏区,第六世贡唐仓大师更无愧于这一赞誉。在无数的犯人喟叹着命运的苦难,在监狱中接受强制改造,深感度日如年的时候,贡唐仓大师却把监狱当作一个大学校,他就象一个闭门苦读的大学者,读完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又去读《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仿佛他不是来蹲监狱而是来读书的。到后来,他的床头、桌上,堆满了厚厚薄薄的书籍,虽然这些书籍中没有一本是佛家经典,但这并不影响大师的参禅感悟。在大师看来,知识是没有穷尽的,真正的智者应当是无论身处何境,都会从一草一木乃至风雨雷电这些最常见的自然天象中,都会有所悟求,从而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得到升华。何况他现在所读的是造就了许多象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这种被资本主义视为“洪水猛兽”的理论,何以成为千百万劳苦大众的精神支柱?这难道不值得智者探求吗?
  在这种渗透世俗人生的境界下,大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通过马列著作这一辨证唯物主义的特殊载体,从全新的认识角度进一步参悟佛理的玄妙广大。监狱有统一的关灯时间,灯熄了他就盘腿坐在床上,闭目进入参禅的境界,经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这种功夫是他从小在寺院学经时练出来的。在佛的境界里,宇宙是无穷无尽、无量数、不可知的,如果一定要用量数来表示,今天科学认为大得不得了的太阳系,在佛看来仅仅是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像太阳系这么大的小千世界才构成一个中千世界,而一千个中千世界才是一个大千世界,在目前人类所感知的虚空中,至少有三千个大千世界,这是多大的一个概念啊!佛却说,世界何止这三千世界,它是不可知、不可量的,就象印度恒河和中国黄河的沙子一样,根本是数不清的!
  现在,贡唐仓大师身处监狱这个小小的小世界,他就用佛理和唯物主义的双重眼光,来审视他周围的犯人。这些来自社会各个阶层,被大众眼光视为“罪人”的人,却是有好有坏、有善有恶,这些人同聚一围高墙之内,集中了社会的复杂性、人性的多样性。对此大师曾有一个亲身感受;有一个来自河南的小偷吃了信徒们给大师送进来的酥油,反去向监管人员告发,说大师拉拢他。大师闻听一笑置之,对这位告发者毫无责怪之意。在多年的相处中已对大师为人深有了解的管教干部和犯人们,更是把小偷的“检举”当作笑料而已。正是由于社会复杂,生活环境千差万别,才有了监狱中这些品质各异的人。把他们放在监狱这个特殊的环境来改造,首先就改变了他们“存在”的环境,断绝了他们任意妄为的条件,强制他们按社会认可的道德、行为标准改变自己,这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完善个人,无疑是“大慈大悲”的善事、好事啊!

  刻字、焊接、制鞋、设计图案……贡唐仓大师那双从未劳动过的手,竟出奇的灵巧。监管人员称他是“技术多面手”,人们纷纷请大师刻公章、印鉴

  即使是身陷囹圄之中,贡唐仓大师慈悲之心依然。在监管干部看来,这位落难的“大活佛”只知读书学习,要求他们的事情最少,给他们的帮助却最多,他不仅自觉遵守监狱规定,不越雷池半步,而且经常通过他深入浅出的讲解,解除犯人们心中的烦虑,燃起他们对人生美好的希望。除了在精神上鼓励之外,他还常常乐善好施。后来几年,对他的看管不怎么严了,监狱方面允许信徒们送吃的东西给他。有了这一“松动”,从甘肃甘南、四川阿坝及青海草原,大师虔诚的信徒们经常三五成群向大师送来产自草原的酥油、牛羊肉。每当收到这些包含了信民真诚之意的的食物,大师总要分给同监狱的人分享,尤其是那些家里困难吃不饱的犯人。因为在大师的心目中,始终有一个群众观点,他认为他所拥有的东西,来之于群众,应用之于群众,尽管这两个“群众”内含是不同的,一方是真诚信仰他的信民,另一方面却是被强制改造的犯人。但在“佛”的眼里,他们都是经受人生苦难的人们,只是善根有别,醒悟程度不同罢了。
  为了更多地体会人生的苦乐,大师后来又向监狱方面提出参加劳动的要求,回答说他这样的“特犯”监狱无权决定,要“上面”发话才行。大师想,这个“上面”层次太多,凡是级别大于监狱的都属于“上面”。于是,大师直接给大权在握、红得发紫的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写信,要求参加劳动。理由堂皇而充足:“劳动也是思想改造的一种方式。”不知经过多少次的周转,后来终于传来了:“上面”的决定:“二十四号”要求劳动的愿望是好的,但他从来没有劳动过,还是以思想改造为主,劳动要以他本人自愿为好,不能强迫,也不定任务。
  有了这道“上方宝剑”,大师劳动的愿望得以实现。当时监狱中最大的劳动场地是印刷厂,大师便从满是书籍的监房踏进了印刷车间。他那双先后翻遍了藏文经卷和马列著作的大手,劳动起来竟是出奇的灵巧,先是排字,接着又去铸字,几乎都是一学便会。这更引起了大师劳动的兴趣,经常工作起来忘了时间,更不顾脏和累。久而久之,连监管干部也为他担心起来,常常提醒他:“二十四号,你没有生产指标,愿意干就干,不想干就休息,可别累着了。”大师轻松地笑笑,回答说:“我身体很好,不累。毛主席说过劳动其乐无穷,干干活,掌握点生产技术,我也觉得其乐无穷。”
  印刷车间有一个刻字、修版的老师傅,技术很好,带了两个年轻的徒弟。大师学会排字、铸字之后,也跟着去学刻字。结果两个正式的徒弟学得半生不熟,他这位业余学员却很快学会了。不久这位老师傅刑满出狱了,刻字、修版的工作理当由两个徒弟承担,但这两位徒弟功夫不到家,不是刻字老是出错,就是机械故障频频。看到监管干部十分着急,大师便毛遂自荐说:“让我来试试。”监管干部有点不相信地问:“他们两个学了很长的时间都不会,你能行吗?”大师不动声色地说:“我说过试试看嘛!”
  大师坐到工作台前,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慌不忙刻字、修版,结果大出人们意料,他刻的字几乎和字模铸出的字难以分辨,修的版和以前的老师傅修的没有两样。监管干部反复查看,最后不得不由衷地感叹:“二十四号真是一个不一般的人啊!”大师刻字刻出了名,先是平凉地区司法机关的一些公章拿来让他刻,后来恢复被砸烂的公检法时,门牌匾也让他来刻。至于监狱干部的名章,大师刻的就更多了。工厂产品的商标版,差不多全是他所刻的,为此监狱曾给予他15元人民币的最高技术奖励。
  就这样,贡唐仓大师把监狱当作体味人生的一所大学校,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和毅力,学会了排字、铸字、刻字、修版、制鞋、图案设计乃至锡焊技术,成为当时监狱中有名的“技术多面手”。尽管由于岁月的流逝,人们难以亲睹大师亲手制作的“产品”,然而笔者却十分荣幸见过大师的劳动成果。那是1993年10月在甘肃省政协大师那间铺了地毯、十分雅致的办公室,笔者无意中发现书架上有一个红色的硬书匣,里面装了四本毛泽东选集。方方正正的硬书匣,看起来与正规工厂生产的没有什么差别。笔者初以为这书连同书匣均是大师买来的。便问大师“现在还看这些书吗?”大师回答:“只是留着作个纪念。”见笔者不解的样子,大师只好直言相告,“因为这书匣和上面的字是我在监狱中亲手做的。”我细细看去,硬纸书匣的正面,有烫金的“毛泽东选集”四个大字及五角星图案,与我过去在书店看到的一模一样。
  对于劳动,大师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不少人曾这样问大师:“坐牢是件不幸的事,所有的犯人都在熬时光,像你这样享受特殊待遇的人,又没有人强迫你,为什么这么努力地劳动呢?”
  大师深沉地回答:“我的出身很特别,从小在比较优裕的环境中生活,入狱使我有了体会人生之苦的机会,劳动便是我体会人生的一种方式,对我来说,能够通过劳动,掌握技术,亲身感受一下大众创造物质世界的辛劳,何乐而不为呢!”
  对于21载牢狱之灾,大师同样有其不同于常人的感悟。他说:“开始抓我时我思想上是想不通的,因为我解放前就与共产党有来往,后来硬说我反对共产常,根本没有的事。甘南发生了动乱,我事前一无所知,就因为我是活佛,群众相信我,就想当然把我抓了起来。其实我要到国外去的话,早就走了。1957年,安曲活佛等去西藏时,希望我一同前往,说西藏形势不好再去印度,我对他们说:共产党的政策好,群众幸福,我不会有事。政策变了,群众受难,我也要受难。我要与群众站在一起,同甘共苦。后来看到为共产党打江山、国民党曾悬赏几百万大洋捉拿的高级领导人,像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等,最后也是那样悲惨的下场,与他们相比,我的这点痛苦算不了什么。这样一想,我便想通了。
  “另一方面,从藏族、佛教徒的角度说,入狱这是我前世欠的债,我这一世把它还清就行了,入狱后我原来100多万元的财产没有了,后来官方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的财产来自人民,又还给了人民,我没有什么意见。我出狱后也从未提过财产的事,后来政府给了7万元补偿,又给了4万元的房屋补偿,用这11万元,我在兰州小西湖柏树巷建了一所住宅,现在实际成了各地藏民来兰州的办事处。
  “在狱中,我学马列,学技术,学会了汉话,再也不用翻译了,尤其是知道了毛泽东说过什么?马克思主义又是什么?它与佛教哲理有什么不同,又有什么共同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坏事对我变成了好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说,这就是辨证法。

  没有“罪名”,监狱方面只好尴尬地在“释放证”上写下“因长期关押”的字样,并不得不用“押”字盖住“罪”字。激动的人们狂热地欢迎贡唐仓大师出狱归来

  到1974年,贡唐仓大师蒙冤入狱已经16个年头了,其实,在这之前,他的“事”不论是在监狱的犯人中,还是在管教干部中,都渐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但人间的事就是这么奇怪,尤其是在那个“左”得不可理喻的年代,虽然人们都明白事实的真相已经清楚,但大师却出不了狱,原因并不复杂:1958年逮捕大师时,有关方面上报中央说贡唐仓是甘南大规模武装叛乱的总后台、幕后指挥者。大师入狱后,他们又是在甘南七县、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了所谓大师的“罪行”展览,有电台、机关枪、手榴弹等拼凑的“实物”照片,要判刑又无真正的根据,只好长期关押下去,到后来想放了,首先“上面”交待不了,你们不是上报说他是“总后台”吗?怎么就放了?再次给群众也不好交待,“罪行”展览不是有电台等照片吗?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又拿不出来,就这样,大师被年复一年地关在监狱。
  直到1974年这一年,狱中传来消息,说要特赦国民党团以上的党政军犯人。虽然大师对这个消息并不关注,因为他与国民党没有什么关系,但出乎意料,他也被列为特赦对象。首先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他不再吃犯人饭了,而改吃一种“特赦饭”,一天吃多少报多少,保证供应。当时在平凉的甘肃省“四监”里,关着两个国民党团以上的犯人,但特赦大会开过很久了,这两个人也走了一个多月了,还没有人来宣布释放他。人们都莫名其妙,连管教干部也不理解,还劝大师放宽心,心里不要波动,大师却平静地说:“我本来与国民党没有任何关系,从未担任他们的职务,释放国民党人员不会与我联系到一起,这我心里很清楚。我很坦然,谈不上思想波动。”
  于是,大师继续吃“特赦饭”,但释放的事却杳无音讯,一拖又是五年。
  但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1979年4月13日,大师被宣布特赦出狱。此时,发生了一件令监狱方面尴尬、大师却说“很有意思”的事:释放犯人要发“释放证”,那是早已铅印好的一张纸,抬头空着,放谁就写谁的名字。下面印着“因什么罪,关押到什么时候”等内容。大师在狱中一蹲便是21年,却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定罪,要发释放证,一定要写上是什么罪,这可作难了监狱方面,怎么办呢?监狱方面无计可施,只好在释放证上写上“因长期关押”,并用“押”字盖住已印好的“罪”字,以免尴尬。如不盖住“罪”字,便是“因长期关押罪”,倒成了监狱方面的过错了。
  大师至今忘不了4月13日出狱那天监狱内外肃穆的气氛,他从监狱往外走,早已知道大师身份的犯人们,聚拢在监狱院子里,默默地目送大师,有的招手,有的作揖。大师双手合掌,微笑地向这些苦难未尽的犯人们告别,默祝他们洗心革面,早结善缘。监狱门外同样聚满了送别的人们,除了监狱干部和他们的家属,还有不少从附近赶来的群众,他们是专来看看“活佛是什么模样”的,大师缓缓走过送别的人们,神情泰然,面容慈善,从他沉静安祥的举止,人们看不出常人那种结束21年冤狱之后的喜悦和兴奋,大师真是一派“获喜不惊,遇难不怨,渗透人生、大彻大悟”的圣者之风。
  大师登上停在监狱门外的一辆大轿车,同车的大部分人是因1958年甘南事件被判重刑、如今也被释放的藏民。轿车驶离平凉,翻山越岭,向甘南方向进发。想当年,大师被从兰州转押到平凉途中,车上荷枪实弹,车窗帘被拉得严严实实,不知外面是什么景象。这一次,大师自由了,他随着颠簸的汽车临窗远眺,但见四月的黄土高原,到处是一派寒冬尽逝、生机勃勃的春天景象,起伏的田野麦苗翠绿,村庄的四周、农家的庄前屋后,盛开着粉红的杏花、桃花、雪白的梨花。公路边,笔直的白杨在清风中摇动着圆圆的叶子;山坡上,瘦乏了一个冬天的羊群悠然啃吃着刚刚冒出的嫩草。眼前汉族农区的田园风光,虽与贡唐仓大师从小熟悉的草原牧区大不一样,但他同样感到亲切而生动。世事沧桑,而年复一年,春天却照例降临人间,给芸芸众生带来多少欢乐、多少希翼。春光是这么美好,而大师却被无端剥夺了21年感受春天的自由!今天,春天终于迎来了大师,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大师知道,是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路线,才把春天还给了他。
  4月14日,大师回阔别20多年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首府合作(解放前叫黑错),被安排住在合作第一旅社。大师出狱回来的消息,就象轻灵的春风一样吹遍了草原,几乎是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信民从四面八方涌到合作,争相来朝拜他们朝思暮想的贡唐仓佛爷。当人们打听到大师住在旅社二楼之后,立即把旅社里外围得水泄不通,木结构的旅社二楼及一楼到二楼的楼道,挤满了风尘仆仆骑马赶来的牧民们,激动的人们争先恐后,拜见完的下不来,急着拜见的又上不去,其情之切,笔难描述。面对此情此景,大师不免感慨万千:这各人山人海的场面他已有二十多年不见了,二十年,政治的狂飙冲跨了多少人人生的信念和心中的追求。而草原上这些质朴善良的人们,却矢志不移、痴心不改,如此魂牵梦萦他们心中大慈大悲的佛爷,这是怎样的一种信仰啊!“文革”中,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些造反派想把大师从狱中揪出去批斗,却又担心大师出现后群众对他叩头朝拜,他们控制不了局面,最后只好拿着大师的照片去组织批斗会。
  朝拜的人们川流不息地涌向大师居住的小楼,人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州上的领导担心起来,怕拥挤的人群挤塌了那幢土木结构的小楼,更怕出了挤伤事故。州里派来一辆小车,以开会名义把大师接到公安处,随后公安处长、副处长来见大师,寒暄后,他希望大师能在第二天的释放大会上代表释放人员讲讲话,大师说:“你们清楚 ,我不是叛乱的总后台,怎么能在释放叛乱分子的大会上代表他们发言呢?”公安处长无言以对,只好“随机应变”:“那就代表您个人讲几句,您在监狱学得好嘛 。”
  在第二天的释放大会上,大师说:“我不代表别人,代表我自己讲几句。我坐了二十多年的冤狱,被抓进去时32岁,出来进时已经53岁了,说没有怨言那是不真实的。但一想到一些出生入死打江山的老帅最后都冤死了,我觉得我受的冤枉算不了什么。现在出来了,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佛教讲因果报应,马克思主义要人们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其实两者都是讲人的主观努力的重要,如果一个人纠缠于往事不能自拔,那还怎么往前走呢?更不要说去济世救人了!”
  大师宽广的胸怀,令当年一些愧对大师的当事人既惭愧又感动。
  在释放大会结束时,又给每个释放人员发一个“释放证”。给大师的“释放证”上,竟赫然写着“因参加叛乱”的“罪名”。大师一看,严肃地对有关人员说:“二十年多年了,我有没有参加叛乱还没搞清楚吗?还要让我背这种罪名吗?这个释放证,我不能接受。”对大师这个理直气壮的要求,主持会议的州委副书记是无力答复的。他只能诚恳地表示向省里如实反映大师的意见。
  释放大会之后,大师又被请到州委会议室开座谈会,朝拜的群众知道后,又扶老携幼赶到州委,不顾一切地开门就来拜见佛爷。州委会议室自然不能成为朝佛之地,尽管这是群众自发、自愿而来,但如果真是那样,在拨乱反正正在进行、“左”的思想还比较浓厚的1979年,很可能又会作为大师的一桩“罪过”。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大师只好悄悄离开,坐一辆小车绕道来到甘南民族学校。校长班智达以前曾是大师的秘书,看到大师突然出现在他家门口,真是又惊又喜,急忙将大师迎进家。在班智达家,大师刚刚吃了碗糌粑,朝拜的群众又涌到了甘南民族学校,恳求在门口劝阻的几位干部让他们进去看一眼佛爷,有的情急之中干脆硬往里闯,竟把拦阻的人都挤伤了。听着信民们非要给他当面磕个头才心甘的急切之语,坐在房里的大师真想出去见见群众,亲自劝说他们回去,但他知道这样一来人群会更拥挤,赶来的人会更多。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离开这里。于是,好多人把大师围在中间,有的开道,有的断后,奋力才将大师从人群中护送了出来。
  合作城里到处是前来朝拜的群众。显然,不管住在哪里,都会被发现。没有办法,大师只好悄悄住到城外的合作寺。
  但街上的群众还在到处寻找大师,这些至诚至信的人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见不了佛爷的日子。20多年了,他们朝思暮想的佛爷终于回来了,可一时却难以见着,这是多么令人伤心的事啊!如果能当面给佛爷磕个头,再让佛爷用手摸摸顶,他们心中有多大的痛苦和怨屈,也在那一磕一摸间烟消云散了。
  人们没有找到大师,却在一处地方发现了大师在匆忙中留下的行李。于是,人群激动了,无数的人扑上去,很快把大师的行李“瓜分”贻尽:被子、毛毯、褥子、枕头,被千百双手撕扯得粉碎,你抓了一片,他拿了一条,人人就象见到了佛爷一样,欣喜万分。在信民们的眼里,大活佛用过的东西吉祥万分,如能拿一点供在家里,那是一生的福份,可大师的行李毕竟有限,无法使成千上万的人个个如愿,没有抢到一点的,便在大师坐过的地方不断磕头,或把大师走过地方的土,捧起来拿回家去。
  真像俗话说的:“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大师住在合作寺的消息,很快又被群众知道了。人们便又涌向合作寺。在这种情况下,大师只好按照省里的安排,于18日下午离开合作,先到临夏,第二天到了兰州,被接到甘肃省委干部招待所住下。
  第一个来看大师的是省政协秘书长沈求我。他们过去就认识,久别重逢,自然格外高兴。沈求我告诉大师:省里正在组织一个老干部参观团,大部分是在“文革”中受过冲击的,共40多人,其中有四名省部级干部,省上领导特别关照要请大师一起去南方参观。
  大师说:“谢谢省上,还记得我!”沈求我说:“明天就要出发了,每个人的后面要有职务,不知您的事有没有结论?”
  大师谈了出狱和到甘南的情况。沈求我听后着急起来:“这次去参观的都是老干部,到一个地方都要介绍,可怎么介绍您呢?”
  事不宜迟。经请示国务院有关部门,晚上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位副院长匆匆来到大师的住处,写了一个“根据党的政策和本人表现,给予公民权利”的结论。这个结论显然留下了许多“尾巴”,言下之意,不是大师无罪,而是因为党的政策宽大、本人表现又好,才给予释放和公民权利的。虽然如此,大师还是暂时默认了:就当这个结论是来应急的吧!大师的身份,最后被定为“甘肃省政协委员、宗教界知名人士”。
  从1979年4月20日起,贡唐仓大师参加甘肃省老干部参观团,从兰州乘火车南下,开始了他出狱以来第一次较大范围的参观考察活动。大师随团陆续到达成都、重庆、武汉、南昌、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等地,足迹几乎踏遍祖国南方的名山大川、古城重镇。大师饱览着长江三峡的绮丽、黄鹤楼的雄姿、井冈山的松涛、江南水乡的秀美,心境顿时变得开朗、豁达。参观团的老干部,人人都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和不公正的对待,牢骚和怨言几乎随时可闻。但大师却以自已博大的胸怀,常常劝说同行者中那些对自己不平的遭际仍愤愤不平的人。大师常说的一句话是:“人生之路本来就坎坷不平、苦乐相伴,既已渡过了苦难、跨过了坎坷,就向前看吧!”大师的气度感染了不少人:参观团的老干部中,有谁像贡唐仓大师这样,一蹲便是21年冤狱?扪心自问之后,人们释然了,想开了,在以后的参观中,笑声多了,牢骚少了。
  1979年12月,贡唐仓大师正式当选为甘肃省政协委员。1980年又当选常务委员。1981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虽然大师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但21年冤狱的事一直没有正式的结论,许多关心大师的朋友经常向大师问起这件事。于是有一天,大师问甘肃省委统战部部长王世杰:“你们对我过去的事情,到底怎么看?我究竟有没有罪?总得给我个结论吧?”
  王世杰笑着说:“你1958年前是省政协专职委员,现在不仅是省政协常委,还是全国政协委员,政治地位已超过了过去,从这个实际来说,已经给你平反了。”
  大师说:"你的话有你的道理,我也并不把平反的事看得很重。但我一坐就是21年班房,不是十天半月啊!就这么糊里糊涂没有了结,总是不好。”
  后来,不少了解、关心大师的老同志提出,还是要正式的平反文件,不然将来情况有了变化,就说不清了。1981年大师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见到班禅大师,谈起冤狱尚没有正式平反的事时,班禅大师说他因为向中央写了反映藏区情况的“万言书”,坐了九年监狱,至今也没有平反。班禅大师说:“应当向法院提出申诉,要求重新审理。”
  大师便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诉状”,详细说明了他1958年被捕前后的情形,要重新审理,给予公正判决。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一年多调查,于1984年做出“终审判决”,宣布大师无罪,给予彻底平反!
  至此,蒙在贡唐仓大师心头的阴影,终于被共产党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的阳光拂去!大师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不禁感慨地说:“共产党犯了不少错误,但敢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这一点不简单,就从这一点来说,这个党还是有前途的、也是值得信赖的。”


  一片佛心渡众生


  结束了21载冤狱之灾,贡唐仓大师终于回到了天空碧蓝、白云悠然、雪山如象牙、湖泊似明镜、牛羊滚动、骏马奔腾、寺院金碧辉煌的广袤草原,回到了千千万万热爱他、敬仰他的信民之中。怀着一个颗慈悲佛心,大师在潜心修习、弘教扬法的同时,把大部分心血投入到兴办藏族教育、劝导牧民发展商品生产、帮助政府平息草原纠纷等等功德无量、感化众生的事业中。其救世渡人、为国为民的宏大善举,远远超越了宗教界而为社会各界广泛称颂……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草原是牧民的“金饭碗”。几百年来,甘青边界的牧民们,因争夺草场而冲突不断,械斗不已。为了边界地区的长治久安,两省政府邀请贡唐仓大师出面调解……

  甘肃、四川、青海交界的地区,绵延着辽阔的草原。这里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缘,居住着藏族、蒙古族等草原民族,是著名的安多藏区的范围。几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藏族、蒙古族牧民,为了争夺草山、牧场,省际之间、县际之间,草山纠纷时起时伏,武装械斗愈演愈烈,成为历代政府最为头痛的问题之一。
  以甘肃省来说,这个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的西北省份,与内蒙古、新疆、陕西、宁夏、四川、青海6省区边界线长达8700多公里,由于与周边省区之间的行政区域界限从来没有正式勘定过,历史遗留问题众多,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建设的发展,边界地区双方为开发利用矿藏、森林、草原、土地等自然资源,不断发生权属争议,引发规模不小的群众性械斗,且日趋严重,直接影响了边界地区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经济建设。
  据甘肃省边界工作办公室统计:建国以来,甘肃与周边6个省(区)共发生较大的边界争议76起,已解决39起,至今未解决37起,争议地段2300多公里,争议面积近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11%。省际争议涉及11个地(州市)的22个县,占全省界县(区)的45%。特别突出的是,甘肃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目前未解决的省际争议86%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其中与青海争议18起,与内蒙古争议2起,与陕西、宁夏争议各4起,与四川争议7起,与新疆争议2起。这些争议,时间久远,问题复杂,调处难度很大。尤其是甘青边界争议,线长,面大,历史遗留问题多,更难解决。
  甘肃与青海山水相连,边界线长达2600多公里,草山纠纷根子很深 。解放前,国民党政府曾发了许多指示、训令,想解决争议,但由于“青海王”马步芳大权独揽,势力范围延伸到甘肃河西走廊等不少地方,甘青两省边界不清 ,因而不仅争议未能解决,反而滋生了新的矛盾。解放初,两省边界比较平静,1958年以后,又开始恶化。严重的冲突引起了中央的关注,先后进行了两次最高规格的调解 。
  一次是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的调解下,当时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与青海省委书记袁任远达成了5条协议,其中第一条提出两省边界以1954年的地图线为界。但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即1954年的地图线把甘肃的三四个乡划入青海范围。牲畜、基层政权在向青海境内搬迁过程中,被周恩来总理发现制止。
  另一次是1959年6月,中央内务部长钱瑛在兰州主持召开两省座谈会,确定原则上以1954年地图线为准,两省再具体协商调整。这两次最高规格的调解,均经中央批复,但其中有错误,经向中央统战部反映,1962年又进行了一次调解。问题明确了,但未能彻底解决。
  甘肃省甘南自治州玛曲县、碌曲县、夏河县,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甘德县、久治县、玛沁县、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泽库县、循化县之间,长期以来存在草山纠纷,1960年和1962年曾经达成过协议,但未能真正解决。其中甘肃夏河县与青海河南县、泽库县、循化县三处的纠纷,1983年经十世班禅大师在他家乡循化县温都乡主持调解,达成了三个协议,经国务院向甘肃省方面做工作,1984年2月,甘肃、青海两省政府在西宁正式签字同意。此后,这三个地方平静了下来,再未发生冲突。
  夏河县与青海三地的纠纷,由于具有崇高威望的十世班禅大师的亲自调解,才得以解决。而其它地方的纠纷,依然持续不断,甚至愈演愈烈。据甘肃省主管部门不完全统计,从1985年至1991年底,甘南州内县际之间及甘南与青海的州、县之间,发生的草山纠纷械斗事件就有47起,死亡20多人,重伤80多人。械斗双方使用的武器,由过去的腰刀、长矛发展到猎枪、土炮、小口径步枪等。严重的械斗,不仅损害了藏族、蒙古族牧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影响了正常的畜牧业生产,而且严重地影响了当地政府的正常工作。一场草山纠纷引发的械斗发生、制止、平息、处理善后事宜,各级政府要耗费数月乃至几年的时间和大量的人、财、物。经常是,旧问题未解决,新矛盾又出现。
  美丽的草原,是千百年来“逐水草而居”的藏族、蒙古族等民族可爱的家园,生存的“金饭碗”。一大片草山,你说是你的,他说是他的,互不相让,争来争去,只好刀枪相见。谁能使剑拔弩张的人们平和下来,谁能使美丽的草原不再阴云弥漫?数百年来,每一代政府都要为此做大量的工作,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调解总是难以令争议双方心悦诚服,于是短暂的和平之后,械斗依然纷起。“十年动乱”之后,恢复了实事求是路线的共产党甘肃、青海两省的各级政府,在努力调解此起彼伏的草山纠纷中,把求助的目光投向德高望重的贡唐仓大师。
  还在贡唐仓大师出狱不久的1981年,被持续不断的草山械斗搞得疲惫不堪的甘南州委、州政府,就向中共甘肃省委省政府呈上报告,要求请贡唐仓大师出面调解草山纠纷。甘肃省委、省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当得知甘南每年因草山纠纷都要死很多个人的情况后,贡唐仓大师十分焦急,他们欣然接受了政府的请求,表示“要在自己的晚年尽量为人民多做工作。”
  甘南州内当时解决草山纠纷难度最大的一宗,是夏河县与卓尼县因扎尕梁的归属引发的纠纷。对于扎尕梁的争议,贡唐仓大师早就十分清楚。1993年月11月15日上午,在甘肃政协大楼贡唐仓副主席的办公室里,大师向笔者详细讲述了这段争议的来龙去脉。大师说:
  “从历史上讲,扎尕梁在明朝未期是军队的马场。军队撤走后,夏河与卓尼两地的人都说是自己的,这样互相不相让,已经闹了400年,土官、头人不断地调解,争斗时起时伏。国民党时曾派岷县专区专员前来调解,结果更加火上浇油:这位专员到卓尼调查时,卓尼方面贿赂了许多钱财,他便表态把扎尕梁给卓尼;到夏河县美武地方时,给了他麝香、虎皮、鹿茸等名产,又表态给美武。这位大员两边许愿,调解书玩文字游戏,从字面看双方都认为给了自己,结果谁也不服谁,便打起来,美武的一位土官被对方打死了,最后引发了更大的械斗。从解放前直到八十年代,双方被打死的人累计多达100多人。
  “对此夏河、卓尼两县政府及拉卜楞寺保安司令黄正清(现为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卓尼土司杨复兴(现为甘肃省人大副主任)都进行过调解。兰州军区一位副司令员也去调解,但他离开后刚刚翻过前面一座山,双方就已打起来了。‘文革’时左派说人民群众是一家人,草山纠纷是土官、头人之间在争斗,便批斗双方的土官、头人,说:“这是社会主义一个地盘,你们今年吃(指放牧牛羊),他们明年吃,没有什么界线。在政治高压下,争斗暂时停止了。”
  现在,“文革”结束了,老问题又死灰复燃了。甘肃省委希望贡唐仓大师的杨复兴前去调解。1981年5月,贡唐仓大师带着他的随从来到争议所在的乡,直接住到群众家里。人们听说贡唐仓大师前来调解,十分高兴,纷纷表示听佛爷的话,可当大师召集会议,涉及到具体问题时,情况又有所不同,谁也不让步。大师便向群众了解原因,原来群众代表很多,有的人同意让步,但公开场合又不敢说,如果说了,大家便会归罪于他,于是谁也不敢说让步。大师掌握了这个情况后,便把10多个群众代表一个个叫来,说服、教育,先做通三四个人工作,让他们在公开场合一起讲,人多气壮,别的人也不好坚持不变。就这样,大师5月份去,到7月份才做通了群众的工作。在大师的主持下,双方签订了协议:因山沟通向卓尼,扎尕梁的阴山划归卓尼;阳山双方一家一半。协议达成后,甘南州专门庆祝了一番。如今过去十多年了,双方不仅再未发生纠纷,而且关系很好。
  夏河县与卓尼县,碌曲县与夏河县,夏河县科才乡与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之间的纠纷,被甘南州视为解决草山纠纷的三大难点。现在第一个难点已顺利解决,州上又提出请贡唐仓大师解决其余两个难点,大师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于是1981年整整一年,贡唐仓大师奔波在甘、青两省的草原,调解了政府心头这三个十分挠头的“难点”。

  人们都在传说:每当草原上剑拔驽张、一触即发的时刻,只要贡唐仓大师一出现,互相仇视对垒的人们便会立即匍匐在地,静听大师发话。贡唐仓大师却说:“不是我说了算,我主要是通过群众做工作,把双方的距离慢慢拉近。”

  贡唐仓大师调解草山纠纷并非始于80年代。早在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师就调解了不少。不过那时候调解的纠纷大多比较小,而且一般大师不亲自出面,大多数情况下是派管家作他的代表前去。自从1981年一年调解了三起当地政府长期解决不了的纠纷后,此后大师年年都要应政府的请求出面调解,至今大师共调解大大小小的纠纷有10多起,这里向读者重点介绍一下贡唐仓大师调解解决的两起大的甘青省际纠纷。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尼玛乡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柯生乡,围绕前滩和后山两处共约60万亩的草山,历史上曾多次发生争斗。解放后,为了解决这一争议,中央有关部门和甘肃、青海两省都做了大量工作。1960年8月,甘、青两省曾达成过“西宁协议”,但问题仍未完全解决。1969年7月14日,双方曾发生大规模械斗,造成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根据两乡群众要求彻底解决草山争执的愿望,1984年7月,甘肃、青海两省领导在西宁会晤并决定,8月份在兰州由双方群众代表协商解决两乡草山争议问题。甘肃省人民政府、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尼玛乡与黄南藏族自治洲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柯生乡前滩草山划界的协议》中说:
  “根据国务院(1984)国函字66号批复的精神和两乡群众的要求,两省省委、省政府分别委托青海省人大副主任夏茸尕布和甘肃省政协副主席贡唐仓大师主持,由双方群众代表进行协商。两省代表从有利社会安定,有利民族团结,有利发展生产的大局出发,从8月11日至9月1日,经过20多天的反复磋商,充分交换意见,最后取得了一致认识,并签订了协议书,两省政府确认:
  “一、完全同意夏茸尕布副主任和贡唐仓副主席1984年9月2日在兰州主持签订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尼玛乡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柯生乡前滩草山划界协议书》,并表示坚决执行这一协议。过去签订的有关协议同时失效。
  “二、为了保证本协议的贯彻执行,两省一致认为,各自要多做自己一方干部和群众的工作,使干部和群众认识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从大局出发,互谅互让,当前 双方共同的任务是大力发展畜牧业商品生产,使群众尽快富裕起来,因此,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友好活动,不断消除隔阂,增进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要教育双方干部和群众自觉地遵守本协议……”
  1984年9月2日,在贡唐仓大师和夏茸尕布副主任的主持下,双方代表正式签订的《前滩草山划界协议书》这样规定:
  “一、柯生乡与尼玛乡在前滩以玛曲县通往河南县的公路和俄尔瓦斯河(即吾尔哈斯河)为界,公路以北、俄尔瓦斯河以西属河南县柯生乡;公路以南、俄尔瓦河以东属玛曲县尼玛乡。
  “二、为增进民族团结,消除隔阂,由双方县政府主持协商,对1960年以来,双方为争草山伤亡人员的家属应给予适当的一次性生活补助;双方互相驱赶的牲畜,应以民族的传统方式予以清退;对拆毁的房屋应予以适当的赔偿。
  “三、……
  “四、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应教育自己的干部和群众自觉遵守。任何一方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违犯协议。
  “青海省代表:
  省人党委会副主任          夏茸尕布
  柯生乡群众代表(项秀等共10人——笔者从略)
  “甘肃省代表:
  省政协副主席              贡唐仓
  尼玛乡群众代表(热布吉加措等10人——笔者从略)”
  贡唐仓大师这次调解,终于使面积达三万多亩的前滩草山纠纷,得以圆满解决。后山的纠纷,因问题更复杂,留待以后解决。

  大师全权处理的另一起争议很大的省际纠纷,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拉仁关乡、尕海乡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自治县赛尔龙乡在夏尔子沟(又称安拉让)的边界草山争执。这是甘青边界纠纷中的“老大难”问题,1962年8月21日,甘青边界问题工作组南线分组曾认定了当时的河南县委书记尕布龙和碌曲县委书记马负图达成的口头协议。但由于双方对协议中“从夏尔沟(即安拉让)的水(即周可河支流)起”的界线理解不一,纠纷仍继续发生。特别是1988年7月16日和1991年9月7日,发生了两次大的群众性械斗事件,双方共死亡12人,重伤、致残13人,严重影响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1991年,甘青两省政府按照双方群众的意愿和两州、两县政府的请求,正式邀请贡唐仓大师全权处理这一地区的边界草山争议和两次械斗事件的善后事宜。为此,1991年11月6日,青海省人民政府派省民政厅副厅长血日布、省行政区划管理局局长白文彦等四名官员,甘肃省人民政府派省政府副秘书长赵胜勤,省民政厅副厅长、边界工作办公室主任胡培玉等四名官员,在兰州召开座谈会议,举行了正式邀请仪式。
  根据经两省政府办公厅批转双方州县贯彻执行的《关于邀请贡唐仓副主席全权处理河南县与碌曲县边界草山问题座谈会议纪要》记载:
  “双方一致认为,贡唐仓副主席在蒙古、藏族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为调处甘青边界纠纷作出了极大努力,两省政府表示感谢。贡唐仓副主席依据双方群众的意愿和双方各级政府的期望,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他表示,双方政府这样重视,群众这样信任,我有信心,在晚年为人民多做一点有益的工作。
  “按照贡唐仓副主席的意见,经过座谈讨论,为确保调处工作的顺利进行,具体商定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黄南、甘南两州要尽快派工作组下去,做好县乡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要教育他们汲取教训,顾全大局,消除隔阂,增进友谊,转变观念,对边界草山问题都要作出让步,接受贡唐仓副主席的调处意见,使这一地区的问题尽快妥善得到处理。要求两州务于11月底前将两县的意见及群众对解决问题的态度向贡唐仓副主席汇报。
  二、调处地点在兰州。调处时间从12月开始,大体分两步进行。第一步由贡唐仓副主席主持双方群众代表协商,签订协议;第二步由双方政府办理有关手续。
  “另外,对河南县与玛曲县的边界草山问题(前滩已解决,这里指后山纠纷——笔者注),两省拟请贡唐仓副主席做调解工作。贡唐仓副主席表示,愿意做群众工作。待条件成熟后,再行解决。”
  就这样,贡唐仓大师于1992年元月6日至21日,召集两县共22名群众代表在兰州进行了协商。经大师反复做工作,达成了有汉藏两种文本的《协议书》,划定了夏尔子沟地区的边界草山界线,对1988年“7·16”和1991年“9·7”年事件中双方死亡、致残群众的安葬、抚血和生活补助费,以及清退互赶牲畜和赔偿损失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并决定各项补偿费、牲畜清退及损失财产的赔偿,在拉卜楞寺以宗教方式一次性处理。两省技术人员还协助标绘了协议书附图。
  1992年1月22日下午,甘肃、青海两省夏尔子沟地区边界协议签字仪式在兰州举行,贡唐仓大师和甘肃省副省长穆永吉出席签字仪式并讲了话。甘青两省及有关州、县乡负责人代表各级政府,在《关于确认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副主席贡唐仓调处甘肃、青海边界安拉让(夏尔子沟)地区边界草山问题协议书的协议》上签了字。两省政府要求两县人民政府“珍惜这次协商的成果,依照协议书附图确定的界线,按勘界的有关要求尽快商定划界栽桩实施方案,于1992年7月底前完成划界栽桩测绘工作,并逐级上报备案。”
  1992年3月1日至7日,按照甘青两省政府签订的《协议》要求,碌曲、河南两县群众代表来到甘肃州夏河县,在德瓦仓、措卡哇仓、香扎尕布藏仓三位活佛的主持和贡唐仓大师的代表贡唐·特布丹的协助下,对双方伤亡人员及遗属的各种补助费,互赶牲畜的清退等具体问题,在著名的拉卜楞寺通过宗教仪式得到圆满处理。从此,夏尔子沟地区恢复了宁静与和平,人们无不称颂贡唐仓大师的慈悲与公正。
  贡唐仓大师成功调解多起甘青边界地区长期遗留的草山纠纷问题,不仅使数百年来争为夺草山打得不可开交、结下深仇大恨的藏族、蒙古族牧民重归于好,更使几十年来为解决这些纠纷疲于奔命而未果的各级政府放下了久悬的心。人们的感谢之情是发自内心、溢于言表的。就在夏尔子沟草山纠纷协议正式签字生效的1992年元月22 日,甘肃省、青海省政府联名向大师送来一面致谢锦旗,上面绣着这样的话:“治界安民绘新图,造福子孙功千秋。”
  至于民间,人们都在这样传说:每当草原上剑拔驽张、一触即发的时刻,只要贡唐仓大师一出现,互相仇视对垒的人们便会立即匍匐在地,静听大师发话。贡唐仓大师却说:“不是我说了算,我主要是通过群众做工作,把双方的距离慢慢拉近。“
  对于调解草山争议这种涉及万千群众贴身利益、又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老大难”问题,贡唐仓大师不仅有成功的实践,更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大师说:过去的调解之所以解决不了问题,有两个原因;一是调解者采取简单的一分为二、各打五十板的办法,争执双方往往手都伸得很远,用一分为二的办法来调解,必然造成谁的手伸得远谁就占大便宜,而老实的只能吃亏;二是权力不在群众手中,而在干部手里。为了拉选票,树立自己的威信,有的县由县长出面强争,争的越厉害,群众认为县长不错,为他们说话,便越支持他。有的县乡领导甚至把枪发给群众,背后支持大家去械斗。
  掌握了这些情况后,贡唐仓大师调解时首先要求干部不要参与,大师直截了当地告诉干部们:“这是群众的草山,他们世世代代聚居在这里,应当由他们做主。调解时,大师既考虑历史,也注意现实,把这两种因素考虑到,群众便容易接受。另一方面,大师常常是先给在群众中有威望、大家信得过的人做通工作,再由他们带动群众。大师风趣地说:“表面看起来很厉害,态度强硬的人,并不是能做主的人,他们被幕后的人所操纵。而过去做调解的人不了解这一点,谁厉害,谁跳得凶,就做谁的工作,而这些人的工作是很难做通的,因为他们听命于幕后指挥的人。”
  贡唐仓大师深有感触地说:“群众对我很信仰,在他们心里,我去时大家和平相处,我走后如果再闹便是对我的不尊重,因此凡是经我调解的,再未出现争斗。尽管如此,我调解也不是三两句话、主观武断就能解决的,经常要做三四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
  八十年代初期,“左”的思想还有一定的市场。贡唐仓大师成功地调解几起草山纠纷后,竟有人说“怪话”:现在是活佛、土官、头人说话算数,群众不听共产党的话了。有的相当级别的领导也说:甘南是封建阶级代替党的领导。1981年大师调解了甘南的三起“难点”纠纷后,《甘南报》报道时竟说是两位老干部调解的,只字不提贡唐仓大师和杨复兴。甘南的干部、群众对此很有意见。大师却平静地说:“总的来说,问题解决了就好,报道不报道没有关系。”大师常说:“民族之间的团结,民族内部的团结,都是对国家有利的事,能在我的晚年为国家做些工作,也是我应尽的责任。”
  为了草原的安宁,大师的操劳是没有穷尽的。夏尔子沟的争议刚刚解决,1992年12月19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和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又联名向两省人民政府呈上报告,请求两省政府授权贡唐仓大调处玛曲县尼玛乡河南县柯生乡边界草山纠纷(即难度很大的后山争议)……

  大师经常宣讲:“民族地区的发展,关键在于教育”。为此,他把国内外信徒献给他的布施,大部分用于兴办教育、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等惠及藏族民众的事业中去。大师在兰州的府邸——“敦支尕察”,成了牧民们的“办事处” ……

  1992年年底,中国最大、最权威的新闻机构——新华通讯社,向海内外播发了一条新闻:“讲经说法不忘捐资助学,广阔草原今日书声琅琅——著名活佛贡唐仓大师为藏区学校捐款15万多元。”出乎记者意料的是,这条简短的新闻,播发后被国内外媒体广泛采用。报道中援引了贡唐大师说的这样一段话,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师说:“对于藏族人民来说,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生活要改善,关键是教育。我的钱都是群众给的,民众的钱就要用到民众的事业中去。尤其近年来,在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下,藏区过去被毁坏的寺院陆续恢复起来了,目前国家资金有限,地方财政又不宽裕,我要在晚年把资金和精力用到提高民族地区的教育和医疗水平中去,这是我的一桩心愿。”
  大师自出狱重返宝座以来,就开始把心中这一造福草原民众的美好心愿付诸行动。在他不辞劳苦深入牧区讲经传法的时候,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宣讲“发展经济,教育为本”的道理,劝导牧民群众送子女上学。看到基层边远牧区教学设施十分落后,办学困难重重的现状,大师常常慷慨解囊,并亲自担任基层学校的名誉校长,直接指导学校教学。为了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发展牧区教育事业,大师还倡导成立了甘南民族教育基金会,亲自出任名誉会长。
  1980年,大师向甘南州夏河县桑科公社(现为乡)学校捐资500元,这是大师蒙冤21载出狱以来向藏区学校捐助的第一笔款。以此发端,大师每到一处,除了给寺院布施修复资金外,都要给学校和卫生院捐助资金。大师的钱,除海外信徒的捐献外,大部分来自大师讲经说法时信民们真诚的奉献。贡唐仓大师作为当世难得一遇的一位高僧大德,他在21岁起就在甘、青、川一带传法。大师第一次讲经是1946年夏季在青海省河南蒙旗;第二次是1948年在四川省马尔康县松岗寺;第三次是1949年在四川省若尔盖县;第四次是1956年在青海省河南蒙旗;第五次是1957年在甘肃省卓尼县车巴沟;第六次是1958年在四川省阿坝查理寺。
  从1988年6月25日起,贡唐仓大师应玛曲县僧俗信众的请求,在阿万仓草原传授第七次时轮大灌顶,这是大师在1958年遭受不公正对待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大法会,与第六次大法会相距了整整30年!消息传出,万千如饥似渴的信民心灵为之震撼!藏区100多座寺院的一万三千僧人,十万信众自发云集草原,聆听大师讲经传法。在这次空前规模的灌顶大法会上,大师仍不忘宣讲发展藏族教育和加强儿童计划免疫的重要。大师把这次大法会中群众献给他的布施,分别捐助给了寺院(其中有格鲁派的寺院,也有红教的寺院)和学校,其中给阿万仓学校一次捐助达5万元,这是大师资助教育最多的一笔款项,充分体现了大师“群众的钱用于群众的事业中去”的意愿。
  到底贡唐仓大师向教育事业捐助了多少资金,没有确切的统计。仅以有收据的部分统计,大师近10年多来共向甘肃、青海、四川藏区的62所中小学校、两家医院及甘南民族教育基金会捐款达150多万元,为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扶贫等方面的捐资达30多万元。
  贡唐仓大师为民族教育所做的实事,有口皆碑。中共甘南州委、州人民政府在1992年11月16日写给大师的感谢信中说:“在我州民族教育事业的恢复、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各级党政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得到了您的高度重视和具体帮助指导......面对县乡政府及群众在办学上的困难,您慷慨解囊,率先捐资,有力地促进了全州的捐资助学活动。您还亲自担任基层学校的名誉校长,直接指导学校教学,这对带动社会上层人士担任名誉校长工作,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目前全州寄宿制学校已发展为54所,已培养毕业生10777人,已毕业小学生3893人,初中生2828人,高中生693人。办学条件逐步改善。危房比例由1988年的16%下降为1990年底的5.2%。牧区没有小学毕业生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牧民子女上中学、进大学的新历史已经开始了!这一切,包含着您付出的劳动和心血。我们谨代表全州各族人民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致意!”
  对于民族地区的发展,大师有自己的深谋远虑。他说:“共产党实行各民族平等的政策,这非常好,但现在实际上并不平等,为什么呢?因为文化教育是政治经济的基础,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文化教育落后,经济发展缓慢;经济落后,反过来又制约文化、教育、医疗事业的进步。因此只有民族经济发展了,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平等”。大师举例说:从生活方式来说,牧民们卫生习惯差,到城市来,由于皮袄脏,乘公共汽车,司机嫌身上有酥油味不愿意拉,姑娘们怕弄脏漂亮的衣裙不愿靠近。经济方面,至今还是老一套生产方式,商品经济意义淡薄,不懂得加工增值,不懂得以十变百,以百变千。只知道放牧牛羊多多益善,却不知道草场有限,牛羊出栏率不高,造成草原载畜量过大,冬天大雪压境,春天缺草少料,肥畜变瘦,瘦畜冻饥而死……  
  大师经常感慨地对人们讲: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牧业的效益是很高的,而我们的牧区为什么这么穷困、落后呢?关键是教育跟不上,牧民的文化素质低,在牧区地方,至今文盲的比例还相当高,许多人想发展商品生产,却看不懂报纸,无法了解信息,学习技术。而要科技兴牧,进行畜产品的深加工,不掌握技术是根本不可能的。
  大师为了启发牧民们的商品经济意识,提高他们学习科学技术的兴趣,常常通过种种实例给大家算细账。他说:在澳大利亚,一头奶牛一天可产100公斤奶,而我们牧区的奶牛一天只能产4公斤奶,挤奶技术好的也不过5公斤。外国的种牛与我国的牦牛杂交后,产量也明显提高,如四川红原县瓦切牧场的改良牛,一天可产10至15公斤奶。同样的草场,同样的奶牛,改良的牛与未改良的大不一样,这就是科学技术的力量。不过,要引进一头外国种公牛,价钱昂贵,得花万元以上,要没有政府扶持,牧民无力解决,还有奶渣,在国际市场上很值钱,可以用来制做化妆品等,上海的奶渣加工成颗粒出口,甘南这里也加工,但因技术不过关,达不到出口标准。牛羊皮加工中的差异就更大,美国人能把一张皮革分成10张,上海的皮革厂也能分成五张,皮鞋、皮箱、皮茄克、钱包等等无所不做。西北牧区虽说也办了皮革厂,一张皮却只能分出两张,加工的皮茄克柔软度、光洁度等远远赶不上先进地区的产品,在市场缺乏竞争力……
  大师说:要改变上述落后状况,除了改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外,最主要的还是通过大办教育,提高牧民的文化素质。只有科学技术进入了草原帐蓬,牧区经济才能有大发展,也才能有藏区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
  怀着一颗赤热的爱国忧民之心,大师利用他在海内外的影响,做了许多有得于经济发展的实事,如为兰州市永登县的玫瑰油找销路,联系补偿贸易;动员在美国、加拿大、瑞士、印度、尼泊尔等国家的藏胞回国投资等等。
  在甘肃省省会兰州市七里河区小西湖,有一个叫柏树巷的地方。乍看起来,这里窄窄的街巷,拥挤的民居,就如每个城市都有的普通居民区一样,没有什么特点。然而稍加留神,人们就会发现:住在这里的人和在巷口设摊摆点的商贩,几乎是清一色的回族穆斯林,男人们头戴白号帽,女人们缠着各色盖头。贡唐仓大师在兰州的府邸,就座落在这个穆斯林群众聚居的柏树巷深处。
  这是一处宽敞、雅致的院落,位于最里面的主楼,是一幢坐北朝南的藏式楼房,楼高两层,一楼为客厅、随行人员住房、厨房、值班室等;二楼为大师的会客厅、书房、卧室、经堂、饭厅等。楼门两侧,植着几株修剪整齐的柏树,终年常青,暗香幽幽。楼房一角,还有一株生长茂盛快及楼顶的果树,每年春暖花开时节,青枝绿叶、繁花似锦;夏秋则果实累累,满树溢香。这座府邸原是个菜园子,是大师出狱后政府补发的7万元冤狱补偿,及原来在夏河的1000多间房屋的补偿款(一共4万元)等资金所建。大师给这座肃穆雅静的府邸起了个十分温馨的名字:“敦支尕察”,藏语意即“事成乐园”。的确,在兰州这个百万人口的西北大城市里,大师的这座府邸就象一处世外桃园,宁静、祥和,让无数的人心向往之:只要大师在家,从早到晚前来拜见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生活在边远牧区的藏族、蒙古族牧民们,更是把这里当做“圣地”来朝拜。他们为了见到佛爷,得到大师的祝福,常常身着皮袄、藏袍等民族服装,背着酥油、炒面,扶老携幼,辗转数百里来到兰州。
  这些虔诚善良的牧民们,为了见到贡唐仓大师,什么苦都吃得了:住旅店太花钱,又不习惯,他们便在从兰州穿城而过的黄河岸边石头滩上、东郊旧飞机场的空地上搭起帐蓬栖身,或者在小西湖公园、段家滩一带枕着行囊、盖着皮袄露宿。曾有几位上了年纪的年老牧民走不动路,被人背着来大师曾经居住过的一只船巷住所拜见大师。得知此情此景,大师又感动又不安。他曾动情地对牧民们说:“你们远道而来,在兰州又没个住处,太受苦了。以后,你们不要来看我,我去看你们。”一句话感动得牧民们哭了!
  但大师社会活动多,实在太忙,不可能经常在牧区。为满足牧民们的心愿,在“敦支尕察”未建成前,大师四处联系,要在兰州建一处“牧民之家”。后来终于同甘肃省百货公司汽车队达成协议,大师付给对方7000元,在兰州西站南边的龚家湾建起了“牧民之家”。1981年刚建成后的冬天,大师曾在一月之内三次前往“牧民之家”看望牧民,问大家需要什么,有什么困难。藏胞们眼含热泪告诉大师:“托佛爷的福,我们总算在兰州有个落脚点了。过去住旅社,一天至少要花三四元,冬天用炉子还要另外收钱;在这里住平房一天只收一元五角,若在院子里搭帐篷,只收五角钱,各方面都很方便。”这年的冬天,先后有2500多名来自甘、青、川藏区的牧民住在“牧民之家”。
  后来,大师在柏树巷建成了“敦支尕察”。这座名为“事成乐园”的府邸,很快又成了甘南牧民们的驻兰办事处。牧区的人来兰州,都要来“敦支尕察”,朝拜完大师,要办事、看病,人地生疏,语言又不通,困难重重。大师就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帮他们办理。牧区医疗条件差,来兰州看病的人很多,大师让身边的人联系了医院,帮助办理了住院手续,还要经常过问治疗情况。大师了种种功德,笔难详述。草原的人们这样传颂:“在贡唐仓佛爷的心里,老百姓的事就是他自己的事”。


  重建拉卜楞寺大经堂


  中国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占主导地位的格鲁派,有著名的六大宗主寺庙,它们是:西藏拉萨的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青海的塔尔寺,甘肃的拉卜楞寺。
  始建于公元1709年的拉卜楞寺,座落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洲夏河县城,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上曾经是甘、青、川边界地区乃至整个安多藏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全寺建筑面积86万多平方米,共设有闻思、续部上、续部下、时轮、医药、喜金刚六大学院,僧侣修习内容包罗了藏族文化科学艺术的全部学科,佛经学业尤其久负盛名。
  六大学院中规模最大的闻思学院(俗称大经堂),由第一世嘉木样大师俄项宗哲创建于1714年(清康熙53年),是拉卜楞寺全体僧众集会念经、举行佛事活动的主要场所。270多年来,大经堂以其丰富的宗教内涵和珍贵的文物价值,成为僧众、藏族人民至为崇拜、敬仰的地方。
  不幸的是,这座宏伟壮观的建筑群,10年前却被一场意外大火化为灰烬。在僧俗信众悲痛万分的时刻,贡唐, 仓大师与嘉, 大样大师一道,沉着冷静,遇悲不惊,在政府的支持下,全力以赴投入重建大经堂的艰苦工作,终于使大经堂在5年后再现辉煌......

  1985年4月8日凌晨4点钟,当万千僧众面对化为灰烬的大经堂悲痛莫名、六神无主的的时刻,贡唐仓大师与嘉木样大师等从北京赶到了现场。第三天,甘肃省委、省政府郑重宣布:重修大经堂

  拉卜楞寺佛教徒虔诚的的心灵中,永远铭记着这个不幸的日子:1985年月4月7日。
  这一天,拉卜楞寺与往常一样,敞开大门迎接四方来客。大经堂的广场前,商贩们照例摆开了各种摊点,旅游观光的人们或以佛殿金顶为背景摄下美好的瞬间,或在寺管会开设会的宗教、民族用品店铺前精心选购。大经堂的正殿里,400多位喇嘛举行佛事活动,浑厚的诵经声和法器的奏鸣声交相回响。进香拜佛的人们在佛殿中一遍又一遍地磕头祈祷,向无所不在的慈悲的佛诉说着心愿……一切都是那么平和庄重,安宁自然。
  临近下午两点钟,大经堂的法事活动圆满结束,喇嘛们锁上大门去用饭了。两点二十分左右,从大经堂的天窗里突然冒出股股浓烟,很快,浓烟从整个大经堂滚滚而起,火势借着高原4月依然凛厉的寒风,以及经堂里昼夜不熄的酥油灯、木结构建筑经年形成的干燥,象疯魔一样四处蔓延,同时伴着噼哩叭啦刺耳的爆裂、燃烧声。
  发现了火情的喇嘛、游客失声呼喊着,把“救火“的呼叫立即传遍整个寺院、传遍街道两边和夏河县委、县政府领导耳中。无数的人不约而同地奔向大经堂,试图用各种方法控制火势。县邮局暂停其它业务,专线联络州上和省上。电话很快把失火的消息报告给甘肃省委领导和北京班禅副委员长府邸。兰州的消防队、甘南州的消防队、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消防队,一齐向拉卜楞寺风驰电掣而来。甘肃省委副书记卢克俭、副省长年得祥等领导迅急赶来了。各方面的力量汇成一支强大的灭火大军,终于在当晚控制住了熊熊的火势,使其没有威胁到邻近大经堂的藏经楼、大金瓦寺等大型建筑。
  然而历经二世、三世嘉木样精心扩建、占地10余亩的大经堂,却几乎来不及扑救,三座巍峨的殿宇、数百间房屋、无数珍贵的文物,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
  喇嘛们失声痛哭,泪水不止。信教群众长跪在地、捶胸顿足。有的藏族老人哭诉:”经堂烧掉了,还有什么活头!”数百公里外的牧民连夜赶着牛羊来了,要求寺院收下他的全部家产,重修大经堂,他自己去讨饭。目睹惨状,许多汉族、回族群众也禁不住潸然泪下……
  大经堂失火当天,贡唐仓大师与六世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黄正清一起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晚上,十世班禅大师在家中请他们吃饭。进餐时,接到寺院方面的电话,说大经堂下午失火,现在仍在燃烧。大师三人心急如焚,8日早晨向会议请假后,即坐国务院机关事务局订的飞机赶往兰州。下飞机后直奔兰州宁卧庄宾馆,与等候在那里的甘肃省省长陈光毅会面后,晚上10点即星夜赶往夏河,到达时已是下半夜4点钟。大师一行的到来,极大地安慰了情绪激动的人们。班禅大师也派他的父亲和经师,专程来拉卜楞寺了解情况。
  贡唐仓大师回忆说:“我们赶到现场时,大殿已经倒塌,下面的废墟还在冒火。我们一边浇水,一边挖找一至五世嘉木样大师的舍利灵塔。一、二、三世嘉木样的遗体是肉身,四世和五世是骨灰。先挖出来的是二世灵塔。虽然塔已倒,但遗体肉身没有受损,只是头有点耷拉。三世最完整,衣服都未烧着。找到一世的灵塔时,里面的遗体已经火化。我亲自拾起骨灰。四世、五世灵塔基本完好。五世的舍利灵塔最为豪华,整个用银皮包裹,门是纯金做的,四周镶嵌珊瑚、玛瑙 、珍珠、琥珀、子母绿宝石、金刚石、松耳石、翡翠等珍珠宝石万余件。大火已将金银溶化,最后拾到约500公斤银子,而金子只有7两。”
  一至五世嘉木样灵塔中的遗体和灵骨被及时抢救出来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另外,大经堂中90%的展品、1300多件珍贵文物、1000多个铜佛像、五幅大型织锦挂毯式佛像也基本保存了下来。贡唐仓大师说:“值得一提的是,三楼展览馆有黄金、宝石、珍珠塔等宝物,失火后寺院喇嘛,藏族、汉族群众都去抢救,后来清点,一件宝物也没有丢失,真令人感动。”
  大经堂何以失火,曾经流传许多毫无根据的猜测。其中有一种这样解释失火的原因:一只老鼠撞翻了经堂内的酥油灯,燃着了旁边悬挂的绸缎幢幡宝盖。喇嘛们发现失火后惊慌失措,面对大火念起《灭火经》,结果火越燃越旺……
  贡唐仓大师说:“这是想当然的臆猜。其实火是从一楼北角的顶端燃起来的,那里没有酥油灯,也没有易燃的装饰物。有关专家经过调查分析,又完全排除了人为破坏的可能性。大经堂原来的室内电线装得很不规则,陈旧漏电,加之木质干燥,酥油供品助燃,这才导致了火灾。教训是十分惨痛而深刻的。连班禅大师也说:这个有名的文物古迹,在1958年没有毁掉,文革中也没有毁掉,现在却烧毁了,实在可惜!”
  在拉卜楞寺的历史上,也曾经遭遇过火灾。1957年,一场大火曾烧毁了拉卜楞寺仿拉萨孜南杰扎仓式样而建的喜金刚学院,后由国家拨款7万余元重建。现在,全寺宗教活动中心的大经堂烧毁了,整个草原都沉浸在痛苦之中。在大家悲痛万分的时刻,贡唐仓大师以其崇高的威望和影响,与嘉木样大师一起成为僧谷群众的精神支柱。1985年4月9日,大经堂失火的第三天,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领导在现场向僧侣们郑重宣布:重修大经堂。喜讯传开,人们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为了尽快实施重修计划,贡唐仓大师与嘉木样、黄正清一起,先后三次赴北京,向国家计委、财政部汇报情况、请求支持。这年6月和1986年元月,主管民族、宗教事务工作的中央政治委员习仲勋、班禅大师等中央、国家领导人先后两次接见大师一行,直接过问大经堂的修复工作,明确表示“大经堂不仅要修,而且要修的比以前更好。”
  要以原来的风格和规模,重修这座有270年历史的文物古迹,需要较大的资金,较高的传统工艺和现代技术,以及方方面面的协同配合。为此,甘肃省委书纪李子奇专门召开省委书记办公会议,讨论制定了修复大经堂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1985年7月,甘肃省专门成立了由嘉木样大师和贡唐仓大师挂帅,有省委统战部、省民委、甘南州负责同志参加的“甘肃省拉卜楞寺大经堂修复委员会”,负责整个修复工程。中央和甘肃省及时拨来了1200万元修复资金并分配来足够的金、银、铜、铁等物资指标。

  为了使重修的大经堂达到现代建筑技术与民族传统工艺的完美结合,美奂美轮又不失宗教圣地的庄严神圣,贡唐仓大师不顾60高龄,亲赴西藏考察佛殿建筑,并写下优美的纪行文章……

  1985年10月,贡唐仓大师亲率由寺院喇嘛、信教群众和勘察、设计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考察团,专程前往佛教圣地西藏,考察寺院佛殿建筑。在西藏期间,大师朝礼各圣迹,广为布施,特地去一世嘉木样大师和一世贡唐仓大师当年学经、传法的拉萨哲蚌寺郭莽扎仓夏扎康村、蔡贡唐寺瞻寺瞻仰礼供。在一世贡唐仓大师曾出任第50任大法台的甘丹寺讲经传法。大师朝拜大昭寺和三大寺时,出现多种奇兆,被拉萨信民广为传颂。之后抵达札什伦布寺,向班禅大师请授长寿灌顶。大师足迹遍及前藏和后藏的主要地方,尤其是宗教圣地,几乎都留下了大师的身影……
  贡唐仓大师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不仅佛经造诣博大精深,而且善于写诗作文,其文笔之优美,说理之深刻,常使人心灵为之震撼!1994年7月,笔者参加大师于夏河县桑科草原举行、有40万信众自发倾听的第十次时轮大灌顶法会上,大师的汉文秘书贡却乎(藏族)用标准的普通话向海外客人讲述了大师说过的这样一段话:在现代社会里,物质生活愈益富足,人类日益被物质所羁绊,把自己变成物质的附属品,甚至成为物质的奴隶。由此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如精神上的空虚、焦虑、吸毒、自杀等。总之,可以断言,物质生活的富裕并不能使人们完全满足。人们不但需要物质生活,同样或更加需要精神生活。那么,需要什么样的精神生活,才能使人们的内心更加自由和安祥呢?就让我们聆听至尊贡唐仓喇嘛的教敕吧!
  下面是贡唐仓大师所写的部分箴言吉词:
  “人无老少均有死,此无区别如你知,死期人人难预料,永生古来有几多?任有金银满山野,死时难带一分毫,念诵真言一句者,实乃死后之食粮。现在坏人头高昂,越临阴关无边隘,阎卒围拦受审时,照法行者自有乐。欲避阴关失魂威,更欲远离下界境,虔诚皈依我佛祖,昼夜旦夕求保佑。欲达上界涅磐境,或往下界三恶道,行将何处由已定,失今良机难超脱。死神降临到已时,世间名誉地位财,高低富贵皆无益,唯有我佛利无穷。财钱犹如蜂之蜜,苦积累蓄被它享,亲朋好友如商客,难得久居将别离……”
  关于1985年在西藏考察的情况,贡唐仓大师曾亲笔撰写过纪行文章,1988年月10月14日开始连载于《甘肃日报》。笔者再另行记叙无异于班门弄斧,特将大师发表的文章转录如下:


  高速度发展的日光城
  —西藏纪行之一
  贡唐仓·丹贝旺旭

  一九八五年十月,我应邀去西藏考察历时四十余天。在这四十多天里,我参观了大、小昭寺、布达拉宫、哲蚌寺;游览了罗布林卡、天池、江孜;凭吊了藏王陵、雍布拉岗;参拜了札什伦布寺、萨迦寺;追寻了甘丹寺及纳唐寺等,足迹遍及广大西藏地区。当我回到甘肃,静穆反顾时,内心却萌发了把亲身感受介绍给甘肃人民的想法。后来,几经思索,终于在今年动笔。
  提起西藏,内地的同志总是把它与贫穷落后、高寒缺氧等概念连接在一起,觉得十分可怕。可是,当我漫步在拉萨街头,驰骋于南北高原,寻记大小城镇的时候,常常被那种意想不到的美好景色所吸引。特别是那金光闪耀,庄严肃穆,象征西藏的布达拉宫,以它诱人的魅力更会把人们送入几千年前的遐想中去。远在公元前五千多年,西藏地区从大海变为陆地、雪域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吐蕃王朝”的第一代王——聂赤赞普的诞生,可以说是藏民族发展的开端。他传递了四十余代,历时一千多年。但最初的王府和王都均不在拉萨,而在雅砻河谷地带。到公元六世纪,吐蕃王朝崛起,松赞干布继位,进一步为王朝创造了鼎盛时期。
  据藏族史料所载,卧塘地方即今之拉萨,早在一千多前曾是一片沼泽地,当时曾调集难以计数的白山羊,开始驮土填湖。藏语中把山羊叫“惹”,把土把“萨”。山羊驮土填湖的地方就称为“惹萨”,即今大昭寺一带。后来,人们出于爱戴和尊敬,将卧塘的名字也改称“惹萨”,但在汉文史书上,不知谁将“惹萨”释成了“逻些”。至于“惹萨”又如何演变成“拉萨”,学者说法不一。在藏语中“拉”是神的意思,“拉萨”则含有“圣地”之意。有人认为大昭寺建成后,东西方神像迁至此地,为尊崇神像,改称“惹萨”为“拉萨”。也有人认为,当时藏王就是神主,神主居住的王宫,尊称为拉萨。不论哪种说法,拉萨的称呼都是与宗教发展紧密相连的。
  游历拉萨市区,我深深被现代的变化所感动。这座具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古城,在党的关怀下,尤其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产生了飞跃的发展。拉萨市现在的建筑面积,据说相当于原城市面积的五十倍以上,并初步形成了颇具规模的较现代化的城市,且又有鲜明的古代特色与现代技巧相揉和的美感。山坳里寺院金顶如群星腾空,围绕在布达拉宫四周,其间又点缀着数以千计的高楼大厦。由于这座古城一年四季阳光充足,气候宜人,所以素有“阳光城”之称。拉萨饭店站在市区入口处,夜以继日地迎接着客人,它的对面就是新建的米黄色拉萨大剧院。一到午后,人流如云,热闹非凡。街道两旁,藏式楼房更是鳞次栉比,风采各异。新市区的商店、机关、学校乃至居民楼宅,伸延五公里之距,才到了旧市区即八角街头。在横竖交错的几十条大街小巷中,国营商店和个体商贾竟相排列,内地的各种商品几乎应有尽有。前来购货的顾客,有着藏装的,有着汉服的,而更多的年轻人,却穿着进口的时髦服装,动听的民族音乐又不时从四面八方贯入顾客耳中,给古城增添了无比美妙的乐趣。
  我惊叹这时代的变化,有时脑海里仍会翻卷出山羊驮土的场面。是啊,在这同一块土地上,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解放几十年来,虽然历尽艰险,可中华民族还是迈开了自己前进的步伐,其速度比人们预料得更迅猛、更顺利。

  气度威严的布达拉宫
  ——西藏纪行之二
  贡唐仓·丹贝旺旭

  布达拉宫是举世注目的城堡式建筑群。它依山而造,高耸入云。五座宫殿,顶部全用金瓦覆盖,墙壁衬以褐白两色,气度威严,浑厚别致,具有不可思议的魅力。
  远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开始营造时,它仅仅是松赞干布的王宫。但自五世达赖取得政教首脑地位以后,于一六四五年复修扩建了布达拉宫,他本人也从哲蚌寺迁居宫中,随之有更多的佛像、经文转入宫中,使住宫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尤其是随着西藏政教合一体制的形成,布达拉宫成为每一位神王的驻锡之所,肩负着藏族宗教、政治、文化、军事等重大使命,其神圣的意念是难以言喻的。
  布达拉宫占地十三万多平方米,高一百一十七点一九米,主体十三层,从开始营造,就严格以褐色和白色区分,所以又称红宫和白宫。红宫位居中央,白墙自山腰直插而上,环绕红宫参差分布。红宫的主体建筑,从一开始就属于历代达赖喇嘛灵塔及大小不一的佛堂所在地;白宫则是达赖喇嘛举行朝议、亲政大典,乃至起居、钦食、娱乐和大小执事的用房。我们几乎走遍了宫中各重要殿堂。措木钦厦就是历世达敕喇嘛的宝座,数不清的哈达垂在四周,看不倦的壁画布满全殿。八座灵塔中以五世达赖和十三世达赖的灵塔最为豪华。一六九零年修建的五世达赖灵塔,高达十四点八五米,全用五千五百公斤纯金色裹。灵塔周围又镶嵌了无法计数的珊瑚、珍珠、玛瑙、松绿石等,光彩夺目,满堂生辉。
  从东大殿登上白宫顶端,我们进入了达赖喇嘛的寝宫。寝宫坐北向南,由许多房间组成,每间殿堂均有落地式玻璃窗、起居室、休息室、大小客厅等都保存得完好无损。由于居高临下,面向正南,空气清爽、阳光铺地,极为适宜。各种豪华的陈设以及金盆、玉树、波斯地毯,均显得富丽堂皇。尊贵的佛像在各种绫罗绸缎衬托下,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我们的参观受到热情接待,可随意往返于寝宫、客厅乃至卫生间。我们留意地看到床上的锦缎被褥,好像刚刚打开,卫生间里也还存放着毛巾,似有等待主人归来之意。
  大昭寺在藏族人民心目中,是最神圣的地方。平日朝拜的人群从早到晚络绎不绝。每月十五日称为“望日”。这天更是人潮如海,星夜不散。寺内最神圣的佛殿,就是供有释迦牟尼佛像的大殿。金佛慈祥安泰,光彩照人。脚下陈列着我国领导人和一些外国领导人历次敬献的哈达。这里每年主办的法会,已成为民族性的节日,川、青、甘等地以及锡金、不丹、尼泊尔等国的信民,跋山涉水,不辞辛苦前来参加,朝拜的人群绵延几十里之多,真是车水马龙、商贾云集。
  当然,在解放前,大昭寺附近的八角街市区,很少有社会性的公共设施,如今方圆五十多公里,不仅有医疗、文化、出版及艺术团体,而且还有电力、冶金、化工、纺织、燃料、机械等工厂。

  日喀则恭见大师
  ——西藏纪行之三
  贡唐仓·丹贝旺旭

  受班禅副委员长之邀,我们在结束拉萨访问之后,取道西行,前往日喀则恭见等候在那里的大师。
  汽车翻过岗巴拉山,进入后藏地区,急奔六个多小时,便到达日喀则。
  “日喀则”的地名,见于经传远在公元八世纪。噶玛王朝统治全藏时,便建都于此。我们住进日喀则宾馆。大师的经师及父母都在宾馆迎接,安排食宿。第二天清晨,我们赴寝宫拜见了班禅副委员长。班禅的夏宫在城西南约一点五公里处,这一带在历史上就是琪花瑶草繁茂之地。大师的住所是一个全藏式三层小楼,四周布满了参天古树和花坛,故走进大门即有奇香谧静之感。但由于历史的动荡,昔日夏宫设施、楼内的装饰,几乎荡涤无存,文物、佛像、经卷也大都散失。一楼大厅可说空空荡荡,二楼会客室内也只设置必要的待客用具。墙上的壁画虽有部分残存,但因乱写标语,许多地方只能用涂料覆盖。大师体谅群众疾苦,不许重修家园,不追究任何责任。我与大师在日喀则相会,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他虽很忙,可仍抽时间同我促膝谈心,无论藏区建设、藏汉关系,以及历史演变,他都有许多独到的见地。大师身居国家领导行列,为昔日的忧患焦虑,为未来的发展运筹,为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羁绊而勤奋工作。
  告别大师之后,我们经过小憩,又开始了紧张的参观活动。日喀则海拔三千八百米,其西南的尼玛山即太阳山上,座落着宫殿如城、琼楼玉宇的札什伦布寺。该寺始建于公元一四四七年,占地面积为三十万平方米。寺的大经堂内有班禅大师的宝座。坐椅木质包金,背上雕以龙凤,加配的扶手屏风,珠玉镶嵌,金碧辉煌。经堂四壁全部是绘工精湛的壁画,其中各种飞天神女翔于云间树上,撒花礼赞。在各种本生故事画面之间,也以飞天穿插。
  出了大经堂向西,我们又进入了大强巴殿,它高三十余米,共七层。殿内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尊大铜佛。这是我国最大的铜佛,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铜佛。其建筑工艺、设计图案都是难能可贵的。铜佛高二十六米,底座长十三点八米,佛手的中指长一点二米,脚长四点二米,肩宽十一点五米。强巴佛双眉间的“白豪”,使用大小钻石三十一颗,珍珠、琥珀、松绿石三百多粒。他是一百一十位工匠,花费黄金六千七百两,铜十万多公斤,历时四年才修成功的。
  札什伦布寺也有光辉灿烂的金顶建筑物,其下则是豪华的灵塔殿堂。四世班禅洛桑曲吉坚参,是历史上一位很有名望,且博学多才的大师。他的灵塔兴建历时四年半之久,塔身高达十一米,用黄金一百五十公斤,白银一千六百五十多公斤,铜五万四千公斤,绸缎三千多米,珍珠、钻石、翡翠、玛瑙等近八千粒。作为历史教材和艺术珍品,长期保存是有重要意义的。
  结束了札寺的参观,我们还走访了属西藏文库的纳唐寺,汉族形式的夏鲁寺,及素有艺术宝库之称的萨迦寺。在即将离开日喀则时,班禅大师为我们举行家宴送行。大家品尝着全属藏式的美味佳肴,回忆着日喀则之行的感慨,都频频举杯,从内心祝愿民族地区早日开发,展现新的面貌。并希望各民族间的传统友谊进一步发展,为祖国四化大业开拓前进而祝福。
  临行时,大师亲自送我到大门口,大师的父母及经师均送出大门,互道珍重。

  泽当凭吊藏王陵 
  ——西藏纪行之四
  贡唐仓·丹贝旺旭
  西藏考察的最后一站,是号称西藏粮仓的山南专区首府——泽当。这里,确实是块迷人的地方,由于印度洋热风的影响,大部分地区雨量充沛,个别地方无冬夏之分。我们到时,虽是深秋季节,但却绿树环抱,浓翠欲滴,一派南国情调。
  泽当宾馆是由广州协助兴建的。技师、业务教师等,都在传帮带着当地藏族工作人员。他们身着考究的红边工作服,头戴大沿帽,彬彬有礼,热情周到。餐厅的服务员,一律穿翠绿色藏袍,鲜艳的围兜,别有一番情趣。室内空调设备齐全,大厅里灯明几净,豪华又不失特色。看着眼前的这一切,我从内心里产生了一种紧迫感,小小宾馆虽只是一部分,但如果广泛引进技术,全国各地都给予支援,从点滴学起,改变藏区落后的状态是指日可待的。
  藏族人民中流传着自己的祖先是从猕猴演变来的传说。我认为单纯从猕猴的故事来断定泽当是藏族的发祥地是不够的,更有说服力的是,这里是第一个藏王的诞生地,有藏王的第一座宫殿和藏族的第一座佛教寺院。
  西藏自有了第一代“赞普”即藏王后,便开始建造王室。据考证:在此以前,各部落没有建房的习惯,只过穴居生活。为了寻觅真迹,我们从泽当沿贡布山向北行约三小时,来到建筑于两千二百多年前的第一座藏王王宫处,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雍布拉岗”即王的宫殿。整座王宫占地面积不大,但造形奇特,底座围山顶而起,耸立山巅,然后沿石梯而上,进入王宫。王宫实则是一间约四十平方米的大房间,中间用墙隔成几间小房子,楼梯的顶端,是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小房间,即聂赤赞普的住房。塔楼的高度在三丈以上,顶部是如同汉式的屋顶和瓦脊。当我们扶窗下望时,才发现这里大有众生皆在脚下之感。雍布拉岗建成后,藏族先辈才纷纷给自己建造住房。藏族的社会发展无疑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就在拜谒雍布拉岗的同一天,我们又凭吊了藏王陵。
  凭吊藏王陵,先登上的是松赞干布的陵墓。这位藏族历史上的英雄,为藏民族的发展和统一,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所以,我们怀着崇仰的心情,进入了他的陵地。
  这是一个高约百米,宽约一百七十米的大土堆,底层四周以石块砌筑,分层而上。墓塌的上面是一个约三百平方米的平顶,中央耸立着一座古庙即松赞干布庙,并且是早年被周总理亲定为国务院一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惜在十年动乱中已被全部摧毁。目前的庙堂是粉碎“四人帮”后,依原样重新建造的。
  走出方院,迎面又是一座殿堂,殿内正中有松赞干布、文成公主、赤尊公主及大臣禄东赞等人的塑像。向导说,当时这座陵墓规模很大,墓内共有五间神殿。松赞干布墓门朝西南方向,表示他永远面向释迦牟尼的故乡。正殿供有阿弥陀佛、观世音等佛像,还有松赞干布的塑像等。左边一间是重要的随葬品,头枕的是用珊瑚制成的长约八寸的洛亚杰母神像,脚下铺着用锻子包裹的珍珠二克半,“克”是藏族古时的计量单位,约合今日十四公斤。墓的右侧有用纯金做成的骑士、战马、战车,以及松赞干布的卫队……这座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古墓,现在究竟如何是很难知晓的,因为藏民族的传统习惯是不允许掘墓的。
  另外,我们还参观了著名的桑耶寺,这里就不再一一详述了。

  一座雄伟壮观的大经堂在废墟上拔地而起。国内外一万多名嘉宾和僧俗群众慕名前来恭贺。贡唐仓大师神采奕奕,主持盛大的开光典礼

  贡唐仓大师从西藏考察归来的第二年,即1986年6月10日,拉卜楞寺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后,正式动工兴建大经堂。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寺院喇嘛以其独特的佛事活动,祈祷大经堂早日顺利建成,这一天,300多名喇嘛和群众参加了义务劳动。经过5年精心施工,1990年4月大经堂修复工程基本完成。1985年从大火中请出来的一至五世嘉木样大师的遗体、灵骨,于这年4月25日(农历四月初一)举行隆重仪式,从临时供奉处迎请到新的大经堂,安放在灵塔殿内,随后举行了开光佛事活动。5月26日工程宣告全面竣工,5月27日起,正式使用大经堂,全寺僧众重又聚集在大经堂,进行日常佛事活动……
  蓝天、白云下,重建的大经堂巍然屹立,向远道而来的朝拜者和旅游者展现着更加宏伟、壮观的雄姿:
  原来大屋顶式的前殿楼,如今被宫殿式建筑所取代,飞檐翘角,绿色琉璃瓦铺顶,顶脊竖立的金色佛教教徽阴阳鹿、*轮,与石墙上部的紫色“卡回”(即多年生木本植物茴麻,藏式建筑用于压墙)相映衬,楼阁外悬垂图案华美的金黄色布幔,使大经堂的“门面”更加气派,民族特色更加浓郁。
  青石板铺就的前庭院中,白色的煨香炉青烟袅袅。回廊墙壁上,绘满浓笔重彩而成的释迦牟尼生平应化图,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僧侣们坐在这里辩经考取学位的热闹情景。
  拾级走进可容纳3000名僧人同时诵经的正殿,但见四壁绘满各种情态逼真的护法神像,大大小小的佛像庄严端坐,数不清的酥油灯闪闪发光。殿顶缀着蟒龙袍图案的缎幂,头顶悬垂无数绣绘五彩的幢幡宝盖,林立的柱子全部饰有华丽的绸缎柱套,高处则挂着刺绣精美的佛像。
  站在高处远望,大经堂中心部分正殿与后殿,高低错落,丽阁巧廊,飞檐腾空。鎏金宝塔、宝瓶、宝伞、阴阳鹿、*轮等露天装饰品,造型生动、赏心悦目,高耸的金顶在高原温暖的阳光下,放射出炫目的光彩。在拉卜楞寺众多的佛殿中,新建的大经堂金碧辉煌,独具风采。喇嘛们啧啧称赞:“这么好的经堂,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有位喇嘛脱口说出这样一句话:“知道能修得这么好,早烧掉好了!”
  建筑布局、规模、风格,保持了鲜明的民族、宗教特色,墙体仍以民间工匠传统方式,用石块砌筑,厚度达1.9米。内外门框为木质雕花。根据僧侣的意愿,主殿的140根柱子都在原来的位置。但新的大经堂又超过了原来的大经堂,它把民族传统工艺与现代建筑技术融为一体,把新旧建筑材料巧妙结合起来,开创了寺院建筑史上的先河。
  贡唐仓大师对此了如指掌。他说:“新修的大经堂在保持藏式佛殿原有风格的前提下,采用了新的结构、新的材料、新的技术、新的设备。主体框架,由过去的全木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柱子采用井桩混凝土浇灌,外包一层木板,上面油漆彩画,既坚固耐用,又避免了钢筋结构冬天冷、念经时回声大的缺点,可以说是土洋结合,扬长避短。桌子用铜片包裹,酥油灯装了玻璃罩。经堂内增加的通风、照明、消防、供水及避雷等设施,除了灯具,其余均不外露。毫不夸张的说,重建的大经堂在中国寺院建筑史上堪称一流。”
  大师介绍说:“与传统结构相比,大经堂的平顶屋面变化很大。原来是木屋顶,为了防水,上面铺了一米厚的土,天长日久凹陷、漏水了,再填土加厚,这样建筑物顶部荷载很重。现在在钢筋混凝土屋面上铺了保温层,加了五公分厚的细石钢丝网混凝土,然后是防水材料,最上面铺设着红色缸砖。内部的电器系统、消防设施都很先进。拉卜楞寺院周围有400多口井,那年着火时大家都去打水,结果井里都没水了。现在我们在寺院对面的大夏河边建了一个泵站,水通过地下管子流到修在大经堂旁边的水池里(容量为200立方米),平时用于生活,万一失火则自动报警,河边、池里的泵房可同时启动,将水送到任何一个部位。”
  大经堂不是一个普通的建筑群,而是一项特殊的工程。它既要求突出藏式建筑的特点和藏传佛教寺院的风格,又要求比原来更坚固、科学、完美。修复工程因此荟萃了建筑行业的各路能工巧匠,凝聚了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心血。
  甘肃省第七建筑公司是省内唯一的全国先进施工企业。大经堂主体工程就由这家公司承建。他们深感责任重大,自始至终把修复大经堂作为贯彻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增强民族团结的一件大事。为了保证施工质量,公司建议嘉木样、贡唐仓两位大师从甘肃省勘测设计院聘请了一位工程师,作为寺院的代表,常年住在工地监督工程质量。公司派去了十几个工种的100多名“精兵强将”,他们克服高寒缺氧、气候不适、生活不便的困难,在施工期只有四个月的情况下,精益求精。整个大经堂共树立了262根柱子,公司领导在检查中发现有两根略有偏差,按一般情况,完全可以不返工,但他们从严要求,马上打掉重做。经过这样两年的精心施工,主体工程如期完成。建设部的专家实地考察后,经予了很高的评价。
  大经堂的油漆、彩绘、壁画、雕刻、采石、缝织、铸铜、流金等手工活,费时费力,工艺要求很高。这些工作全部由来自甘肃、青海、四川、西藏的民间能工巧匠承担。如木雕部分由甘肃省永靖县民间工匠承担;石料的雕琢和石墙的砌筑,由青海省循化县民间工匠承做。这些汉、藏、回不同民族的民间手艺人,怀着修好大经堂的共同心愿来到草原小城。他们不分省内省外,当地外地,不分民族与信仰,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为修复大经堂贡献了宝贵的聪明才智。他们一丝不苟的精神感动了寺院僧侣,为了施工安全,寺院管理委员会组织僧众24小时轮流值班,一直坚持了四年。
  夏河县拉卜楞镇的回族群众,不仅向工程捐钱、捐物,还由阿訇(即伊斯兰教清真寺的主持)带队,多次参加拉石、运土等义务劳动。大经堂的基础一共要打260多根井桩,其中有20多根就是由回族群众无偿挖掘的。贡唐仓大师对此感慨地说:“藏民与回民,信仰不同,过去彼此连念经声都不能听。现在互相帮助,患难与共,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当大经堂工程的施工进入最复杂、最紧张的时刻,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材料价格成倍上涨。到1989年,一克金子的国家牌价由1985年43元涨到89元,一方木材由160元提高到500多元,一名普工的日工资也由四五元增加到十几元,其它铁、铜、水泥等都大幅度涨价。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建设者们面前:1985年核定的工程预算已不敷支出。
  面对资金困难,以嘉木样大师和贡唐仓大师为首的拉卜楞寺体谅国家的困难,决心自我克服。修复委员会办公室精打细算,严格财务管理,控制行政开支。僧侣和各族群众踊跃参加义务劳动,献工日5万个,节约资金30万元。大经堂的鎏金顶原来是双层,国家为镏金工程拨来50公斤黄金、600公斤白银。为了节省资金,大经堂修复委员会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忍痛割爱,减少一层金顶。“双眼皮”于是变成了“单眼皮”,镏金面积由918平方米缩减为626平方米,减少支出249万元,其中约黄金近13公斤,全部上缴国家。所有柱子上悬挂的“龙头”,由镏金改为帖金,又节省了不少资金。
  贡唐仓大师说:到大经堂竣工,全部费用基本控制在国家拨款1200万元左右,达到了我们开始提出的“让中央和省上放心,让各级各部门放心,让广大群众和僧众放心的要求。虽然个别项目简化了,但大家理解国家的困难,心甘情愿。”
  大经堂终于竣工了!佛门圣地又恢复了昔日庄严肃穆、香客如云的景象。面对金灿灿、崭新的大经堂,人们喜笑颜开!
  大经堂失火曾经哭着赶来的黄正清老人,拄着手杖看完新的大经堂后笑了!老人语重心长地对来看望他的玛曲县欧拉乡的藏族群众说:“我活了87岁,经历了三个朝代,看到由国家出钱修复一座经堂,还是第一次。共产党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制定者,又是这一政策的执行者,我们藏族人民要永远牢记共产党的恩情,跟着共产党走。”
  从旧时代走过来的贡唐仓大师,思前想后,心潮很不平静。1990年7月19日,大师对开光典礼之前亲自到夏河他的府邸来拜访的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7月22日甘肃省人大常委主任许飞青、省长贾志杰等也前来祝贺)一行说:“我们藏族人民2000年来的生活与宗教密不可分,喝个茶也要念经。大经堂的火灾要是发生在解放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如果由群众捐资修建,将是十分沉重的负担。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拨下巨款修建大经堂,这在广大的藏族地区和信教地区,是最现实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
  1990年7月25日上午,拉卜楞寺隆重举行了大经堂重建开光盛典。庆祝大会会场设在新落成的大经堂前庭院内,两边厢房顶上,并排矗着五幢黄罗宝伞,各由五名喇嘛守护,长幅彩旗迎风招展。厢房的前殿檐下,挂满了党政机关和各族各界人士赠送的锦旗、匾额、唐卡画。厢房内陈列着众多的佛像、经卷、宝瓶及名贵的松盘茶、粮食、哈达等礼物,五光十色,琳琅满目。
  117个座位的主席台上,坐满了来自中央和全国各地的贵宾,主要有: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武连元,国务院宗教局副局长赤耐;甘肃省政协主席葛士英、省委副书记卢克俭、副省长穆永吉等14位领导;班禅大师的父亲尧西·古公才旦,母亲尧西·索朗卓玛;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英、多杰扎·江白洛桑;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杨岭多吉、王于;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夏茸尕布,青海省政协副主席松布,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裴德安;中国高级佛学院副院长曹自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明哲法师,上海佛教协会会长真禅法师,河北省佛协副会长那存宝音大喇嘛,青海塔尔寺却西活佛等。
  出席庆典的各界来宾近2000人。除甘肃省内众多的代表外,四川省专门组成了由省政协、统战部、省民委、宗教局、省委办公厅、西南民族学院、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及理塘县组成的祝贺团。青海省有人大、政协、省委统战部、省民委、政府办公厅、畜牧厅、教育学院、塔尔寺、海北洲、黄南州、海南州、循化县、河南蒙古自治县、岗察县、泽库县、同仁县的代表。西藏自治区代表团由自治区政协、统战部、民宗委、佛教协会、广播电视厅,日喀则地区政协、统战部、札什伦布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德庆颇章、拉萨雪林多吉颇章、刚坚公司等组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统战部,江西省人大, 河北省承德市宗教局、承德普宁寺,北京民族出版社、雍和宫,南京中兴源丝织厂也派来了祝贺代表。
  全国青年联合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局、四川省佛协、中国佛学院、云南省佛协、内蒙古佛协,甘肃省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协会、甘肃省天主教爱国会等单位,及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任务之、四川省人大副主任扎西泽仁、中顾委委员天宝,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乌兰活佛、副会长刀述仁居士等知名人士发来了贺电、贺词、贺信。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专门向被他称为“挚友”的嘉木样和贡唐仓大师发来了亲笔贺信,信中说:“欣闻拉卜楞寺大经堂重建竣工,举行开光典礼,不胜欢悦。我因事不能前往,专此去信祝贺并通过你们向拉卜楞寺全体僧众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各族各界朋友们、同志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和良好的祝愿!”
  中国佛教协会专门委托副会长明哲法师到会宣读了中国佛教协会的贺信:“拉卜楞寺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驰名中外。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拨出巨金支持,致使大经堂迅速恢复,梵宇清静,法相庄严。这是宗教政策和民族的光辉体现,是民族团结与佛教隆兴祥瑞象征。道场宏开,贝叶拓显密觉路,功德广修,利益报祖国重恩。祝愿:经堂吉祥,*轮常转,佛日增辉,佛教常住。”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区党委统战部长郑英也发表了贺词。
  贡唐仓大师主持盛大的庆祝典礼。为方便各族、各界的来宾倾听,大师交替用藏、汉两种语言宣读他的主持词。大师说:“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和宗教团体代表,不同教派的代表,参加我们的开光大典,是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这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体现了各族各界人民群众的团结和友谊,体现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光芒。大经堂重建竣工对于继承民族文化遗产、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满足信教群众的信仰要求,调动群众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发展民族经济文化事业的积极性方面,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六世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大师在讲话中,代表僧众特别表达了对十世班禅大师的怀念。他说:“尊敬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生前非常关心拉卜楞寺大经堂的重建工作,大经堂之所以能够修复竣工,与大师的关怀、操劳是分不开的。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开光典礼,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怀念班禅大师,感激大师的恩德。祝愿大师的灵童早日转世,第十一世班禅顺利坐床,宏场佛法、普渡众生、庄严国土。”
  甘肃省委副书记卢克俭,代表甘肃省委、省顾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发表了充满感情的讲话。他说:“我们忘不掉一九八五年四月七日这一天,整个大经堂像一座火山很快化为灰烬。5年后的今天,就在这个化为灰烬的地方,一座雄伟壮观的、全新的、金光闪闪的大经堂,又矗立在我们面前。它是原来的大经堂,又远远超过了原来的大经堂。这里,我亲眼看到了三种不同的泪水:当大经堂化为灰烬的时候,不少僧俗群众流下了痛惜的泪水;当我代表省委、省政府在这里宣布国家出钱重修大经堂时,大家流下了感激的泪水;今天,国家出钱一千多万元的大经堂竣工,召开开光典礼大会时,不少人又热泪盈眶。”
  为祝贺大经堂重建开光,四川省委、省政府、人大、政协四大班子等向寺院赠了款;有252个单位送了礼品;札什伦布寺送了唐卡画;四川阿坝州送了百部大藏经等;前来祝贺的大小寺院达148个。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送来了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基金会主任阿沛·阿旺晋美亲笔签名的景泰兰宝瓶;甘肃省宗教局,甘南州宗教局、佛教协会、伊斯兰教协会、夏河县清真寺赠送了“爱国爱教”、“古刹生辉”等题字的匾额;临夏回族自治州赠送了特制的挂毯。
  开光大会的当天和26日、27日连续三日,甘肃省政协副县长主席黄正清、班禅大师的父母、班禅行宫德庆颇章、拉萨雪林多吉颇章、刚坚公司、西藏日喀则地区有关部门和夏河县科才乡群众,为寺院供了饭。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宗教局向僧众送了茶水钱。
  广大群众也享受到了庆典的欢乐。25日大会进行的同时,举行了隆重的晒佛活动,27日进行了佛教艺术演出,全体与会代表还专程到桑科滩观看了全州民族运动会,游览了秀丽多姿的草原风光。
  大经堂重建开光的消息,被新闻媒介很快传播到海内外。无数的佛教徒从甘、青、川、藏,从中国各个省份,从海外纷至沓来。当他们怀着虔的敬意向大经堂顶礼膜拜时,无不惊喜交加。目睹这一切,贡唐仓大师欣慰地笑了:在政府的各界人士的帮助下,大师圆满地了却了协助嘉木样重建大经堂的心愿;大师开始倾尽心力修复安多藏区著名的佛教宝塔——至为庄严、神圣的“贡唐宝塔”……

 

  向世界传播友谊

  贡唐仓大师作为当世学贯古今、法行严洁的高僧大德,其威望和影响,早已超出中国信仰藏传佛教的广大藏区和蒙古族地区,法名响彻汉传佛教界和海外无数僧俗信众心中。自1979年出狱重返宝座以来,大师或代表国家、或以个人身份前往欧美、南亚等地区考察访问,足迹遍及尼泊尔、意大利、前苏联、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把友谊的花朵撒向热爱和平、向往安宁的世界人民心间。
  与此同时,大师怀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未来世界的走向趋势中,感悟出许许多多真知灼见。多年来,大师从社会进步的大局出发,在不同的场合,针对宗教的发展,寺院的管理,民族地区的舆论引导等,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引起了政府和有识之士的关注。

  1986年11月,贡唐仓大师担任中国佛教代表团团长,赴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出席“世界佛教联谊会第十五次会议,”其间,座位在三天之内引人注目地变了三次……

  1986年11月贡唐仓大师接到北京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的通知,请他出任中国佛教代表团团长,赴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出席“世界佛教联谊会第十五次会议”。
  对于地处喜玛拉雅山南麓、与西藏相邻的尼泊尔王国,贡唐仓大师并不陌生。早在他被认定为贡唐仓五世界观的转世灵童,在拉卜楞寺修习佛经的岁月里,他就从经书典籍中知道了尼泊尔 这个佛法昌盛之地的许多历史。他知道,早在清代,尼泊尔工匠就到西藏建造佛塔。拉卜楞寺众多高大庄严的鎏金铜像,就有许多是由技术高超的尼泊尔工匠铸造的。不仅如此,尼泊尔人民与历世贡唐仓大师还有着特殊的感情和佛缘:由第三世贡唐仓·丹贝仲美于1802年主持修建的著名的贡唐塔,就是由尼泊尔人民无私帮助建成的,原塔塔身上五层及四周佛像均为铜板鎏金制作,塔内珍藏的珍宝中除清朝嘉庆皇帝亲笔书写的“佛光普照”匾额和大量金银汁书写的经典和文物外,还有尼泊尔国宝三副金门环中的一副。这座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宝塔不幸毁于“十年动乱”,第六世贡唐仓大师在国家和国内外信徒的支持下,于1993年7月使宝塔重建开光。
  到佛祖释迦牟尼的故乡去朝礼,这是每一个佛教徒梦寐以求而难得的机会。得到了这一机缘的贡唐仓大师在欣喜之余,却有不少顾虑:第一次出国就担任团长,又是到紧靠印度达赖集团大本营的尼泊尔,各种关系较为复杂。大师知道,在两年前召开的世界佛教联谊会第十四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赵朴初因大会组织者同时邀请了达赖和台湾代表团而中途退场,这次会议考虑到中国的严正立场,没有再邀请达赖,台湾方面也以中国台湾代表团的名义参加。尽管如此,大师思前想后,还是想请假不去。不料有一天早晨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大师从北京打来电话,说他也要去尼泊尔,问大师准备好了没有?大师一听班禅大师也去尼泊尔,那么团长理所当然是班禅大师了,便高兴地答复班禅大师:“我一定去!”
  到了北京,才得知班禅大师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团的名义出访尼泊尔的,贡唐仓大师仍是出席世界佛教联谊会第十五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事已如此,大师再也不好推辞了。11月24日,贡唐仓大师一行五人从首都北京飞往尼泊尔,三位正式代表分别代表中国藏语系、汉语系、巴厘语系三大佛教语系。
  贡唐仓大师与班禅大师同乘一架飞机前往尼泊尔。飞抵戒备森严的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机场后,班禅大师及其随员被迎接到尼泊尔国王的老皇宫和国王宾馆。贡唐仓大师一行则下塌在安娜泊尔宁(雪山仙女宾馆)。
  世界佛教联谊会总部设在泰国,当时的会长是九十多岁的泰国国王的母亲。第十五次联谊会开幕式在尼泊尔体育馆举行,仪式隆重而热烈:各国代表团入场时均有一位尼泊尔小姐举着写有该国名称的牌子在前引导,代表们则每人手中举着一面世界佛教联谊会的旗子绕场一周。之后,大师看到两架飞机在上空盘旋,第一架飞机像天女散花似地从空中撒下朵朵象征吉祥花雨的鲜花;第二架飞机则将香料洒向会场,立时会场上扑鼻而来一股股浓浓的檀香味。
  尼泊尔国王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词。班禅大师应邀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议期间,中国台湾代表团里一位早年曾在拉卜楞寺学经的喇嘛代表,看见贡唐仓大师便虔诚地跑过来向大师磕头,这一举动引起了全体与会代表尤其是台湾代表的注意。经这位喇嘛介绍,台湾代表对贡唐大师十分尊重,团长专门前来拜访。大师以礼相待,表示友好。
  在会议进行的前三天,发生了一件有趣而有深意的事:作为中国佛教代表团团长,贡唐仓大师的座位引人注目地变了三次。在正式开会的第一天,印度佛教协会的主席(曾在西藏哲蚌寺学经)、斯里兰卡、缅甸、尼泊尔的代表团团长均就坐在主席台的沙发座上。世界佛教联谊会主席、泰国前总理舍尼·莫巴和其它一些国家的高僧就坐于主席台下面第一排面朝代表的座位。贡唐仓大师的座位被安排在代表们中间,大师胸怀坦荡,对此没有任何不快的反应。第二天上午他刚走进会场,便有工作人员请他坐到主席台下面面朝代表的第一排座位上。第三天他的座位又变了,人们请大师坐到主席台上的沙发座。三天之内座位的步步升高,是大会组织者了解了大师的威望和影响之后的必然反应,大师对此泰然自若。
  这次有50多个国家代表参加的联谊会共开了7天.。尼泊尔国王在会议期间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大师以他睿智、博学的风范,受到了代表们的特别尊重,新加坡、马来西亚、法国、澳大利亚的代表纷纷找机会来拜见大师。在最后一天的大会上,东道主安排大师上台讲话。大师说:“全世界的佛教代表在尼泊尔欢聚一堂,这是佛祖给予的机缘。我能代表中国出席这次盛会,感到十分高兴。让我们为世界的和平、众生的安乐祈祷!”
  在联谊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大师:“中国对信仰佛教的人进行限制吗?”
  大师回答:“没有限制,信仰自由。”
  记者又问:“那么佛教信徒有多少呢?”
  大师答:“我们国家宗教信仰自由。今天信仰,明天不信仰,是个人的自由;今天信这个宗教,明天信那个宗教,也是自由。因此无法统计具体的人数。”
  利用开会的间隙,大师朝礼了佛陀诞生之地蓝毗尼园等圣地。一千五百多年前中国高僧法显留在尼泊尔的足迹,使他倍感亲切。加德满都浓郁的的宗教气氛,如大街上的圣牛、外表装饰守护神眼睛的寺庙、金片铺就的庙顶,使大师沉浸在对精湛的宗教艺术的欣赏中而流连忘返。喜马拉雅山南麓迥异于西藏的亚热带风光,高耸入云的冰峰雪顶下青绿的草地、悠然出没的牧牛人,繁茂的菩提树,也使大师久久注目而难以忘怀。会议结束后,大师经泰国、香港回到北京。

  在意大利出席“世界宗教界保卫和平会议”期间,大师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等敏感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1990年9月,贡唐仓大师又一次担任团长,率领由全国基督教协会副主席、上海基督教协会主席沈谊藩等三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从北京坐飞机经香港、曼谷到达意大利,出席“世界宗教界保卫和平会议”。这是罗马教皇倡议的每年一次的年会,有52个国家的宗教界知名人士、著名专家、教授参加。会议地点在巴里,意大利总理致了开幕词,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及红衣主教们对贡唐仓大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会议期间,在巴里神学院举行了一次气氛热烈的演讲会,来自世界各地的宗教界知名人士及许多教授、学者纷纷登台各抒己见。贡唐仓大师也就宗教与当今世界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会议最后一天,举行了别开生面的闭幕式。傍晚时分,贡唐仓大师同数千人一起聚集在广场上,每人手举一支点燃的蜡烛,然后随着烛光闪亮的人流,穿过街巷进入教堂。在庄严的教堂里,基督教徒们面对圣像高诵圣经。佛教代表没有专门的场地,大家各想妙法:泰国代表在一张大凳子上放一尊半米高的佛像,供上宝瓶等物开始念经;印度、尼泊尔的代表也用各自的方式念经。贡唐仓大师与来自蒙古共和国的一位小活佛和一名老喇嘛,三人盘做腿坐在一起念经。大家虽然各念各的经,但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祈祷宗教健康发展,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当天晚上,大师与沈谊藩一起召开记者招待会。各国记者提了许多敏感而尖锐的问题,大师均睿智而圆满地给予了回答。
  有记者问:“中国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吗?”
  大师回答:“过去有一段时间没有信仰自由。改革开放以来真正有了宗教信仰自由。拿我本人来说,以前坐了21年冤狱,今天不仅能出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还当上了团长,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又有记者问:“罗马教皇去韩国不能经过中国领空,为什么有这样不友好的表示?”
  大师郑重回答:“每个国家都有 自己的主权尊严,包括领空在内。不管飞机上乘坐何人,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认为教皇遇到的问题是主权问题,不是友好不友好的问题。”
  记者又问:“藏族人民信仰达赖吗?如果信仰,是否也接受他的政治主张?”
  大师说:“信仰达赖这是历史形成的,今天的达赖是十四世,在漫长的岁月里,达赖和班禅成为藏族人民心中的宗教领袖,这是历史传统和习惯。但信仰与政治是两码事,中东战争说明了这一点。他们都信仰伊斯兰教,按理应互相帮助、和平共处,但他们为了政治而打得不可开交。达赖是藏族人民的宗教领袖,但对于他要求西藏独立的主张,是大家不能同意的。据我所知,绝大多数藏族人民是拥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
  1991年1月13日至15日,德国电视二台驻京女记者玛尔曼通过中国外交部专程到夏河大师的府邸来访问时,又一次提起这个敏感问题。大师依然作了上述回答。
  会议结束后,贡唐仓大师又到罗马参观了三天。他兴致勃勃地走过由三层高大的廊柱环抱的圣彼得广场,走进穹顶庄严的圣彼得大教堂,仔细欣赏了教堂里精美的雕刻、塑像、彩绘,以及白色大理石的圣母雕像,对世界天主教的王国梵蒂冈城展现的西方古代艺术精华赞叹不已。在参观中,人们告诉贡唐仓大师:意大利还有藏传佛教的两个寺庙,信仰者有200多人。
  大师的意大利之行给会议的参加者和组织者留下了美好的印象。1991年,主办国又邀请大师去马尔他参加年会,大师因在四川若尔盖草原举行有18万信众参加的第九次时轮大灌顶法会,未能成行。
  1990年元月,大师还应邀赴莫斯科出席"人类环境保护与发展全球论坛会议”,在这次有100多个国家的1000多名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贡唐仓大师就人类的环境保护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并出席了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举行的招待宴会。
  1993年12月,贡唐仓大师应香港宝莲禅寺的盛情邀请,专程去香港出席了于12月29日隆重举行的释迦牟尼天坛大佛开光盛典,与国内外佛教界知名人士欢聚一堂,共祝香港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吉祥。

  身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贡唐仓大师十分关注宗教的发展、寺院的管理等关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对此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对于宗教问题,大师说:

  应该承认宗教对社会有许多贡献,历史上看,不论是束缚、还是发展人们的思想及人类的发展,宗教一直教育着人们。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是骂不倒的。按马克思的观点说:人们的认识是无限的,因此对宗教的认识现在也不是最完善的。过去朝代没有组织、没有装备现代化武器的部队,但宗教束缚着人们,社会秩序比较稳定,杀人等犯罪行为也不是很多,而现在的一些人什么坏事也干。过去受宗教束缚,活时干了坏事,死后要遭报应。
  宗教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中国封建社会时代很漫长,因而给宗教带来许多封建的糟粕。
  2500年前没有显微镜,但佛祖显示了许多客观存在而人类却没有认识到的东西。
  宗教是个历史的产物。只有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化水平的提高,自然就没有人信仰了。用刀枪、用战争的方式消灭不了。“文革”即证明了这一点。
  宗教终究是要灭亡的。这是一般规律。佛祖释迦牟尼自己讲,宗教可以存在5000年。现在已经存在2500多年了,这期间是发展时期,最后500年,等于名存实亡。对于这一点,佛祖2500年前就估计到了。从世界上看,有的地方似乎发展了,如美国40年代没有佛教寺院,现在有30多座。但印度尼西亚原来佛教很兴盛,现在没有和尚,仅保存佛像、经典。有的发展,有的衰退。有的灭亡,尽管也有兴盛,但总的趋势是走下坡路。
  1988年我在玛曲{甘肃甘南}大讲经的录像带,89年就到了台湾,不知怎么去的,由私人电视台播放,我在台湾的弟弟也看到了。后来国民党不让看了,因为他们讲共产党如何消灭宗教,而共产党的宣传却恰恰相反。虽然我讲经的带子里没有骂国民党,没有宣传共产主义,但在某种意义上揭露了他们的虚假宣传。
  西藏自元代以来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再早的话,中国的诸侯国也很多。西方国家心里不想承认,但事实上又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因为历史是抹杀不了的。
  虽然生活习惯不同,信仰不同,如美国有白人、黑人、印第安人、玛雅人,他们不仅民族不同,连肤色也不同,但总不能因此而否认他们不是在一个国家里生活。

  对于拟议中的〈〈宗教法〉〉,大师从稳定民族地区的大局出发,明确向有关部门建议不宜仓促出台。大师说:

  改革开放10多年来,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落实得好,信教群众非常满意,藏区现在可以说是最稳定的时期。因此,〈〈宗教法〉〉的制定和出台,必须了解群众的情绪,符合信教群众的愿望。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而急于制定,可能会“好心办坏事”。
  信教群众现在有一种普遍心理,就是怕政策变,怕来之不易的稳定形势变。这些群众过去吃了不少“左”的苦头,至今心有余悸。不少藏民曾问我:有些人老讲《宗教法》,是不是共产党的政策要变了?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1989年“六四”风波以后,报上有一阵子大讲“公有制”,四川藏区的群众以为又要搞“大锅饭”了,结果出现突击宰杀、出售牛羊的情况,对牧业生产造成不良影响。后来中央反复强调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人心才慢慢安定下来。群众对过去政策多变吓怕了,对变化的心理承受能力很脆弱。因此,制定《宗教法》一定要了解信教群众的这种心理。不然脱离了群众,良好的愿望也会适得其反。
  这几年大家都讲“宗教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这完全正确,人们都能接受。当前,根据各行各业都在立法的实际,提出制定《宗教法》完全可以理解,正像有人说的那样“什么都有法,就是没有宗教法”。但我认为目前需慎重对待,因为热衷于制定《宗教法》的有两种情况:一是宗教界,主要是想以“法”的权威来维护宗教场所、财产不受侵犯;二是宗教管理部门,想以“法”来约束宗教。所以,双方都呼吁《宗教法》,但目的不同,甚至相反。还有一种情况很值得注意:“文革”期间搞极“左”,宗教备受打击;现在放开了,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许多地方出现了“宗教狂热”。这就像河水被堵塞久了,疏通后便汹涌泛滥起来一样。所以说,现在是宗教热潮的“高涨时期”,而不是宗教发展的“正常时期”。“高涨时期”制定的“法”,肯定不符合“正常时期”的实际。应该等过了这一段,宗教发展平稳了,再制定《宗教法》,也许更有依据,更符合实际。不然仓促出台,就贯彻不下去,更起不了作用。近年来制定了许多法,有的由于事前考虑不周,结果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正如人们所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情况,万万不要在宗教立法中出现。教训一定要吸取。

  从藏传佛教寺院是藏民族高等学府的实际出发,贡唐仓大师向中央有关部门明确建议应该放宽对大寺院喇嘛名额的限制。大师说:

  藏传佛教大寺院不仅是宗教活动场所,同时也是藏民族的高等学府。例如拉卜楞寺就由六大学院组成,分别研究天文、历算、医药、文学、艺术等。许多藏族著名学者都是从大寺院培养出来的,如中央民族学院有两位教授、西北民族学院有四位教授、副教授,都是从拉卜楞寺、塔尔寺等大寺院学成出来的爱国知识分子。大寺院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喇嘛人数不要限制。历史上拉卜楞寺喇嘛最多时有4000人。现在群众送子当扎巴,一方面是由于宗教的原因,另一方面是由于生活的考虑,当了扎巴等于找了一份工作,减轻了家庭的负担。
  现在国家规定50岁以上入寺不受限制,18岁至50 岁限定名额。给拉卜楞寺规定的“在编喇嘛”为200名,加上50岁以上的共500名,但实际并没有限制住,目前“编外”喇嘛有200名,他人住在寺院,但进不了寺院,最长的已当了10年“旁听生”。为了解决这些人的问题,我们采取考试的办法(背诵经典,辩经),严格录取。但考试合格了,没有名额进不来。1990年底参加考试的有300人,只录取了10名,用的是50岁以上去世和还俗喇嘛的空缺名额。有的人久等进不来,对寺院管理体制委员会很有意见,认为他们走后门。有的人失望了,干脆不等了,筹一笔钱去印度。寺院管不了“编外”喇嘛,他们的学业荒疏,戒律松弛,对社会的影响也不好。
  实际上,放宽大寺院喇嘛的名额并不会出现失控。因为当喇嘛有许多清规戒律,如一辈子不娶妻子,一般人很不容易做到。四川省阿坝州最大的格尔德寺,号称有2000名喇嘛,但每年还俗的有100多名。所以放宽了群众不一定都来当喇嘛,如果控制过死,反倒剌激了群众,争相来当扎巴。
  与大寺院相反,小寺院完全可以限制。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的外相寺,规定喇嘛50名,但一直只有三、四十名。由于藏族群众生病、去世都要请喇嘛念经,大寺院太远,主要依靠小寺院。因此可以限定一个乡一至两个小寺(因为群众信仰的教派、学派不同),喇嘛会念经就可以了。大寺院的喇嘛名额还是十世班禅大师在世时与省、地、县协商确定的,当时是集体劳动,吃“大锅饭”,人数多了影响生产。现在已过去10多年了,牧业早已实行了承包责任制,情况与八十年代初大大不同了,也应该放宽限制。

  针对藏区文化、教育落后的现状和境外敌对势力的反面宣传,大师还呼吁改善藏族地区的广播条件,让年轻一代正确地了解历史,客观地认识现实。大师说: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活动始终未停止过。他们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加强对藏族地区的广播宣传。美国之音、在印度的达赖方面都设立了大功率的藏语电台,台湾很久以前就有了。境外的这些电台功率很大,“美国之音”在甘南全州境内都可以收听,普通收音机夜间也能收听,而且声音清楚。达赖方面在印度的藏语广播,全州大部分地区能够收听到,中国有许多少数民族,而境外势力唯独对藏民有这么多广播,无非两个问题,一是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所谓汉族“侵占”了西藏;二是所谓中国政府在西藏侵犯了人权。
  但对境外的反宣传,政府却控制不了。西藏的藏语广播,属安多语系的四川、甘肃、青海等地的藏民听不懂。中央电台、甘肃电台和甘南州电台的发射功率小,传播效果差,覆盖半径仅有30公里。只有自治州首府合作镇以及夏河县、碌曲县和临潭县县城附近地区收听效果比较清晰,其余地区效果很差,舟曲县、迭部县、玛曲县以及夏河县、临潭县、卓尼县的边远地区完全收听不到。
  政府应该加大投入,尽快改善藏族地区的广播条件。老年人知道历史,知道旧西藏当权者怎样压迫人民,人民如何穷困。就如台湾,现在只说如何发达,却不说旧社会国民党政权如何压迫人民。但年轻人不了解这些,因此必须加强教育。当然不能简单地念报纸,应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这就比如肉,营养价值很高,但要加上盐、调料等,大家才爱吃。
  作为中国藏传佛教德高望重的一代大师,和十世班禅大师的坚定信仰者和亲密朋友,贡唐仓大师多年来十分关心班禅大师的转世灵童寻访工作。大师在他于青海、四川、甘肃草原举行的有十多万、几十万人参加的第八次、第九次、第十次时轮大灌顶法会上,均祈祷班禅大师转世早临人间。作为班禅大师转世灵童寻访顾问班子的顾问,贡唐仓大师从1989年赴京参加班禅大师追悼大会开始,多次就寻找班禅大师转世灵童向中央提出重要建议。大师多次说:在班禅大师转世灵童问题上,我只讲一句话:不要有两个班禅,要有一个班禅,一个世界上都承认的班禅,这无论对于国家,还是藏族人民,都有利。


  弘法美国


  1992年12月28日到1993年元月28日,第六世贡唐仓·丹贝旺旭大师应邀访问美国。整整一个月,大师在美国穿梭访问,举行灌顶法会。那动人心魄的讲经声,弘扬着佛法,也传播着友谊。

  美国信徒渴望听到中国活佛超凡脱俗的讲经声

  1992年6月,贡唐仓大师收到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邀请函,信中这样写道: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贡唐仓大师:
  我们观看了中国甘肃电视台为您摄制的《贡唐仓与大讲经》之后,感受到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大讲经阐述佛理,引导人心向善,彼此团结友爱,和睦相处,规劝人们追求进步和平。从洛杉矶到旧金山,您讲经的录像带在佛教徒中广泛流传,人们称颂您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佛学造诣博大精深。应广大佛教徒的强烈要求,三法印佛学会尊敬地邀请您到洛杉矶,传经说教,弘扬佛法。我们渴望听到您超凡脱俗的讲经声!
  邀请:贡唐仓;特布丹。地点:洛杉矶
  时间:1993年1月6日至1月24日
  1月6日至12日:旅游、参观
  1月13日至21日:讲经
  1月22日至23日:休息
  1月24日:返回中国
  1992年6月17日
  三法印佛学会
  看着这封言词恳切、安排周到的邀请函,大师不免思绪起伏。在雪域西藏滋生、发展起来的藏传佛教,已有1300年的历史了。它以其系统的佛学理论、规范的修持方法和囊括天文、地理、医学、历算、工艺、美术、语言学、伦理、道德等丰富的内容,成为世界佛教史中经久不衰的一个流派。今天,它不仅千百年如一日深深扎根于藏族、蒙古族等民族僧俗大众的心间,而且漂洋过海,影响遍及世界各地:与西藏接壤,已有藏传佛教寺庙145座的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等国自不待说,就在高度发达的欧美各国,如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希腊的雅典,法国南部的卡期特朗市,以及瑞士、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等国,均分布着中国藏传佛教各派的寺院和信徒。
  美国是中国藏传佛教主要的传播地之一。那里,仅从事西藏及藏传佛教教义研究、出版工作的高级学术机构就达21个,如格西·泽登降称建立的洛杉矶“东方研究大学”,马萨诸塞州阿黑斯特的“美国佛学院”,加利福利亚州柏克利的“宁玛学院”,纽约的“西藏研究中心”等等。
  欧美何以兴起藏传佛教热?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帝州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谭·戈伦夫在他题为《北美藏学研究简介》的讲稿中分析:“六十年代初一系列意外事件的发生,欧州和北美的青年人对东亚的兴趣也相应增长起来。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就如同对美国文明失望的青年人到印度去寻找宗教出路一样,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整个三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这个时期,数以万计的西方人士涌入印度和尼泊尔,对于同自己国家文化相去甚远的这一地区的文明产生了好奇心。宗教的信徒,虔诚和非虔诚的,也从北美和欧州大批地汇集到这里……美国人的兴趣从欧洲转向亚洲和宗教徒涌入南亚这两个因素,为西方人士改变原来的信仰而信奉西藏佛教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现在,从西方文明的“火车头”、中国藏传佛教信徒日众的美国发来了真挚的邀请函,贡唐仓大师感到欣慰。自从1979年出狱以来,大师已陆续访问了一些国家,这次能到“三宝弟子”众多的美国去讲经访问,大师感到是佛法和友谊的一次大好良缘。
  正当大师做启程的准备工作时,1992年11月29日,又收到了三法印佛学会的一封信。这封信除进一步表达美国朋友对大师的敬仰和崇敬之意外,将大师出访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月,并将随访人员由原来的管家特布丹一人增加了三名(秘书和两位随员)。信尾写道:“期待着与您快见面,您真挚的三法印佛学会。”期盼之情跃然纸上。
  1992年12月10日,贡唐仓大师及随员一行五人从兰州飞往北京,在美国大使馆办好签证后,12月28日在首都国际机场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47客机飞往美国。同时出境的还有专程前来北京迎接大师赴美的美国亚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玉玲女士。
  亚联集团公司是美国著名财团之一。大师这次访美,费用就是由亚联集团承担的。说起大师与亚联集团的结识,还有一段缘份。1989年,贡唐仓大师赴莫斯科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同行的有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王学贤。大师以他的博学睿智很快与王学贤建立了友谊。后来王学贤出任洛杉矶中国总领事馆领事,亚联集团公司总裁刘宁先生和他的夫人李玉玲、副总裁李玲娜,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对研究藏传佛教有浓厚的兴趣,一直想拜大陆一位有声望的活佛为师。在王学贤先生的介绍下,李玉玲小姐拿着王先生的信在北京拜见了贡唐仓大师。大师见她一片诚心,遂收为弟子,并亲自为她传授了文殊菩萨灌顶。李玉玲小姐看到佛爷年事已高,便赠送了一辆红色“凯迪拉克”小轿车。

  信徒们奔走相告:“贡唐仓活佛为洛杉矶带来了吉祥雨”

  1992年12月28日,67岁的贡唐仓大师登上了飞往美国旧金山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班机。他一走进宽敞的通道,便成为同机的中外旅客们注目的中心:大师身材魁梧富态,穿崭新的紫红袈裟,极短的白发,象雪针一样覆盖着智慧的头颅,饱满的前额下是一双慈善的大眼睛,目光敏锐热情。高鼻宽嘴,大耳下垂,这与人们想象中大活佛的形象多么吻合啊!高鼻蓝目的老外躁动起来,纷纷引颈探头。大师友好而有风度地向他们挥动大手致意。在世界各国穿梭往来,见多识广的漂亮的航空小姐们,更以与大师同机为荣,对大师格外热情、关照。
  飞机经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着陆加油,飞行14个多小时后,于29日凌晨3时30分(北京时间)到达旧金山。由于亚联 集团公司的周到安排,大师一行即换乘美航飞机飞往洛杉矶。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总领事王学贤先生和亚联集团公司总裁刘宁先生等十数人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迎接大师,并向他敬献了哈达。在机场候机大厅,洛杉矶《国际日报》记者对大师进行了采访。大师及随员下榻于洛杉矶刘宁先生的别墅。
  在此之前,西南靠太平洋,东北连大沙漠的洛杉矶遭受多年不遇的持续干旱。当贡唐仓大师到达洛杉矶后,吝啬了7个多月的天空突然慷慨地下起雨来,而且连着下了一个多星期。敬仰大师的人们到处宣扬:“贡唐仓大师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是他为久旱的洛杉矶 带来了雨水。”美好的传言,加上《国际日报》的报道,洛杉矶许多华裔名士及众多“三宝弟子”,纷纷通过刘宁先生、李玉玲女士引荐前来住地拜见大师,其中许多为台湾人。大师以宗教礼节一一会见。
  拜会王学贤总领事时,王先生在官邸设宴宴请了大师一行和亚联集团公司总裁刘宁夫妇。老朋友异地相逢,倍感亲热和高兴。随后,大师参观了亚联集团公司总部办公大楼,展销大厅,公司现代化的设施,严格、科学的管理,质量一流的商品,良好的员工素质等,给大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同时参观了洛杉矶市超级市场,浏览了海滨浴场和世界著名的“迪斯尼乐园”。大师欣赏着异国情调,感受着世界一流的物质文明,不时联想到祖国尤其是还闭塞、落后的藏区的发展。
  1993年元旦,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务卿余江月桂女士,代表加州州政府专门设宴欢迎大师。余江月桂女士祖籍广东梅县,三代旅居美国是美国当代女名人之一,连任五届加州州务卿,是美国华裔地位最高的女士,代表加州州政府专门设宴欢迎大师。余江月桂女士祖籍广东梅三代旅居美国,是美国当代女名人之一,连任五届加州州务卿,是美国华裔地位最高的女士。欢迎宴会在洛杉矶蒙特利尔公园市欣园素菜馆举行。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端庄娴雅、风度不凡的州务卿代表加州政府向大师颁赠了装帧华美的“加州政府最高荣誉状”,奖状上写道:
  亲爱的贡唐仓·丹贝旺旭先生,第六世贡唐仓活沸:
  您的来美访问促进了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和宗教的交流,加深了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谨代表加州州政府,特发此加州最高荣誉奖状,对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祝您旅美期间一切顺利!
  加州州务卿  余江月桂
  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
  大师还在刘宁夫妇的陪同下,驱车600公里参观了世界有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城。

  美国朋友说:“我们不管是农历,还是藏历,一定要为佛爷过生日”

  物欲横流,利润至上,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这是一般中国人对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美国社会的印象。贡唐仓大师在访美期间,却时时处处感受到美国人民的友好和热情,这虽然与他是中国藏传佛教著名高僧的身份不无关系,但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全力追求利润和财富的人们那颗同样渴望和平、友谊的诚心。使大师最为感动的是,美国朋友在得知元月13日是大师的生日之后,执意要为他举行隆重的生日庆典。其实大师的生日是农历正月十三日(即公历2月4日),还差21天呢!但美国朋友说:“我们不管是农历,还是藏历,反正是元月13日,我们要让佛爷在美国过一次生日。”
  于是在洛杉矶美国亚联集团公司和中文电视台的发起下,元月13日晚,贡唐仓大师68岁寿辰庆典在帕萨迪纳希尔顿饭店隆重举行。400多名洛杉矶华裔社区名人、在洛杉矶的藏族同胞及众佛教徒前来祝贺。余江月桂女士和王学贤总领事参加了生日晚会。在美国的15位藏族喇嘛也参加了诵经。
  美国信徒摄制的录像带,使人们有机会目堵贡唐仓大师68岁寿辰那隆重、欢快、热烈的庆典场面:
  大厅里灯火辉煌,“祝您生日快乐”的乐曲悠然回荡。贡唐仓大师着紫红袈裟,手捻佛珠,端坐大厅正中的平台上,安祥而慈和。他的身后是黄色的帐幔,高处悬挂大红“寿”字匾。平台周围放满了形态各异的花篮。约1米高的五层宝塔形的大蛋糕上,点燃着68支蜡烛。祝寿的善男信女,不论美籍华人,还是印度人,犹太人,阿拉伯人,均毕恭毕敬地走到大师面前的长条红地毯前,熟练地全身俯跪,连磕三个长头,然后趋步上前,献上一条哈达,双手呈上一份包裹着的礼物。佛爷含笑从恭候在他身边的管家特布丹手中接过他的彩色照片,回赠给每一位客人。
  紧跟在来宾之后,洛杉矶5岁的转世活佛桑吉多吉的经师极恭敬地走上来,与大师亲切地用藏语交谈,呈上一份礼物后,请佛爷为他戴上。其余喇嘛依次上,有一位献了一尊用洁的的哈达包裹的佛像。之后,10多位喇嘛盘腿坐在地毯上,为大师念诵长寿经。那声音雄浑、深厚,让人感受到一股动人的力量。诵经声中,5岁小活佛桑吉多吉走到地毯前,举起胖胖的手臂,双手合掌高举,触额部、口部、心部各一次,然后双膝跪地,全身俯伏,两手前伸,额触地面。如此再三,向大师行完标准的俯跪礼后,再献上哈达。大师怜爱地为这位生活在美国的小活佛戴上哈达,亲切地让他坐在自己的身边,并不时回答充满童稚的小活佛的提问。
  诵经完毕,大师走下台座,含笑入席。洛杉矶中文电视台一位年轻英俊的主持人宣布庆典仪式正式开始。他首先向围坐圆桌旁的来宾们宣读了贡唐仓大师的生平介绍。接着是王学贤总领事致词。他说:
  尊敬的贡唐仓大师是中国藏传佛教杰出的领导人之一,也是我的私人朋友。他在过去的岁月为传播藏经,促进各民族人民间的团结做了大量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今日庆祝他68岁寿辰,请允许我代表我的夫人表示最热烈的祝贺,衷心祝愿贡唐仓大师健康、长寿!同时感谢亚洲联合集团公司总裁刘宁先生和他的夫人李玉玲女士为大师举办如此丰盛的庆宴!
  热烈的掌声中,风姿绰约的余江月桂女士用英语发表祝词说:“一个人的价值在于对人类贡献的多少,它不受国界的影响。贡唐仓大师作为中国宗教领袖,为世界和平和世界佛教事业所做的贡献令人尊敬……”并代表加州州政府向大师颁赠了金印徽章和自己亲笔书写的祝寿条幅,条幅上两个大大的“福寿”篆体字刚劲有力。她在给大师的生日贺状上写道:“加州州务卿谨以此伟大的徽章向最尊敬的贡唐仓致敬!祝贺大师68岁生日,真诚祝愿大师幸福、健康和来年取得丰硕的成果!”
  州务卿用来表示友谊的徽章,镶在红色封皮里的淡黄色卡上,盖有金印。文字说明写道:
  加州的伟大徽章是在1849年的立宪会议上批准通过的。上面有31颗星,每一颗星是那个时代联盟的组成部分。内华达山脉的顶峰代表着大自然的雄伟,旧金山港湾的海运象征商业,锄、蓝代表着工业,麦子和葡萄是农业财富的象征。披戴着盔甲的麦娜娃,她是古典神话中艺术和科学的女神,也是和平与战争的智慧。像加利福尼亚的政治诞生一样,她是从法律和秩序的卫士及神之父丘比特脱胎而来。在她的脚下是一个灰白的独立而令人生畏的熊,象征着加利福尼亚州。
  在人们的鼓掌声中,大师走上讲台致答谢词。他说:
  尊敬的州务卿、尊敬的总领事、各位喇嘛、女士们、先生们:
  在中国传统的新春佳节之际,在远离我的家乡的洛杉矶为我举行这种欢乐、隆重的生日祝会,我感到非常荣幸。这是对佛的尊重,也是对我的关怀。我是第一次到美国参观访问,感谢朋友们的尊重和友好接待,尤其是州务卿给予我很高的礼遇,我表示谢意。对王学贤总领事的关心、支持也表示谢意。我以我个人的名义,邀请各界朋友在适当的时候到我的家乡访问。我衷心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接着,大师站立在讲台上,为来宾们念了一段佛经。他那抑扬顿挫、浑厚深沉的诵经声,过去曾倾倒过无数虔诚的佛教徒,今天又一次使美国的朋友们为之陶醉。他们为能听到大活佛用经声表达对他们的美好祝愿而感到无比荣幸。
  亚联集团公司总裁刘宁先生风度翩翩,他不仅是一位驰骋商界的骁将,而且是一位古典诗词功底不浅的才子。他为大师的寿辰作了一首意境深远、动人心弦的祝词。主持人朗诵:
  沁园春
  摩尼宝珠
  ——贡唐仓大师六十八寿辰志贺
  佛添灯寿,
  百僧同祝,
  千徒顶足。
  慕大师恩德,
  辕宇昭昭;
  诚融纯净,
  惟遇冥冥。
  芥纳须弥,
  机息心清,
  自得真极万念通。
  施与渡,
  引迷茫苍生,
  永脱苦海。

  圣境如此风光,
  令无数信徒万事抛。
  惜茫茫世间,
  色墨幽鲜。
  扫拨尘障,
  布悟祥体;
  体住本然,
  心无物我,
  坐有琴书便是仙。
  待来年,
  再渡有缘人,
  永转*轮。
  悦耳的音乐响起来,来宾们纷给起立举杯。主持人用刚刚学会的藏语代表大家祝大师“扎西德勒”(吉祥如意)。一位身穿篮色藏袍的藏族青年为大家跳起了奔放、热烈的舞蹈。在欢快的旋律中,这位从印度来美名叫扎西的青年尽情欢跳。随着咚咚的脚步声,他红色的长袖在空中优美地翻动。大师和着节奏轻轻拍手,仿佛又置身于蓝天如洗、绿草如毯的美丽草原。
  接下来是一位身材苗条、面容姣好的华裔年轻女士弹奏古筝,乐曲叮咚婉转,明快悠扬。女士独奏毕,又走上一位男士,主持人介绍说是洛杉矶的古筝名家,与那位女士一起弹奏。于是弦律大作,一会儿如行云流水,一会儿似珍珠落盘。又有一位着红色衣裙、活泼开朗、自称是异教徒(她信仰基督教)的美国著名女电视主持人张德芬女士上台,先祝大师“佛法无边,万寿无疆”,然后请男主持人合作,用中文唱起《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手语歌。女士放声歌唱,主持人根据词意打着各种手势,两人配合默契,风趣幽默,逗得大师喜笑颜开。
  看着来宾们纷纷献歌献舞,为大师的祝寿餐会助兴的一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藏族喇嘛在人们的欢呼声中站到台前,手捧话筒,用藏语唱起来,大家虽不知其意,但看他唱得很投入,表情庄重,声调浑厚,报以热烈的掌声。
  享受着美味佳肴,欣赏着歌舞表演,不觉到了请大师切蛋糕的时候了。宝塔形的大蛋糕放在桌上,红红的蜡烛燃起来来宾围拢过来,齐声唱起“祝您生日快乐”喇嘛们站立祈祷。一位喇嘛捧来最上面的一层蛋糕,大师先一口气吹灭蜡烛,然后挥动刀叉为大家切分蛋糕,余江月桂女士得到大师切下的第一块蛋糕。之后,主持人与那位红衣女士交替唱起饱含深情、娓娓动听的《一线光明,献给贡唐仓活佛》。
  祝寿餐会结束时,来宾们纷纷围上来与大师合影留念。告别时,大师微笑站立,特布丹手捧圆盘侍立一旁,里面是大师为客人准备的纪念品。每位来宾恭敬地起来,得到大师赠送的吉祥礼物。许多人爱不释手,拿一个尚不满足,请求再给一个。大师一一满足了他们的心愿。
  贡唐仓大师虚怀若谷,博学多才,对新事物充满浓厚的兴趣,这就使他不同于一些只知青灯黄卷、埋首寺院 的活佛而知识广泛,朋友众多。在以后的日子里,大师不顾高龄,兴致勃勃地在美国参观访问。
  应15位旅居美国的西藏喇嘛的邀请,同时也为了感谢他们在生日晚会上诵经祝寿,大师一行在李玉玲女士的陪同下,专程到他们的寺院看望。大师与喇嘛们欢聚一起,共叙在异国相逢的喜悦,其乐融融。
  元月16日上午11时,大师在刘宁夫妇的陪同下,坐美航602号班机飞离洛杉矶,17日上午7时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下榻于首都公园公寓。先后游览市容,参观了美国航天博物馆,在美国国会大厦前摄影留念,并接受洛杉矶十八号电视台的现场采访。出席了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宴请、参议员戴安·范斯特在城市俱乐部的茶点招待会。当地许多华裔名士了也纷纷慕名设宴招待大师一行。
  元月19日,贡堂仓大师应邀出席了美国新当选总统克林顿就职前的宴会。盛大的宴会同时在四个宾馆举行,大师一行被安排在总统私人朋友会场,大师彬彬有理、从容不迫地走进宴会厅,袈裟的前襟上别着带有克林顿头像的红色出席证。
  元月20日上午华盛顿时间10时,大师一行乘坐美航6430号离开华盛顿前往纽约,下榻于专门接待外国元首的世界著名的华道夫饭店。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人员陪同大师参观了蔚为壮观、飘扬着100多个成员国国旗的联合国大厦及安理会会议厅、各种会谈室。第二天乘船参观了美国人引以自豪的自由女神像、美国早期移民局旧址、华尔街“世界贸易中心”。在高达107层的帝国大厦顶上,大师一边就餐,一边俯瞰纽约市市容,不由得惊叹这座堪称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如此气象壮观:摩天大楼如森林般耸立,汽车全方位穿梭如不歇的河流。晚上,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杜宽怡少将宴请大师和刘宁夫妇。宴会在纽约市西部最豪华的餐厅举行,极为丰盛。
  元月22日上午纽约时间11时40分,大师乘美航1976号离开纽约,中途在堪撒斯(CANSAS)停留40多分钟。从美国东海岸飞到西海岸,横穿北美洲大陆,在八个多小时飞行中,大师不时从舷窗俯视,下面是美国的城市带,隐隐约约,如同海市蜃楼。当地时间晚八时到达洛杉矶时,正值除夕之夜(次日为国内大年初一),大师由机场直接驱车到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参加由总领事馆全体工作人员、中国东方国际航空公司的总经理、航空小姐们、中国国家教委慰问留学生表团、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赴美访问的张家港市委书记一行等欢聚一堂的春节联欢晚会。晚会表演了精采的杂技、魔术、歌舞节目。大师感动地说:“中国同胞在远离祖国的异国他乡,聚会总领事馆内欢度一个别有意义的春节,这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非常难忘的记忆。”

  灌顶法会信徒蜂拥,虔诚弟子捐赠住宅

  元月24日下午,贡唐仓大师接受众多侨胞“三宝”弟子及当地华人社区名士再三请求,在洛杉矶橙县举行了庄严肃穆的“文殊菩萨灌顶法会”。信徒们听闻后喜不自禁,蜂拥而来,原安排300多人的会场,最后坐了600多人,其中有200多美国人和部分墨西哥人、韩国人、越南人及一些黑人。法会免费入场,完全按藏传佛教的仪轨进行。
  大师仪表庄严,端坐法座,面对600多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信徒,用藏语讲经。弟子先翻译成英语,再由英语译成汉语。在寂静的大厅里,大师那出神入化的讲经声,把信徒们带进物我合一、超脱尘世的境界。接下来的灌顶仪式,更使信徒们激动不已。对这些虔诚的佛教徒来说,有幸在美国接受中国藏传佛教大活佛的灌顶,这是永远铭刻在他们心中的事件。因为藏传佛教认为,文殊菩萨灌顶教授,本为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之心法,当地华文报纸《星岛日报》、《天天日报》、《自由时报》和《世界日报》等因此报道说:
  由于文殊菩萨乃诸佛智慧所化现,得此灌顶除可增长智慧外,并能得福、消灾、延寿,且能与格鲁派教法结缘。这次由文殊菩萨化身之贡唐仓大师亲自灌顶教授,更是千载难逢。贡唐仓大师此行原不打算公开传法,但因受到弟子及洛杉矶一带华人同胞们的再三请求,终于慈悲答应。
  1992年元月28日,大师圆满结束了对美国的访问,乘飞机回国。信徒们恋恋不舍,纷纷恳求:“请大师每年来美国举行一次法会”。余江月桂州务卿真诚地对大师说:“希望您每年来这里住一段时间,您可以当洛杉矶的荣誉市民,可以建立藏抟佛教研究中心或寺院,政府愿为您从优提供养老金。”大师说:“我访美期间,您给予我很高的礼遇,我非常感谢。我的根在中国,我离不开草原,但您的好意我不会忘记。”
  还有一件事使大师感动。在此之前,大师的弟子李玲娜女士一天十分认真地对大师说:“我有一个心愿,为了大师再到美国时有自己的住处,我决定把我的一处住宅赠送给大师,请大师答应我的请求,一定接受。”
  李玲娜女士说得严肃、恳切。她给大师呈上盖有公证钢印的捐赠书,上面写道:
  本人,李玲娜,美国永久居留权号码A70024820。我愿意将我坐落在╳╳街的房屋以及室内全部财产捐赠给第六世贡唐仓大师丹贝旺旭。这封信是在本人神智清楚的情况下写的。经公证之后,签字之日生效。
  贡唐仓·丹贝旺旭将成为唯一的所有者及管理人,后继及其他人无权继承。
  本人签名(英文)
  李玲娜女士的那栋房屋坐落在山顶,视野开阔,可以远望洛杉矶市容。整个住宅有两间客厅,四个卧室,还有办公室、厨房、水池,车库能停三辆汽车。设施齐全,生活很方便。
  面对厚礼,大师平静地说:“我理解你的心愿,也很感谢你对我的理解和关怀,但房屋就不要送我了。住在美国环境优美,生活舒适,这我有了亲身体会。但我确实离不开祖国,特别是离不开纯朴、善良,期待我早日返回的草原人民。”
  无论大师怎样解释和婉言谢绝,李玲娜女士还是执意把损赠书交给了贡唐仓大师。因为她对佛爷的敬仰是发自内心的,要改变已经萌生的美好心愿,会给她留下永久的遗憾。
  从1992年12月28日至1993年元月28日,大师在美国度过整整一个月美好的时光。他以自己特有的睿智和风采,广泛结交各界朋友,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由于种种原因,一些美国人和美籍华人,特别是部分台湾人,对中国仍持有片面的认识,不太相信中国的宗教自由政策,对中国西藏和民族地区的情况更是知之甚少。大师刚到美国时,一些华裔名士和美国人都不相信中国会让他这样的高僧出国讲经。一名居美藏族格西活佛,特地向大师的住地打电话探问,并亲自前来住地拜望,才相信真是贡唐仓大活佛到了美国。大师以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现在是最好的时期。
  大师感到欣慰的是,许多美国人和美籍华人,特别是台湾同胞,都在讲中国正在腾飞,因而很向往中国大陆市场。许多人以十分肯定的口吻告诉大师说,刘伯温的封中早已注明,2000年后的中国是不得了的,民富国强,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不论是大陆来的,还是从台湾去的,都有到大陆投资的愿望,只是担心政策能否稳定,因而举棋不定。作为一名坚定的爱国者,大师热情地向大家介绍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并以个人名义邀请他们到大陆参观。大师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只有加深了解才能相互信任,彼此信任才会友好相处。”


  贡唐塔佛光重现


  以拉卜楞寺座落城西而闻名中国藏区和国外的甘肃省夏河县,其实是一个青山夹峙的峡谷地带,缓缓上升的商业街自北朝南溯大夏河而上,延伸到寺院前长达2公里。
  初到这座草原小城的人,除了被这条长街两边比比相连的小商店中摆卖腰刀、印度香、念珠、藏族妇女喜欢佩戴的玛瑙项链、银牌、手镯及佛像、古旧的花瓶等具有浓郁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商品所吸引,被三三两两或身背行李、穿短裤走走停停、东张西望,或着短袖衫、骑自行车顺坡飞快驶下的男女外国游客牵去目光外,最感兴趣的便是城西灰褐色的半圆形山峦下,高低错落,金顶闪烁,远处看到相连如同小型城池,数不清有多少宫殿的拉卜楞寺建筑群。7月,正是草原上的旅游季节,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寺院中心的大经堂开阔的广场上,一辆辆大型旅游车开走又驶来,穿梭不息。信民们来寺院礼佛还愿,游客们慕名一睹佛教圣地的庄严和肃穆……
  今天,已有近300年历史的拉卜楞寺古老的建筑群,有了一座崭新的、光灿灿的新建筑,这就是著名的贡唐塔。这塔矗立于拉卜楞寺西南门,背衬大夏河对面苍绿的山峦上黑苍苍的松林,与拉卜楞寺建筑群中最醒目的大经堂、大金瓦寺相呼应,巍巍壮观……

  190多年前,清王朝钦差大臣目睹雄伟的贡唐塔,叹为奇迹

  佛塔,起源于古印度,梵文称“ 僳堵波”,用来藏舍利和经卷。通常由塔座、塔瓶、塔刹三部分组成。在塔瓶内供奉圆寂活佛的肉身。
  藏族著名高僧罗桑伦巴曾对灵塔的构造和特殊的宗教含义作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图解。他认为佛塔最下层的方型基座,表示坚固的“地基”;其上为“水球”;再上为“火推”;再上为“气托”;最上为波动的精神或待脱离物质世界的灵气。而以上元素又都通过居于“地基”与“水球”之间的“趣悟阶路”而登达。这基本是把佛教的“四界”(土、火、水、空)的思想集于灵塔一身。高僧、活佛的遗体保存于这样的灵塔之中,不仅体现了肉体复归“四界”的佛教思想,还象征着出生——生活——死亡——精神——出生的“生命之轮”,实现永无穷尽的轮回。
  与这种主要用来供奉活佛肉身或骨灰,最高达10多米的灵塔相比,全称为“现见解脱大塔”的贡唐塔,不仅更加雄伟壮观,高达31.33米,而且宗教意义更为丰富,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灵塔。
  这座著名的灵塔由第三世贡唐仓·丹贝仲美于藏历第十三饶迥水狗年(公元1805年,清嘉庆七年)开始修建,历时三年,于公元1805年正月初十正式开光。丹贝仲美是当时名贯藏区的著名学者,法行高洁、学识渊博,在宗教上很出名。他写的《格鲁派兴盛祈祷词》、《戒学总纲》、《缘起探讨》、《俱舍论八品注疏》、《般若第四品总纲》等12部著作,至今作为藏传佛教寺院的教材,并在德、英等国翻译出版。除了宗教论著,他还创作了《世故老人箴言》、《水木格言》等广为流传的文学作品,其中《水木格言》被誉为是继《萨迦格言》之后不可多得的格言诗。
  说到丹贝仲美,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公元1759年,第二世贡唐仓·丹贝嘉参奉乾隆皇帝圣旨,赴北京出任清朝皇帝的宗教活动中心雍和宫第二任法台,并为后来的嘉庆皇帝做过经师,是当时著名的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一。“呼图克图”系蒙古语,意为“有寿的高僧”。《大清会典》上说:“凡喇嘛之道行至高者曰‘呼图克图’,又曰:‘呼毕勒罕’,呼毕勒罕为转世之义。呼图克图寿不终止,肉体虽死,灵魂不灭,乃可世世转生之谓也。”丹贝嘉参驻京期间,深受尊崇和殊恩,皇帝先后赐给“西勒盖特”(法台),“罗莫汗”(法王),“呼图克图”三个封号。后因身染时疫,住了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为免后世长途跋涉到北京侍奉皇帝,33岁去世前上书表示不再转世。因这个缘故,三世贡唐仓·丹贝嘉仲美5岁被第二世嘉木样季美旺吾认定为上世贡唐仓大师的转世而迎入拉卜楞寺后,一直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三世贡堂仓。直到40岁修起贡唐塔后才被朝廷发现,正式予以承认。
  原来的贡唐塔,塔院围墙高4米多,院内总面积2144.16平方米。铜板镀金制作的塔身上5层及四周佛像,是尼泊尔人民无私帮助建成的。相传,尼泊尔王国有三对用五种稀世珍宝制作的门环,其中两对各奉安于尼泊尔和缅甸的大佛塔内,所余的一对作为友谊的礼品,呈现于这座宝塔。宝塔内奉安有数不胜数的鎏金佛像,像体内盛满世间罕有的佛舍利,还有许多卷轴画像、壁画,及90多函金汁、银汁书写的《般若十万颂》、《般若八千颂》等佛教典籍约一万多函。金、银、铜、铁制作的众多珍贵的供祀器具以及用上好锦缎制成的华盖等,更是应有尽有。当年奉旨前来此地巡视的清王朝钦差大臣见此佛塔,叹为奇迹。嘉庆皇帝听闻后颁赐了亲笔书写的“佛光普照”金匾。
  后经四、五世贡唐仓数次修茸,尤其是第五世贡唐仓大师丹贝尼玛将金佛阁以红铜鎏金包裹147平方米,佛阁四周又镶嵌了3米多高的鎏金八大菩萨立像后,宝塔在建筑艺术与宗教意义上更是达到完美神圣的境界。因此100多年来,贡唐塔以其庄严肃穆的外观、精巧的工艺和文物内函,成为安多藏区僧众和藏族群众至为崇拜、敬仰的地方之一。不幸的是,这座在藏族人民心目中有独特价值和影响的宝塔,在“文革”后期被夏河县拖拉机修理厂厂长以拖拉机零配件需用铜材为名,带领有关人员将宝塔炸毁。嘉庆皇帝亲笔匾额被砸,木板被人拿去做了案板。中尼人民友谊象征的金门环,一只下落不明,一只被扒去金银,只剩一个铁环。松赞干布法王穿过的一双鞋,也只剩下一只。一万多册经籍被红卫兵烧了炕……
  贡唐塔的被毁,引起群众深恶痛绝。有关部门撤职查办了那位愚蠢的厂长,并将未及毁掉的部分佛像及塔产归还拉卜楞寺保管。望着百多年来香火不断、朝拜者络绎不绝的宝塔在他这一世变成一片废墟,贡唐仓大师的痛惜之情是难以言状的。尽管这场灾难是在“十年动乱”那个不可捉摸的历史时期发生的。从此,修复贡唐塔成为时时萦绕大师心头的一桩心愿。不巧的是,1985年拉卜楞寺大经堂又毁于火灾,为了全力尽快修复大经堂,大师只好暂时搁置贡唐塔的修复工作。
  大经堂重建开光后,大师立即着手进行修复宝塔的准备工作,为了再现这座荟萃了宗教、文化、建筑艺术等众多内涵的珍贵文物的历史风貌,中国最权威的新闻机构新华通讯社通过内参向中央反映重建这座中尼人民友谊象征的宝塔的必要和意义。甘肃省政府在自己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给予了适当财政支持,并派出专门人员赴京要求中央财政帮助。以大师在国内外的威望,中央政府拨出250万元专款支持,国内外应化众生自愿捐资达数百万元。美国亚联集团公司总裁刘宁先生和副总经理、夫人李玉玲女士捐资达40万元。甘、青、川藏地区无数信徒同时捐献了大批经卷、佛像,义务出工出力更是不计其数……
  1991年农历三月初八日,重建工程在贡唐仓大师的亲自主持下正式开始。经过尼泊尔及甘肃、青海、江苏、浙江等地的汉、藏、蒙、土等民族能工巧匠两年的精心施工和制作,一座比原来更为宏伟精美的崭新的宝塔,终于在青山簇拥的大夏河畔拔地而起……

  贡唐塔重建开光,数万名僧俗群众纷至沓来

  蓝天白云下极目远望,新建的贡唐塔最引人注目的是顶端鎏金制作的黄灿灿的塔刹和塔瓶。塔刹由光彩夺目的日、月、星辰造形,镂刻精致的宝盖,线条清晰的十三相轮组成,层叠耸立高空。其下的塔瓶四周是3米多高的精铜浮雕八大菩萨鎏金立像。再下便是绿色琉璃瓦装饰的三层四角形建筑。在二、三层一米多高的紫色茴麻墙体正中,镶嵌佛教教徽*轮和阴阳鹿,以及圆盘形、刻有梵文的世轮,屋脊正中和飞翘的檐角上下,还座着小巧别致的宝瓶、石狮,悬挂的风铃在微风中叮铃作响。这些各具独特含义的装饰物,在各层四周均有分布,共有56个。在红、绿、紫色构成的宝塔外观整体色彩中,显得金光闪闪,甚为醒目。一楼宽阔的廊檐下,紧靠绘着紫色祥云的墙体,环绕138个一米多高的铜制转经轮,经轮里装有经卷,表面镌刻梵文字母,在川流不息的信民拨动下,咕隆隆的声音象是佛在祝福人们吉祥如意,来世幸福。回廊高处书写着梵文的木壁上方,给满了各种形态的佛像,似是与转动不息的经轮一起为远道而来的朝拜者祈福。外观宝塔,整体呈圆锥形,层次清晰,装饰华贵而不失庄严,造型精巧而肃穆毕现,给人全方位的视觉感受。贡唐仓大师幽默地说:“八大菩萨环立金佛阁外,就是要让人们从四面八方都能看到阿弥陀佛。愿佛光普照人间”。
  与这种多层次、全方位的塔体外观相配套,宝塔内部构造精巧,塔中有殿,殿中有塔。沿2米多高的石基台阶走进一楼正中的佛殿,迎门是三世贡唐仓·丹贝仲美大师的银质灵塔,两侧是一、二、四、五世贡唐仓木雕镀金像。近看灵塔,装饰极尽庄严豪华,整体呈金黄色,正中的拱形金门里,端坐三世贡唐仓的鎏金塑像,睿智的眼睛,高挺的鼻子,栩栩如生。塔上镶满金、银、玛瑙、珊瑚、珍珠、翡翠、绿松石等珍宝,其中硕大的红、蓝色宝石均镶着华纹精美的金边。原塔中幸存下来的尼泊尔王国的一个金门环,松赞干布法王的一只鞋,均珍藏于灵塔内。2米多高的灵塔,四周用玻璃隔护,信民敬献的哈达数不胜数。香案上下挂满了国内外佛教徒呈献的五彩斑谰的大小宝瓶和各种锦旗。美国企业家协会敬献的锦旗上书写:“*轮常转人天喜,贡唐再现九华兴。”美国真佛宗雷藏寺的锦旗是:“大日升虚空,十方照无碍。”
  灵塔左右两侧是普见佛殿,供奉的文殊菩萨木雕金像约有二层楼高,造型十分精美。西侧藏经殿内,10多米高的经架和两侧的玻璃经柜内,陈满了《甘珠尔》、《丹珠尔》大藏经等二万八千余函,其中有440卷用宝石及金、银化成水书写的经卷,是群众在原塔被毁时收藏奉还或新购来献给宝塔的。经书典籍全部用黄绸包裹,正面是用五色刺绣制作的卡片。香案上摆放的锦旗有,北京广华寺:“贡唐*轮常转,甘丹佛日增辉。”五台山吉祥寺住持仁刚:“贡唐塔生光,江河万古流。”美国华藏寺:“文殊现世大因缘,佛像佛母集一身。智慧度化最殊胜,慧福施众大威德。”北侧佛殿供奉以普明佛为主的36尊佛像。
  4座佛殿环绕的一层塔体外围,是宽阔的回廊,28根红色方柱上,悬挂铜制鎏金狮头,柱顶都有一尊飘飘欲仙的木雕天女像。回廊外侧四壁是浙江工匠绘制的壁画,色彩艳丽,形象生动。环顾宽阔高轩的一层佛殿,高处悬挂的圆形玉兰华灯、枝形长吊柔和、白亮的光芒,与无数盏小如银碗,大似银盆的酥油灯闪烁的黄色光芒交相辉映,溶为一片浓浓的“佛光”世界。
  躬身顺着铁皮镶边的木楼梯上到二楼露天回廊,边墙用彩色瓷砖砌就,墙顶覆盖绿色琉璃瓦顶。透过里侧的玻璃窗,可以看到二层佛殿内自左向右依次为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第二世嘉木样美晋旺布、宗喀巴师徒三尊及从印度进口的度母像。这些大小不等的金像坐满东、南、西、北的殿壁,达400多尊。第三层千佛殿收藏的1032尊铜佛,全部从马来西亚进口,金灿灿的佛像端坐四周殿壁的红木方格内,极为庄严。佛殿外的回廊墙顶,绕了一圈彩灯,每当夜幕,彩灯明灭闪烁,点缀得宝塔更加神秘而威严。
  第四层为4米高的金佛阁。沿金黄色的拱形门走进圆形殿内,正中是尼泊尔工匠制作的2米高的无量光佛,塑制精巧,端庄殊严,金佛眉心镶的大钻石,是这次专程前来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亲善大使李玉玲小姐捐献,价值3万美金。酥油灯闪烁的香案前,摆放信徒们献来的宝瓶、花束及许多锦旗。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务卿余江月桂敬贺:“极乐世界,和平大千。”山东省佛教协会会长、湛山寺住持明哲敬贺:“请佛住世,*轮常转。”佛殿四壁,绘满壁画,画面展示的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景象,上面彩绘的宫殿之顶及佛像头部,全部贴了一层金,在柔和的华灯下,金光四射。加之香烟袅袅,真使人恍若置身幸福安乐的世界。难怪笃信佛教的藏胞朝拜这里时,无不感到激动,就象无忧无虑的来世已经显现一般。
  1993年7月24日(农历六月初六日),贡唐仓大师为这座庄严肃穆的宝塔举行开光仪式。这一天,是佛祖释加牟尼在世间第一次讲经的日子。听闻宝塔开光,国务院宗教事物局派一位司长专程前来祝贺。卧病在床的原甘肃省政协主席王秉祥,在医院做了一首贺诗,亲笔书写、装裱后托人带来。诗是这样写的:“佛法无边渡众生,爱国爱教爱信僧。光轮再现贡唐塔,瑞彩祥云拉卜楞。”上一届省政协主席葛士英,现任主席申效曾等甘肃省、兰州市的领导,或亲自前来,或送匾祝贺。据不完全统计,前来祝贺的有北京、宁夏、四川、青海、甘肃等省市区的500多家县级以上单位和部门的代表,以及美国、德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20多名信徒,甘、青、川300多座寺院的活佛、喇嘛,共约300多来宾和僧俗群众。
  贡唐大师从自己的积蓄中,预算拿出30万元款待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7月23日——25日三天,小小的夏河县城像过节般热闹,大小宾馆、旅社人满为患,许多牧民只好在县城附近的草地上搭帐篷过夜。

  草原上顷刻间崛起一座“帐篷城”,“贡唐盛会”展示一片歌舞升平……

  7月24日贡唐仓大师在距离县城不远的桑科草原,为来宾举行盛大的草原聚会。上午10时,大师离开人山人海,信民蜂拥上前朝拜、摩顶,来宾争相与大师合影的宝塔院内,驱车前往桑科草原。紧随佛爷的凯迪拉克红色轿车,是无数辆汽车连成的长长的车队。
  风和日丽、一望无际的桑科草原上,一夜间崛起一座“帐篷城”:青山下一片较高的开阔地上,十几顶崭新、漂亮的大帐篷,紧傍一条清澈的小溪围成半圆形。帐篷洁白的底布上,缀满五颜六色的吉祥图案。其中中间的一顶帐篷最为豪华、美观,与一边敞口的其它帐篷不同,这顶帐篷底部四周用杏红色的薄棉毯围成规则的圆形,正面有一小门出入,篷顶悬垂红、黄、绿、蓝、白色相间的帘幕。这便是贡唐仓大师的帐篷。
  距离寺院专为贡唐仓大师的客人搭设的帐篷群不远,是夏河县城的居民和从遥远的夏季牧场赶来的牧民们搭起的如同村落般的各色帐篷。每年花木茂盛、百花吐香的7月中下旬,是位于青藏高原东端的甘南藏族人民的“香浪节”。“香浪”,藏语意为“采薪”。相传过去拉卜楞寺的僧人每年夏季都要到山上抬取柴禾,因路途遥远,当天不能返回,就留宿山野几日,游山玩水,消闲憩息。由此相沿成俗,便成为群众性的郊游活动了。今年的“香浪节”与宝塔开光的日子不期而遇,桑科草原的“帐篷城”便比往年壮观了许多:溪水潺潺的开阔草地上,牛羊成群,布帐点点,炊烟袅袅。人们举家而来,喝着醇香的奶茶和青稞酒,纵情欢乐。真数不清有多少人,看不尽帐房何处是尽头。围绕帐篷,精明的商人们摆起了瓜果摊、饮料摊、百货摊,使今天的草原聚会又成为一次物资交流大会。
  当贡唐仓大师的车队临近这座“帐篷城”时,前方突然冲出一列马队。骠悍的骑手们身穿统一的藏袍,一边策马奔跑,一边发出兴奋的“噢,噢……”的欢呼声。当看清驶在前面的红色轿车里坐着佛爷时,骑手们很快掉转马头,一边紧跟汽车迅跑,一边纷纷鸣枪欢呼。“叭叭叭”的声响比起彼伏,在空旷的草原上显得格外清亮。奔驰的马队一直卫护大师的轿车驶到帐篷前。这是藏族人民欢迎贵宾的最高礼节。
  大师着紫色袈裟,戴深色茶镜,站在华贵的帐篷前。随从喇嘛从他身后撑起一把遮阳伞。密匝匝的信民从远处围扰来,或抛起哈达,或磕起长头。来宾纷纷拥上来,与大师合影留念,来自美国、德国及台湾的客人更是忙碌不停,照像机、摄像机频频转动,摄下大师的一举一动。
  12时,聚餐开始。一顶顶大帐篷里早已摆好了桌椅,桌上整齐放置着瓜子、键力宝、芒果汁、啤酒、国内最高档的“红塔山”香烟,及吃手抓羊肉必需的藏刀、油泼辣椒面、醋等调料。大师用标准的藏餐款待来宾。年轻的喇嘛们依次端来奶茶、蕨麻米饭(一种用酥油、白糖及草原植物蕨麻相拌而成的米饭)、灌汤包子(全用瘦羊肉加肉汤包成,皮极薄,吃时要先咬个小孔吸出汤汁)、手抓羊肉、大烩菜(用萝卜、粉条加羊肉汤做成)、乳酪(俗称酸奶子,用鲜牛奶发酵而成,食时放上白糖,酸甜适度、清凉可口)。客人们脚踩绿毯般的草地,远望蓝天、白云,享受这别有风味的草原藏餐,无不感到新鲜而心旷神怡。
  午餐中间,贡唐仓大师走出他的红色帐篷,依次到分坐着客人的帐篷,请大家一定“吃好,喝好。”他对李玉玲小姐说:“到草原上来,吃手抓羊肉便是最好的享受。你看生活在高原牧区、千里大草原的藏、蒙等少数民族,个个身强体壮,目光锐利,情性豪爽。这一方面是由于特有的民族素质所决定,另一方面就是辽阔草原的滋润,其中离不开鲜美喷香、肥嫩而高热量的羊肉的养育。”
  有一顶帐篷笑声阵阵,很是热闹。原来是一位在省城兰州工作的藏族干部,一边大吃羊肉,一边向人们介绍草原风情。他用诗一般的语言说:“要看草原的风光,请看雪白的帐篷,天地包容在里面;要看牧民的精神,请看驰骋的骏马,步伐丝毫不乱;要看牧民的生活,请看姑娘的着装,袍子鲜艳又美观。”看到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这位干部停顿片刻,一手执小巧的藏刀,一手抓起盘子里的大块羊肉肋骨,熟练地边割边吃,同时吸溜那肥得淌油的部位。肥瘦尽在嘴里,骨上肉屑不留,一块复一块,吃得真香!吃毕,用餐巾纸擦擦嘴,接着说:“藏族人民待客的习惯:进门丹拉森巴(藏语意即敬三碗酒),坐下酥油糌粑,吃肉是羊肉肋巴(因肋巴肉最好吃,藏民有句顺口溜说:听话要听党的话,吃肉要吃羊肋巴),上马(告别时)时(献)洁白的哈达。”精炼的概括逗得大家喜笑颜开。
  下午两时,歌舞演唱开始。贡唐仓大师坐在帐篷口的一张黄缎沙发上,悬垂的帘幕自然遮挡了阳光。头戴礼帽,身穿黑、红、黄、绿、各色袍子的藏族男女,一袭红色袈裟的喇嘛们,金发碧眼、胸挂像机的的外宾,或站或坐,在草地上围成一个圆圈。在柴油发电机的带动下,录音机飘出欢快的音乐,20多名身穿崭新藏袍(女袍齐脚踝,男袍至腿膝)、头戴精致礼帽的男女舞蹈者,首先在草地上跳起了活泼优美的集体环形舞。演员们均是夏河县城的“人尖子”,大部分为年轻的姑娘、少妇,面容姣好,身材匀称而丰满,充满青春活力。也有几位上了年纪的女演员,风韵犹存,舞姿娴熟。随着舞蹈,演员们挂在皮靴上的一圈小铃铛锒锒作响,清脆悦耳。长长的袖子在空中上下翻飞,袍边镶了虎、豹、水獭皮及各色花边的鲜艳衣袍,勾勒出演员们曲线分明的身材。
  一位女歌手手拿话筒用藏语唱道:
  蓝天是百鸟飞翔的地方,
  我像鸟儿上下翻飞跳起舞。
  大地是骏马驰骋的地方,
  我像骏马连跑带颠跳起舞。
  ……
  我唱着跳着上蓝天,
  玉龙起舞我也起舞。
  我唱着跳着上高山,
  野牛起舞我也起舞。
  我唱着跳着到舞场,
  朋友起舞我也起舞。
  在空旷的草地上,女歌手放开歌喉,声音显得尤其清亮高远。唱毕,深深地鞠个躬,然后双手捧起准备好的长哈达,弯腰趋步来到佛爷面前,跪下去,双手举哈达过头顶。佛爷端坐沙发,哈达直接挂在俯首在脚下的演员脖子上。有幸戴上了佛爷亲手挂的哈达,漂亮而健美的女演员满脸漾起幸福而满足的笑容,依旧躬腰、起身,慢慢退回去。
  仰望天空,深邃、碧蓝,厚重而洁白的云儿隐隐泛蓝,也如同虔诚的朝拜者悬在远处青黛的山峦上方,远远地凝望这欢乐、吉祥的草原。阳光炙人,大师瞅一眼刚刚舞蹈后坐在草地上的演员们,让随从喇嘛送去一箱健力宝饮料。
  歌舞一只接一只,掌声一阵连一阵。有女生独唱,有男女二重唱。也有男歌手手拿龙头琴边弹边唱,中间穿插男女舞蹈。人们把最好的歌、最优美的舞姿献给佛爷:
  早晨的太阳,照在石山上,它发出的光芒,好像佛堂的灵光;
  中午的太阳,照在铜色的山上,它发出的光芒,好像光灿灿的金盏花;
  下午的太阳,照在水面上,水清见底,清得像献给佛爷的净水。
  碧空是天然的蓝锦缎,当中的日月自然出现,周围的星星自然闪烁,蓝天独具这样的特点。
  大地是天然的绿绒毯,当中的莲花自然鲜艳,周围的花草自然芬芳,大地独具这样的特点。
  有一种把说、唱、舞融为一体,名叫“白格尔”(意即带来吉祥如意)的歌舞表演,给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女歌手唱道:
  在银色陵谷的深处,
  皑皑雪峰熠熠闪绿光,
  雪狮威风凛凛抖银鬃。
  在银色陵谷的腰间,
  牝野牛黑油油肥又圆,
  公野牛响鼻呼呼犄角亮。
  在银色陵谷的谷口,
  溪流蜿蜒粼粼泛碧波,
  金鱼闪动鳍儿水中游。
  最后的集体舞蹈,把演唱会推向高潮。男女演员们在大师面前的草地上围成一个大圆圈,进退扭转,尽情舞动。在高亢的“雷声在天空中响起,那是甘霖降落的象征。布谷在密林中啼鸣,那是夏天来临的象征”的歌声中,歌舞演唱结束。演员们捧着哈达,迫切而有秩序地依次走向佛爷。一时间,坐在沙发上的贡唐仓大师很快被人群所包围,偶尔在人隙中闪出汗涔涔、却始终微笑的脸……
  晚上,贡唐仓大师不顾疲劳,在管家特布丹及县上同志的陪同下,又到散坐在县城各处的几家宾馆和招待所,向正在餐厅就餐的近千名客人逐个亲手挂上哈达,赠送一枚象征吉祥如意的纪念章。一位来自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客人激动地说:“大师想得真周到。许多人原来担心得不到一条大师亲自挂的哈达,这下心满意足了。”

  活佛的一日

  贡唐仓大师是个大忙人。作为中国藏区戒行严洁,德高望重的大活佛,他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藏传佛教界。甘、青、川藏区的僧俗信众不顾路途遥远,纷纷前往他在兰州及夏河的“囊欠”朝拜自不待说,西藏、内蒙古、黑龙江及海外许多地方经常有人慕名前来拜见他。这些人中有干部,有学者,也有“三宝”(即佛、法、僧)弟子。作为甘肃省政协的副主席,他还要在讲经说法、进行佛事活动的同时,从事繁多的公务,同时接待来访的干部,耐心倾听他们诉说工作、生活中的问题,并尽力帮助解决。
  这里是贡唐仓大师很普通的一日,让我们看看这位大活佛是怎样度过他的一天的。
  1993年7月28日早晨6时整,贡唐仓大师准时起床。像往常一样,他端坐在卧室外客厅中用金黄色软缎包裹的高大法座上,开始念经。这是他一天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功课。伴随着悠扬的法铃声,大师娴熟而深沉的诵经声轻轻飘扬在“囊欠”里。7时30分,大师诵经完毕,开始吃早餐,随从喇嘛为他端来了一杯醇香的牛奶,外加一块馍馍。管家阿克贡唐·特布丹说:“大师吃饭一向很随便,有啥吃啥,从不挑剔。有时早上只吃一点糌粑(藏族同胞用青稞炒面、酥油、茶水相拌而成的一种面食)。”
  8点钟,随从喇嘛禀报大门外已有20多名群众等候朝拜。贡唐仓大师便离开他坐北朝南的卧室,拾级走进坐西朝东的接待室,坐在高高的法座上。喇嘛引导自觉排成一队的群众次序走进接待室,接受大师为其摩顶(即摸头)。之后,大师坐在走廊上的沙发里,稍事休息。这时候,高原太阳已从逶迤的青山后喷薄而出,温煦地照耀着海拔达3000米的夏河县城。呼吸着清新而湿润的草原空气,大师手摸念珠,神态安然。
  8时30分,68岁的贡唐仓大师在贴身随从丹贝坚参的搀扶下,走出囊欠大门。这时,围了一圈藏式平房的开阔院子里,立时从四周围拢来许多藏胞,他们恭身站立,虔敬地望着他们心目中功德无量的佛爷。司机扎西嘉措已将美国李玉玲小姐赠送的深红色凯迪拉克牌轿车停在门边。大师向群众挥挥手,坐进这辆在甘肃省省会兰州也没有第二辆的轿车后排,来到邻近囊欠的贡唐宝塔,迎候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大师的到来。
  9时整,贡唐仓大师在随从的拥护下,来到塔院南门外。门前早已拥立数百名闻讯而来的群众,看见佛爷,纷纷以脱帽、躬腰、双手合十之意表示虔敬之意。嘉木样大师走下银灰色的巡洋舰,来到贡唐仓大师面前。两位尊者互献洁白的长哈达后,再向双方的管家挂了哈达。贡唐仓大师还向嘉木样大师的母亲赠了哈达。之后,两位大师并排沿高高的石板台阶走进宝塔正中佛殿的第三贡唐仓大师丹贝仲美的灵塔前(灵塔是藏传佛教用来供奉去世活佛骨灰或肉身的塔状建筑)。嘉木样大师摘去眼镜,在塔内喇嘛铺放的刺绣精美的红毯上磕了三个长头之后,喇嘛收去红布,搬来一张铺着黄缎棉垫的折叠式沙发,放置在灵塔前的地毯正中。贡唐仓大师用手势请嘉木样大师就坐,嘉木样大师向德高望重的贡唐仓大师再三谦让。贡唐仓大师坚持陪坐在旁边另一张沙发里,身后有6名喇嘛坐在地毯上,其余喇嘛均恭立于门外。嘉木样母亲跪伏在另一侧的棉垫上。于是在肃穆的气氛中,两位大师与喇嘛一起,齐声念经,那浑厚、深沉、时高时低的诵经声在庄严的灵塔前回响了半个小时。贡唐仓大师事后解释,念的经包含三层意思:一是为了清净,排除塔里的不洁之气;二是宝塔极具加持,请来诸佛菩萨,让他们聚在一起;三是祈求吉祥如意。
  诵经完毕,大师陪同嘉木样逐层观看宝塔。在金佛阁外的露天回廊上,两位大师以远处的拉卜楞寺和佛阁上的菩萨金像为背景,合影留念。俯视塔下,数百名群众仍聚集在塔院正门外,仰望他们至为崇拜的佛爷,不肯散去。
  9时30分,贡唐仓大师送走嘉木样后,再次走进南大门,沿塔院顺时针方向(佛教认为右旋是吉祥,左旋则与佛背道而驰)走到北门外,乘坐凯迪拉克轿车回到他的囊欠。
  9时40分,贡唐仓大师正坐在客厅外的走廊上休息,随从喇嘛引导两位一老一少的藏民来到佛爷跟前。年长者恭身站立,急切地用藏语向佛诉说。原来这是位为宝塔修建出过力的工匠,他的儿子今天早上突然流鼻血不止,到医院去看,医生用纱布塞了一下,依然止不住。根据藏族民间的验方,这位父亲用红线绑了一下儿子的无名指,结果还是流。不得已,只好来请示佛爷。大师让年轻人伸出手指来看,原来绑错了。红线应该绑在无名指指根的血管上,结果他绑在指稍。得到佛爷的指点,这位父亲领着儿子高高兴兴地走了。
  11时,夏河县教委的一位干部来到院门外管家特布丹的房间,求见贡唐仓大师。特布丹让一位小喇嘛领进去。干部向大师说明来意:“参加全国部分回民中学校际协作体第七届夏令营的300多名师生,今早从临夏市(与夏河县毗邻的临夏回族自治州首府)出发,正在拉卜楞寺参观。他们来自全国13个省(市区)的16所回民中学,十分希望见一下佛爷。”
  贡唐仓大师说:“我已经请了嘉木样12点吃饭,一般人本应推迟接见。但他们从全国各地来,又是回民中学的尖子学生,我一定见。我一向认为各民族要相互团结,各宗教之间更应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夏河县虽是藏传佛教圣地,回民也不少,他们修清真寺时,我都给予支持,这次宝塔开光,许多穆斯林前来祝贺,拉卜楞镇全体穆斯林还赠送了‘宝塔重辉’的大匾。”
  11时半,300名师生排着整齐的队列,打着各自的营旗到来。30名领队和工作人员首先进入院内,次序进入贡唐仓大师的客厅,大师为每一位挂上哈达。之后,大家簇拥着佛爷,在院子里合影。告辞中,大师听说学生们还等在外面,便执意来到门外院子里,头戴白色遮阳帽的男女学生齐声鼓掌。大师接过一位领队手中的话筒,用沉稳清晰的普通话讲道:“同学们,你们从全国各地的回民中学来到夏河草原,我表示热烈的欢迎!中国的未来是属于青年人的,我们各民族的年轻人要紧密团结,为祖国的富强做出贡献。祝你们夏令营圆满成功!祝同学们身体好,学习好,早日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你们远道而来,我也很感动,今天天气很热,我送同学们1000元(人民币),请大家买些饮料吧!”热烈的鼓掌声中,一位领队高喊道:“同学们,贡唐仓大师百忙中接见我们,给了我们很大的荣誉,我们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祝大师健康长寿!"
  12时,嘉木样大师与他的母亲、管家、两名随员分乘两辆巡洋舰,来到贡唐仓大师囊欠。12时半,聚餐开始,大师用蕨麻米饭、手抓羊肉、藏包、奶茶这些传统藏餐,加上各类炒菜及健力宝、果茶等时兴饮料款待嘉木样一行。两位大师一边吃,一边轻声交谈,气氛融洽和谐,直到14时才结束。
  嘉木样大师为祝贺宝塔开光,送来了贵重的礼品:人民币一万元,鎏金长寿佛一尊,13种颜色的锦缎200尺,氆氇13匹,砖茶400块,上等骏马三匹,大师母亲同时敬献了缎子、氆氇各一匹。
  贡唐仓大师向嘉木样大师回赠人民币一万元、缎子、氆氇共两匹,及一批专为宝塔开光制作的纪念章及有关材料,并向嘉木样大师母亲回赠氆氇一匹,人民币500元。
  15时45分,贡唐仓大师正在南向客厅里与拉卜楞寺达吉公司经理江周仓活佛交谈,这时天空突然阴沉下来,接着大雨飘洒,噼噼啪啪的雨点很快打湿了院子里的石板地。随从喇嘛禀报院外有200多名群众排队等候摩顶,其中有来自内蒙古伊克昭盟的13名信民。大师立即请江周仓活佛稍候,提前为群众摩顶。丹贝坚参扶大师走出客厅,冒雨穿过院子,走进东向客厅旁的一间屋子。排着长长队列的信民鱼贯进入院子,不论满脸风尘的牧民,还是四五岁的孩童,抑或身材苗条、衣着时髦、面容被脂粉搽得白白净净的姑娘、少妇,个个屏息静气,双手捧着哈达,很有次序地依次跨上台阶。走在前面的,还没来得及进门到佛爷面前,就已脱掉鞋子,朝着房子磕起了长头,磕毕,迅即随队列走进铺满地毯、布置整洁而庄重的接待室。佛爷端坐黄缎包裹的高高法座上,脚踩一只红漆彩绘的小方凳,一直面带微笑。每个信民走到面前,他便伸出厚大的手在其头顶轻轻一触。一名高个喇嘛站在法座旁带纱帘的窗户边,逐个收受群众敬献的哈达,收一条便放在左臂上。被佛爷摩过顶的信民退出房门后,再次面对佛爷所坐的位置,在走廊的地板上一次又一次虔诚地磕着长头,之后才恋恋不舍地走下台阶……
  大师的贴身随从丹贝坚参说:“今天前来摩顶的群众算是少的,宝塔开光期间,佛爷为甘、青、川等地的2万多名群众摩了顶。佛爷不顾劳累,满足了所有信民的愿望,一天下来,手臂都酸痛了。”
  16时整,贡唐仓大师刚刚坐在东向的客厅沙发上,又有人求见。来者是电视剧《走向香巴拉》(香巴拉意即天国)摄制组制片主任。他告诉大师:“摄制组的34人明天全部到夏河县桑科草原外景地。佛爷一向对文艺很支持,曾担任过几部反映藏区生活的电视剧的顾问。大家十分希望能见一下佛爷。”
  大师想了想说:“29日还有活动,30日见面怎么样?”
  制片主任十分高兴地说:“太好了,我们上午9点准时来。”随制片主任来的两位藏族演员,一直跪伏在地,等候大师摩顶。大师请他们起来,然后摩了顶。
  这边客人刚走,门外又有求见者等候……
  忙碌了一天的贡唐仓大师说:“只要我回到夏河,前来求见的人每日不断。除了从遥远的牧区来的藏民,还有各地、各行业的汉、回等民族的干部、群众。我血压比较高,但不能随意休息;人们大老远来了,我怎么能拂逆他们一颗诚心呢?”
  晚上7点,大师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及甘肃新闻,也爱看动物世界节目,一般不看电视剧。天气好时,在屋外的台阶上坐一个小时。如果没有要紧的事,10点以后就可以休息了。睡觉前再诵经半个小时,还要记日记。大师风趣地说:“这一天做了什么有益的事,或不好的事,都要记下。”
  这就是在中国藏区及国外佛教徒中享有崇高威望和地位的第六世贡唐仓大师丹贝旺旭活佛充实而紧张的一天。从他这一天的活动中,我们看到了大活佛一颗慈悲善良的佛心,也感受到了生活在牛羊成群、骏马奔腾的牧区的藏族同胞,及许许多多不同民族的人们对大师的爱戴之情……


  第十次时轮大讲经

  盛夏的中国西北草原,青山滴翠,牧野碧绿,马儿骏,牦牛壮,羊儿肥,正是一年中最为生机勃发的时节。
  1994年7月14日(农历六月初三至初六),贡唐仓·丹贝旺旭大师,在位于甘肃省南部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水草丰美的桑科草原,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第10次时轮大讲经……
  白云悠悠,风和日丽。清流潺潺,鸟鸣婉啭……几十万僧俗信众端坐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倾听大活佛讲经传法。笔者有幸从南国赶赴草原,目睹了这一只有在中国大陆才有的空前盛况。

  万众一心向活佛

  在全民信仰佛教的藏族、蒙古族等人民心目中,活佛是佛在人世间的化身,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威望。大活佛更是如此。
  贡唐仓大师这次时轮大讲经,是应座落在夏河县城的中国藏传佛教格鲁派6大名寺之一的拉卜楞寺时轮学院(拉卜楞寺六大学院之一,主要研究密宗大乘、天文历算、声明、诗词、语法等)和桑科乡6万僧众的请求而举行的。
  没有组织,没有动员,在地广人稀、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西部藏族、蒙古族聚居区,大讲经的消息却不胫而走,迅速传遍草原。于是,在大讲经开始前的10多天里,虔诚的信徒们从甘肃、四川、青海牧区,从遥远的西藏、内蒙古乃至蒙古人民共和国,潮水般涌向桑科草原。
  甘、青、川交界的几条主要公路上,班车、大卡车、拖拉机川流不息,交通骤然间繁忙起来。身着民族服装的藏族男女老少,挤坐在车厢里,长途颠簸,任风吹日晒,饿了吃一点自带的糌粑、牛羊肉;渴了喝一口酥油茶,或掬一捧草原上的清流;下雨了,几十双手共同撑起早已准备好的大塑料布,尽管只能遮挡些许风雨,却无怨无悔。兰州通往夏河的公路上,除了正常行驶的班车,精明的个体车主临时增开的“招手停”,几乎成了朝佛信民的专车。夏河县城通向12公里处桑科草原的三叉路口,三四名警察昼夜值班,疏通从远方汇集而来的各种车辆,有时交通仍不免陷入堵塞。更多的信民则是从海拔4000米左右的夏季牧场,扶老携幼,倾家而来。奔腾的骏马载着被高原的太阳晒得黝黑的人们,壮实的牦牛驮着各种生活用具跟随在后。马群奔涌着,各色旗帜迎风飘扬……当翻过山头,桑科草原远远在望的那一刻,激动的人群发出“噢、噢”的欢呼声。茂盛的青草淹没了马蹄声,却遮不住浪涛般此起彼伏的人群呼喊。
  藏族人民对活佛的一片赤诚,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从四川西部草原赶来,骑马要奔波七八天时间;距离夏河县城120公里的夏河县美仁乡的5名喇嘛,为了表示对贡唐仓大师的敬仰,竟用了29天时间,磕着等身长头赶来!有心人计算:若以平均一点八米的个头计一个长头,120公里等于每人磕了近10万个长头!
  辽阔的草原上,就这样几天时间崛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帐篷城”:一眼望不到边的开阔草滩上,布满大大小小的白色帐篷,一顶帐篷便是一家人,当旭日东升或者晚霞满天的时候,勤劳的女主人便在帐房外简单砌造的土灶台上,燃起柴火或者干牛粪,熬奶茶、煮牛羊肉;或者像汉族一样,为全家人做一顿热喷喷的揪面片。这时候站在高处望去,牧民们居住的帐篷城在朝雾炊烟的笼罩下,就像绿色大海中璀璨的珍珠,白灼灼星星点点,撒在无数清流潺潺流淌的大草原上。
  草滩的东面,一面缓缓而上、延伸几公里长的草坡上,则是各大寺院的活佛、喇嘛们居住的帐篷城:边缘是喇嘛们的白帐篷,相连呈月牙状,一直分布到错落为半圆形的青山脚下。往里是200顶活佛们的帐篷,作为标志,他们的帐篷高大、华丽,外层边缘悬垂红色的幕帘。被大小活佛、喇嘛们的帐篷拱卫在正中央的,便是贡唐仓大师起居的院落式的帐篷:白底蓝色吉祥图案的帐幔在草地上围成一个正方形,同样用帐幔搭起的门楼顶端,摆着小巧精致、金光灿灿的佛教教徽*轮和阴阳鹿。里面有两座帐篷,大师居住的一顶为白色,上有蓝色条纹,放射状的篷顶装饰着金黄色的宝塔;另一顶蓝色图案、呈大屋顶状的是来客们等候大师接见的帐篷。
  据夏河县有关方面和拉卜楞寺不完全统计,讲经期间,分布在草原上的大小帐篷达3万顶,僧俗信众约40万人,其中主要来自甘肃、青海、四川、西藏100多座寺院的喇嘛二万多名,大小活佛二百多名,是贡唐仓大师十次大讲经中人数最多的一次。引人注目的是,其中还有数千名来自新疆、宁夏、贵州、云南、浙江、上海、河南、天津、北京、东北等10多个省市的汉族佛教徒,以及以美国亚洲联合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玉玲小姐为代表的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洋信徒和华侨信徒。年届70的贡唐仓大师感动地说:“国内这么多的汉族及海外的华侨也赶来参加法会,是我前九次大讲经所没有的,这种盛况,归功于改革开放的好政策。”
  在国内外佛教徒心目中,贡唐仓大师何以有如此大的威望和影响?

  充满传奇色彩的“金席大师”

  贡唐仓·丹贝旺旭大活佛,是中国西藏甘丹寺第50任赛赤根敦彭措的第六世。甘丹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世祖宗喀巴创建的第一座寺院,位居西藏三大寺院之首。在过去,三大寺左右着西藏的政教事务,其中哲蚌寺和色拉寺的寺主历来由达赖喇嘛兼任,而宗喀巴亲任第一任大法台的甘丹寺则不同,他有自己的寺主——甘丹赛赤。赛赤,藏语的意思是“金席”、“法台”,即宗喀巴所遗座位传位于最上高僧,也就是最高佛位。在藏族人民的看法中,甘丹赛赤仅次于达赖、班禅,而在其他一切喇嘛之上。宗喀巴生前曾讲过,他将来还要回来担任甘丹寺第五十任赛赤,因而贡唐赛赤被视为是宗喀巴的化身。
  历代贡唐仓大师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著称,在甘、青、川、藏均享有崇高的威望。出生于今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若尔盖的贡唐仓一世根敦彭措,15岁赴西藏求法,公元1715年67岁时出任甘丹寺第50任赛赤,同时担任达赖喇嘛的经师,并代理一年藏王,是当时西藏政教界的风云人物,备受尊崇。他出行的时候,一人竟用三种象征不同身份的华盖(伞帐):一是伞面和悬垂的三层帘幕全为金黄色的甘丹赛赤的华盖;二是藏王用的五颜六色的花伞;三是一半黄色,一半红色的达赖经师华盖。自贡唐仓二世丹贝嘉参被迎请到拉卜楞寺后,贡唐仓大师又成为该寺仅次于寺主嘉木样的四大赛赤之首,丹贝嘉参还被清朝乾隆皇帝邀请到北京出任雍和宫第一任大法台;贡唐仓三世丹贝仲美是西藏著名学者,他的一些著作至今被译为英文、德文,蜚声海外,他还在拉卜楞寺创建了著名的贡唐塔,这座宝塔不幸毁于文革,六世贡唐仓大师在国家的支持和国内外佛教徒的捐助下,重建了贡唐塔并于1993年开光;贡唐仓五世丹贝尼玛曾给第九世班禅大师灌顶,密传真言。
  第六世贡唐仓大师的身世充满了传奇色彩:大师1926年1月13日出生于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藏族世袭头人辖美土司家,5岁被认定为五世贡唐赛赤的转世灵童。7岁时由十世班禅的尊师拉科仁波且和桑科久美大师主持落发仪式,授了出家人的第一个戒“沙弥戒”(共有十戒)。10岁开始学经,21岁起开始在青、川一带讲经传法。“丹贝旺旭”,藏语的意思是宗教权威。六世贡唐仓大师佛学造诣博大精深,尤其是从小拜当时名贯藏区,曾担任过九、十世班禅传法教师的拉科仁波且等数位密宗大师为师,掌握了大小五百多个密宗灌顶,成为目前中国藏区接受密宗灌顶最多的一位大活佛。更难忘的是,1936年,第九世班禅大师返藏途中在拉卜楞举行时轮大灌顶法会时,亲手将时轮法王的佛冠戴在了年仅10岁的贡唐仓大师头上,,进一步以赐灌金刚上师最高顶的方式把弘扬时轮大法的任务交给了贡唐仓大师,班禅大师希望贡唐仓活佛一生为大众多灌顶,举行六七次或七八次时轮大讲经。贡唐仓大师没有辜负尊师的期望,从1946年起,到1958年先后举行了六次时轮大灌顶。此后在蒙冤坐狱的21年间,大师把监狱当作修行养性之所,以惊人的毅力学会了汉语普通话,写出一手漂亮的汉字,还通读了《资本论》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
  大师1979年平反出狱、重返宝座后,10多年来以无私无畏的慈悲佛心,为民族地区的安定和发展奔波操劳,1988年至1991年间,又先后在甘青川草原举行了三次规模宏大的时轮大讲经。1992年还应美国施主和宗教团体的邀请,赴洛杉矶向各种肤色的信众传授了黄文殊密法。加上本次大灌顶,贡唐仓大师灌时轮大顶的次数和人数之多,规模之宏大,在藏传佛教史上更是罕见的奇迹!
  大师博学多才,精通《五部》、《四续》各教派经学密法。才思敏捷,善于作诗写文章。大师从小写的诗歌、赞辞、教言、祈愿颂、传记、观修仪规等许多著作,因未公开发表,至今鲜为人知。大师具有超常的记忆力,1990年再次出任拉卜楞寺总法台时,在四季法会期间,向各班学僧讲授经论的例会上,能一字不漏地背诵青少年时期背诵过的百万字的《五部论疏》,所闻者无不吐舌称奇。
  佛教的根本是戒行。正如三世贡唐仓大师在《善法昌盛愿辞》中所说:“外持声闻戒清淡和顺;内修二次第悟境高深,显密二善道并行不悖”。在很多僧人或迫于形势或顺应潮流,纷纷还俗破戒的特定历史环境下,贡唐仓大师出泥不染,保持了崇高的戒德,为佛门正信弟子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尤其受到国内外佛教界的高度敬仰。现在,甘、青、川藏区的僧俗信众尊贡唐仓大师为“今朝佛陀”、“百年不遇之金刚上师”。

  时轮法的传承源流

  准确地讲,贡唐仓大师的这次大讲经应该是“时轮金刚大灌顶”。灌顶,印度梵文和藏文的原意是“授权”,就是授予学修密法的权力。也含有“培育”和“播种”之意,即培育成材和播种产生某种结果的善种。因为密宗在修持上有严格的师承关系,必须经过轨范师的授记,传授时,设坛举行灌顶仪式,才能开口讲授密宗教义,秘密传授真言。时轮灌顶属大型的灌顶,对灌顶上师的要求非常严格:首先必须受过同类灌顶,完成该本尊的闭关修持等一系列程序,还要具备很高的品德、戒行等素质,才具备灌顶资格。
  佛教有大乘、小乘之别,“乘”就是“车”,运载之意。小乘佛教盛行于东南亚及我国云南傣族等地区,主要目的是求得个人生死解脱。以利众慈悲心为特征的大乘佛教,盛传于印度、中国、朝鲜、日本等国,分般若显乘(即显宗,为佛教哲理,是为了大众设置的)和金, 刚密乘, (即密宗教 ,只向少数有“根器”的人秘密传授)。金刚密乘又分为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四部(瑜伽,梵文的音译,即将修持者身、口、意三业与本尊神的身、口、意视为一体)。其中无上瑜伽为最高密法,唐代不传,因此日本东密也没有,而藏传佛教对无上瑜伽部的传承、修炼十分完整,成为藏密的一大特点。按密宗教义,修持无上瑜伽,有希望在几世内甚至在即生中转入佛地,这对于渴望摆脱生命轮回之苦的佛教徒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连宗喀巴也说:“密法比佛便难得。”
  时轮金刚就属于无上瑜伽部的五部大法(即大威德金刚、胜乐金刚、时轮金刚、集密金刚、欢喜金刚)之一。按佛教教义,“时轮”一词既是本尊佛名,又是时轮理法的名称,主要是指宇宙和生命在时间中的生灭规律和与此相应的修练方法和终极目的。时轮又分为外轮、内轮、别轮。“外轮”指的是天地时间周期,以年为“时”,日行十二宫,时行21,600时分为“轮”(时轮历,一昼夜平均为60时分,360日×60=21600),周而复始,流转不息,形成四季的交替,万物的生灭。“内轮”指的是人体的气脉循环周期,以一昼夜为“时”,诸气遍行“十二轮”,呼吸21,600次为“轮”(平均一次呼吸等于现行时制的4秒种),流动循环形成人体的新陈代谢和生死交替。“别轮”则指一种根据内外时轮客观规律所采取的以改变世间生死规律,净化超脱为目的的修持方法和终极目的——即时轮道路和时轮佛位。时轮佛的形象是佛祖释迦牟尼在说时轮法时所化现的威严像,也是时轮密法仪理的象征。时轮主佛的身色形态,所执法器,坛城及坛城中种类繁多的主从佛众,都和内外“时轮”的事象有着相应相对的关系,展示一种天道、人道和佛道之间的神密莫测的内在联系。
  时轮佛法的传承源流,从佛祖起,经过香巴拉诸法王,印度大师,雪域藏传佛教大师,直到宗喀巴大师。代代相传,法脉从未中断。
  根据佛教历史:约在公元8、9世纪,孜鲁班智达把时轮传承从香巴拉带到了印度,他传给了布多阿杂亚,布多传给了大堆夏巴,大堆夏巴传给了小堆夏巴。大小堆夏巴对时轮法宏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小堆夏巴有许多著名的弟子,其亲传弟子喀什·达瓦贡保和再传弟子萨曼达希尔把时轮法传到了雪域藏地。
  时轮法在藏地初传时有卓热两个派系。达瓦贡保来藏地宏法时,开始与香蒲琼瓦合译《时轮大疏》,并将时轮学修法传统完整地传给了贡巴关却。贡巴传给了卓敦南木拉泽。卓敦修证成绩卓著,一代时轮大师玉茂木觉多杰就出在他的门下,玉茂传到第五代华青嘎洛时两派合流。以卓敦为代表的这一传统称卓派。
  另一派最初由热曲若拜小堆夏巴的再传弟子萨曼达希尔为师,得到完整的时轮学修法传统,并补译了很多时轮经典。其三传弟子热本桑传给了华青嘎洛。这一派便称热派。卓热两派传至华青嘎洛时汇合在了一起。华青三传多吉坚赞。多吉赞曾受元朝皇帝的邀请,到中原传过法,后来他把时轮传给了布敦大师。布敦亲传大弟子曲吉华瓦传给了宗喀巴大师。宗喀巴传给最得意的弟子之一的克珠杰(即一世班禅),克珠杰得到了宗喀巴的全部心传密法,考证解释《时轮略续大疏》的著作有200万字,重新修订了时轮历法。宗喀巴的第七代时轮传承人是四世班禅,第24代传承人是九世班禅,本世纪30年代初九世班禅在杭州和北京举行了规模宏大的两次时轮灌顶。班禅大师1936年返藏途中又亲手传给了贡唐仓大师。了解了这个渊源,就不难理解30万信众何以汇集桑科草原,人人把受到贡唐仓大师的时轮大灌顶视为万劫难逢的无上幸运。不要说普通僧众,就连位列拉卜楞寺四大赛赤的萨木察仓、火尔藏仓、德瓦仓及土观仓(前世为清朝驻京国师)等大活佛都端坐台下,聆受大师传法。

  玄妙、庄严的时轮大灌顶

  时轮灌顶法会分预备法会和正式法会两个阶段。
  正式法会之前,是10天左右的预备法会,主要是进行建造坛城、迎佛入坛等许多复杂的准备工作。这当中最为神秘的是供奉坛城。坛城,藏语称“吉科尔”,梵文音译为“曼陀罗”,代表佛的宫殿。制作方法有木制、金属材料、细沙彩绘等多种。其中积沙坛城上的每一粒沙代表一尊佛,具有深刻的含义和加持力,因此时轮灌顶限定用彩沙塑造的坛城。塑造时轮坛城是一项高难度的技术和工艺,对坛城的大小比例,线条色彩、装饰等要求非常严格,不允许出丝毫的差错:首先把细沙筛选为颗粒大小差不多的砂群,洗去泥土,用不同颜料分别染成所需的各种颜色,按各种颜色分别装在特制的形如牛角的铁筒内,筒口留能流出细沙的小口,然后在沙盘内用不同颜色的细沙堆绘成按佛经所规定的各位金刚的图案。塑造时,金刚上师亲自主持,四位受过特殊训练、技术娴熟、戒行无暇的僧人各造一面,紧张地工作,完成需要七八天时间。
  作为时轮的庄严佛国模型,时轮坛城是各类坛城中最大的,共设有620尊佛位。作者有幸亲眼目睹了贡唐仓大师亲自主持塑造、堪称世间之特有造型艺术品的时轮坛城。那是在用帐篷围成的讲经殿的旁边,有一顶圆形的、四周密封的帐篷,中央供奉着约五六平方米大的坛城。经大师指点,始知圆形的外城外是火焰、光焰,最外为生物界,包括人类和一切动植物,表示一切生物都不能进入金刚驻锡之地,一律拒之于火焰之外。火焰之内为金刚杵,表示镇压一切邪恶。方形的内城四面有门,门口有梯,城楼矗立,内有待卫,中心为殿堂,内居金刚。殿堂顶层为圆形,内有小殿,内居金刚之传法经师。直观看去,那用彩沙塑成的坛城就象一座美丽城市的模型,精美绝伦,有一种摄人心魄的感染力。难怪当贡唐大师在第四天法会结束前带领众弟子绕坛三周,表示瞻仰时轮身、言、意三重坛城时,人人就像已经到了佛界天国一样,举止神态那么虔敬、激动、幸福。活佛喇嘛们面对坛城凝神意想:坛城诸佛显现,光忙四射,使自己和众生获得加持。大家从心底里发愿,尊从贡唐仓金刚上师的教导,坚持戒行,行善修法,后世投生香巴拉,享受清净法乐。这最后的拜坛仪式意味着贡唐仓大师向坛中主佛时轮金刚移交了众弟子,托付、请求本尊永远护持众弟子,以使他们最终修练成为时轮金刚身。
  第二阶段为开坛灌顶,需要四天时间,第一天是预备法会,第二至第四天是正式灌顶法会。每天的程序和内容,都按严格的仪规进行,不能随意改变。贡唐仓大师这四天的大讲经,庄严肃穆,其复杂、神圣的仪轨和含义,只有那些皈依了佛门的活佛喇嘛们用心灵才能感应,要用文字来准确表述是十分困难的。这里从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研究员、西北民族学院教授、藏学专家多识先生专门为贡唐仓大师第10次时轮灌顶法会编写的内容简介中,转述部分内容:
  第一天预备法会上,大师向众弟子分发圣水,吉祥草和护身绳符。圣水洗涤身、口、意三业障蔽,吉祥草用于护床测梦,每人分发长短各一根吉祥草,当晚睡觉时,长的草尖对准枕头,顺长压在褥子底下,短的草尖向右,压在枕头底下,祈祷入睡。把夜里的时间划分为三个时辰,主要看最后一个时辰中的梦兆。护身绳符,是代表弥勒佛的,系在左臂上,喻示慈悲护身。
  第二天正式法会,先举行入坛仪式。入坛意味着获准进入时轮密法领域,有权闻法修持。在贡唐仓大师带领下,活佛喇嘛们绕坛城一周,从坛城的四门朝拜坛中四方和中央种佛。朝拜时意想,五佛逐个进入自己的体内。然后举行下列仪式:
  起誓,饮狱水——“狱水”对守戒的人来说是获得成就的圣水,对毁戒的人来说是速堕地狱的毒汁,饮过此水就不能随意乱来。
  降佛——即上师持念、诵咒、迎请众佛进入弟子的体内。此时弟子意想时轮部众佛,纷纷如雨,落在身上、渗入体内。
  观景——即摘去遮眼带(系在额上的红布带),直观天空,看到什么颜色,就喻示得什么成就。白、黄、红、黑、绿色分别预示息灭、增长、勾摄、降服、综合诸种成就。
  掷签定种——签捧带花的一头所指的方位上的种佛,就是和自己有缘的种,按种佛定自己的密名。
  戴花——即在额上贴上白色的花瓣,表示种佛加印,获得吉祥。
  上述仪式之后,举行灌顶。此项灌顶,称作童子式的七级灌顶,也叫世间法灌顶。受到这一级灌顶,就有了观修生成次第(即观想佛身,用观想修本尊形象,藏语称“杰仁”,“杰”,“生起”、“生长”之意;“仁”,次第之意。)的资格,种下了修成世间最高成就的种子。此项灌顶很像对儿童的启蒙教育,是对修道者进行的初级阶段成器培养,因而称童子式灌顶。主要有以下内容:
  水灌顶——如同给初生婴儿举行洗礼。灌顶的主要作用是,净化土、水、火、风、空等人体五大元素,为使身体的五种元素升华为五种佛母创造条件。
  佛冠灌顶——如同给小孩儿留顶发。作用是,净化肉体、感觉、思想、感情、意识等人体的五种组合成分,为使五蕴升化为五位种佛创造条件。
  飘带灌顶——如同给小孩戴耳环等装饰品。作用是,净化人体中的十气,为使气咒相合创造条件。
  铃杵灌顶——如同小孩儿用餐。作用是,培养调息用气,为使左右两脉气进入中脉,创造条件。
  行为灌顶——如同小孩儿享受五欲之乐。作用是眼、耳、鼻、舌、身五根和色、声、香、味、触五境,净化为佛父、佛母,为五欲化菩提,乐空双运打基础,为五官产生金刚神通功能创造条件。
  名号灌顶——如同给小孩儿起官名。作用是净化手足、肛门、性器官、口等业根及行为,为其升华为威武明王,战胜四魔,防止下堕创造条件。
  随许灌顶——如同小孩儿已长大,允许做事,授予工具。由以下仪式组成:
  授予*轮——象征寄以持法,宏法的希望;授予海螺和经典——示意要以妙法之音,唤醒沉睡于愚昧中的众生;授予金刚铃(修持法器,有一股、三股、五股之别,象征方便与慈悲应与之相结合的智慧)——示意要坚持智慧和方便法门;授予密咒——为了使弟子防身和消除魔障;授予眼药——喻示消除障碍,睁开慧眼;授予镜子——喻示世间一切事物,空幻不实,如镜中之影;授予弓箭——喻示要以妙慧穿透现象,直指本性。
  以上七级灌顶之后,是法师灌顶,表示授予传授生成次第以下世间法的权利,仪式包括授予三持:即持金刚杵(修持法器,象征方便与慈悲,有一股、三股、五股、九股等,质地有金、银、铜、铁、香木之别),持金刚铃,持佛身印。佛身印就是表示坚持乐空不二智慧象征的佛身之意。
  获得世间法灌顶后,若能严格修持,就可以得到世间最高神通和成就,可以达到金刚乘七地的证悟境界。如果没有坚持修练的机会,只要信念坚定,戒行纯洁,在七世以内必达到七世的果位。
  戒行是一切佛法的生命。佛说:“佛法存在与否的主要标志是戒行,有戒行便有佛法,无戒行便无佛法。”密宗尤重戒行,认为戒行是获得修练成就的第一要素。续部中说:修密法若不具备戒德,不但得不到任何成就,反而会生遭恶报,死堕永无超脱的金刚地狱。这里略去第三天高级灌顶和最后一天法会的内容,介绍一下贡唐仓大师特意嘱托多识教授全文译出的戒律内容:
  一、六种佛守持戒规
  1、发菩提心、守三戒(戒恶、扬善、利益众生),持金刚杵、持金刚铃、持佛身印,礼敬上师为不动金刚种守持戒规;
  2、无私施舍钱财和属于自己的一切,以佛法开导和帮助别人,帮助别人摆脱困境和保护别人的安全是宝生金刚种守持戒规;
  3、食用五肉,五汁等助生成就的灵药为遍照金刚种守持戒规;
  4、经常供养三宝为业成就金刚种守持戒规;
  5、保精不泄为弥陀金刚种守持戒规;
  6修持乐空不二智慧为金刚心种守持戒规。
  二、十四条重堕性禁戒
  1、不尊敬上师;
  2、违背师命;
  3、与金刚学友不和睦相处;
  4、对众生缺乏慈悲心;
  5、把漏乐视为解脱之道;
  6、轻显重密,诽谤显教;
  7、对思想信念不成熟的人泄露密义;
  8、不爱护身体,修有损于健康的苦行;
  9、持邪见反对性空之说;
  10、为人虚伪,戒行表里不一致;
  11、对不变乐所生慧持怀疑态度;
  12、诽谤密行者的不符合世俗的行为;
  13、对密聚餐供物视为不洁而拒绝食用;
  14、侮辱和诽谤女性。
  三、八条次重堕性禁戒
  1、亲近不具备修密行条件的女性;
  2、在密聚餐集会中进行争吵;
  3、从非摄取对象摄取甘露;
  4、因贪财吝法,对成熟的弟子不传密法;
  5、对虔诚弟子的问法,不答或答非所问;
  6、在不信密法的小乘弟子家中留宿一周以上;
  7、冒充密法者,信口谈密说空;
  8、对未经灌顶者,谈密行密法。
  四、二十五种不允许行为
  1、五种严重性罪恶行为:
  杀生害命;偷盗抢劫;犯罪性的男女关系;说谎行骗;饮酒。
  2、五种次重性罪恶行为:
  参加赌博;靠不正当行为谋生;阅读散布邪说的书籍;祭祖先亡灵和敬鬼神;信仰邪道外教。
  3、五种特重罪性杀毁行为:
  杀男人;杀女人;杀害婴儿;杀牛;毁环塔庙和佛像。
  4、五种伤害行为:
  伤害亲友;伤害权威人士;伤害佛与师;伤害僧众;伤害信赖自己的人。
  5、五种贪欲行为:
  眼贪美色;耳贪音乐;鼻贪香味;口贪美食;身贪安乐。
  以上四种密宗戒律中,第一、第二、第三中守持戒与禁戒中,有些内容和一般的密戒不完全相同,不相同的地方正是时轮部的特殊禁戒。第四种二十五条戒律是时轮法的特殊戒律。
  笔者承蒙贡唐仓大师特别关照,得以在最近的距离亲眼目睹了灌顶法会中的上述内容,更感受了那庄严、神圣的气氛:
  贡唐仓大师的讲经殿座落在离起居的帐篷不远的半山坡上,背后青山拱卫,两边有绿色的山岭围护,视野开阔,可俯视山坡下广袤的草原。讲经殿实际由两顶巨型帐篷组成,前面是外观象一艘大船般撑起在草原上的红色大帐篷,边缘悬垂红色的帘幕,里面挂长和圆状的经幡、宝幢。与这顶可坐万名喇嘛的大帐篷相连的便是大师讲经的帐篷。草地上,铺满了五颜六色的地毯,后面是二米多高的正方形法座。那法座整个用金黄色锦缎包裹,左侧有同样包成金黄色的台阶,供大师上下;身后是巨大的锦缎靠背,头顶撑起黄灿灿的、悬着金色流苏的正方形伞盖。
  每天上午10点多,大师先从起居的帐篷囊欠(藏语意为活佛的府邸)乘坐凯迪拉克红色轿车来到讲经殿后的小帐篷休息。这时候,数万喇嘛已从讲经殿的大帐篷一直坐到外面的草地上,举目望去,红红的袈裟尤如一片红色的海洋。喇嘛们的外层,中间隔了几十米草地,几十万群众密密麻麻却又甘肃、青海、四川集中相聚地坐在草地上,面向讲经殿,自然围成半圆形,蜿蜒几公里,蔚为壮观。
  到12点多,贡唐仓大师在随待的香日扎活佛及益西、旦贝等的簇拥下走向讲经殿。这时早早等候在草地上的喇嘛立即为大师撑起只有甘丹赛赤才能用的圆形、金黄色的双层伞盖,以及长圆形的彩色宝幢,长条形、顶端镶了金色龙头的经幡等仪仗。20多名喇嘛组成的乐队接着奏起悠扬、庄严的迎佛音乐,那锣、鼓、钹、号抑扬顿挫,信众们闻听立即双手合十,引颈注目。大师坐上高高的法座,稍顷即用那深厚、圆润的声音讲经。那用藏语讲出的经文听来那么动人心魄,通过大师戴在胸前,美国信徒捐赠的微型麦克风,传向高架在草原上的20多个大喇叭里,清晰地跃入万千信徒耳中。
  在每天讲经的开始和中间,喇嘛们都要向大师抛献哈达。无数的哈达夹着数目不等人民币的供奉,像浪花一样从望不到边的后面,接力赛般从人们手中一段段抛到法座下、地毯上,立时堆起小山一般五颜六色的哈达。这一次又一次敬献哈达的场面,是弟子们向金刚上师表达他们虔诚的敬仰和纯洁的心愿。
  最后一天拜坛之后,数名喇嘛用盘子盛了各种各样的供养品,把来自南国的荔枝、芒果,大李子及草原上常做的油炸食品、酥油糌粑分发给大家,人人以争食一点为幸运。最后,大帐篷里端坐的喇嘛们自然让出一条通道,喇嘛及群众代表双手捧着用各色长哈达包裹或托着的礼物,恭立一队,一名活佛上前代表僧众为大师念诵了很长一段长寿经。然后代表们依次向前向大师献上鎏金佛像、锦缎、氆氇等丰富多彩的礼品,大师则从法座上俯下身,为每一位亲手挂上象征护身和吉祥的红绸条和哈达。紧接着,200多位活佛上前接受摩顶,之后又是为2万名喇嘛摩顶。这一天大师从早上10点开始讲经,等到给喇嘛们摸完头已是下午6点多了。这还没有结束,更大规模的摩顶在法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才开始,近40万群众,如果一天摸5万人的话,就需要整整6天!贡唐仓大师却笑着说:“这其中的甘苦是不言而喻的,但只要能满足每个人的心愿,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群众高兴,我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愿社会稳定、人民安乐

  佛经里说:修持时轮金刚法可令兵灾战争及一切灾劫平息,促进和平安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往生本尊净土香巴拉国。
  六世贡唐仓大师第10次时轮大讲经不是显示呼风唤雨、点石成金一类的神通,而是阐述佛理,引导人心向善,彼此团结友爱,部落间和睦相处。规劝大众学文化,讲卫生,追求进步文明。
  在7月11日预备法会开始时,大师就明确告诉弟子们:入坛接受灌顶的目的,不是为了眼前的安乐和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众生的利益和自己长远的利益。众生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解决了,个人的和眼前的利益就会不求自得。
  7月12日正式传法间,大师讲道:从佛教的观点来说,每个人,不论是男人、女人,前世都做过母亲,因此做为金刚弟子,都要以母爱之心对待每一个人,多做好事和善事。
  7月14日接受完弟子们的供奉后,大师语重心长地对台下的活佛们说:群众的布施不是供你们吃喝享乐的。你们听了我的讲经,就是我的弟子,希望你们以弘扬教法、普渡众生为重任,为群众多做好事,维修好寺庙,尤其要关心民族的教育,保护妇女儿童,让妇女们学文化,扫除文盲;认真抓好计划免疫工作,让儿童们健康成长。因为藏族的发展,关键还是要靠教育,没有文化教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现在国家还比较困难,我希望你们要用你们的影响为教育多做事,把学校好好建起来,让没有上学的孩子都能上学。讲完后,大师当场宣布:把群众献给他的牦牛,给桑科小学100头,给甘南州藏族教育基金会100头(一头牦牛价值近1000元)。
  这里是两个普通的朝佛人家:
  57岁的卓噶吉家住夏河县城。得地利之便,他家早在农历六月初一就在草滩搭起了一顶帐篷。全家18口人全部来听大师讲经,帐篷里只能住五六个人,其他的人便每天晚上回县城,早晨再赶来。谈起贡唐仓大师的讲经,这位头发已花白、面容和善的藏族妇女禁不住流出激动的泪水:“今朝佛陀贡唐仓在这里讲经,我们作为佛教徒,不来听就是一生的遗憾。听到这难很难闻听的正法,我们心里说不出的高兴”。他的父母亲,一个84岁,一个83岁,坐在帐篷里,神态安然。卓噶吉说;“我父母以前一直念叨着要听贡唐仓大师讲经,总是没有机会,这次总算带老人来听了,我满足了父母的心愿,报了父母恩。”
  52岁的桑吉是来自青海省河南县的蒙古族牧民,他带着全家15口人(其中有69岁的老阿妈),先是搭乘大卡车,然后换乘班车,在路上颠簸了三天赶到桑科草原。白天,一家大小到河对岸的草坡上听大师讲经,晚上全家人挤睡在铺了地毯、毛毡,堆放着食品、饮具的大帐篷里。桑吉是幸运的:1956年大师在他的家乡讲经时,14岁的他就聆听过年轻活佛的讲经。这位壮实的蒙古族牧民爽朗地说:“我们不需要外界的什么,只需要大师的保佑。我把羊群丢在青海的草原上了,不急着回去,等大师摩完顶再回去”。问他听大师讲经后有什么感受,他说:“听贡唐仓大师讲经,是我一生中难得的机会。听了以后我就在心里默默地祈祷:佛法昌盛,大活伸佛永远健康。”
  贡唐仓大师4天的时轮大讲经,庄严肃穆、超凡脱俗,辽阔美丽的桑科草原因之变成一片净土,40万信众自发聚会草原,没有吵骂喧嚣,更没有打架斗殴,无人放牧的马群、牛群在草原上自由吃草,却没有走失一头、一匹。法会秩序之井然有序,令人叹为观止。人们说,是贡唐仓大师的讲经把佛法与道德、历史与现实融为一体。


  南粤来了西天金席大师


  贡唐仓·丹贝旺旭大师,以其博大精深的佛经造诣、崇高圆满的戒德修行,被藏族人民尊为“今朝佛陀”、“百年不遇之金刚上师”,在国内外佛教界享有崇高威望。
  一代“蛇王”钱龙飞先生,身任香港飞龙生物集团国际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广州飞龙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分司总裁,是闻名东南亚的“蛇王”、爱国华侨,创建了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蛇文化大观园——飞龙世界游乐城。
  大师与“蛇王”,本是佛俗两界。但共同的善心和爱心把他们紧紧牵连。于是,1994年岁末,贡唐仓大师亲率20多名弟子,从雪山环抱的青藏高原到鸟语花香的南国,为飞龙世界的雷峰塔和白蛇庙主持开光。空前盛况,轰动南粤大地。有识之士感慨:这是民族团结的象征,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生动体现。

  厚重的中国历史、文化内涵,吸引贡唐仓大师欣然接受了“蛇王”的恭请……

  在飞龙世界两座比肩而立的山头,分别矗立着雄伟的雷峰塔和古朴的白蛇庙。这白蛇庙座落在海拔66.2米的山巅,占地1880平方米,四周松柏环绕,庙前巨钟高悬。走进这座仿宋代苏、杭建筑风格的庙宇,但见红墙青瓦,肃穆庄严,庙正中大殿供着“蛇仙”白娘娘的塑像,她一手持佛尘,一手拈灵芝,神态端庄,目光慈祥,象是要把这只从昆仑山得来、能起死回生的灵芝,随时赠与世间的芸芸众生。大殿背面的青蛇塑像,手按宝剑,威风凛凛,一如传说中她刚烈勇猛、嫉恶如仇的性格。后殿为“三宝殿”,供奉了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阿弥陀佛三尊大佛。殿两侧回廊环绕,其中左厢房为求诊问医处,有名老中医坐堂,专为游客免费诊治疑难杂症。
  熟悉中国传统神话故事《白蛇传》的人们知道,美丽善良、在人间专行善功的白蛇娘娘,最终被法海和尚压在了雷峰塔下,经受着千年的苦难煎熬。钱飞龙先生独出心裁、不惜巨资在飞龙世界的制高点上建起宏伟的白蛇庙,将历尽磨难、勇敢追求情和爱的白蛇娘娘请进庙中,为苍生化病去忧、消灾解难。为传说中的白蛇娘娘修庙,千年以来绝无仅有,实为“天下第一庙”。
  白蛇庙开光之前,贡唐仓大师曾乘坐延伸在庙外山坡上的自动扶梯,到庙中观看。当他看到“三宝殿”中只有佛像,尚没有佛经和僧人时(佛、法、僧为佛家三宝),欣然提出赠送钱龙飞先生一尊佛像和12卷经卷。并应钱先生的请求,派人从西北草原请来20名喇嘛,陪伴大师诵经。开光之前那尊印度信徒献给贡唐仓大师的金灿灿的释迦牟尼佛像,由专人从西北草原送到飞龙世界,供奉在雷峰塔的九层。12卷珍贵的藏文经卷,放置在特制的木架镜框里,供在“三宝殿”的释迦牟尼佛像两侧。20名藏族喇嘛,则随侍在大师身旁。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苏杭胜景中,杭州西湖无异是其中的佼佼者:三潭印月、柳浪闻莺、苏堤春晓、平湖秋月、花港观鱼、曲院风荷、双峰插云、南屏晚钟、断桥残雪、雷峰夕照,这些被历代文人墨客赞美吟唱过无数遍的西湖十大胜景,像十颗熠熠生辉的明珠镶嵌在西子湖畔。1924年9月,这十大胜景中的“雷峰夕照”,却由于屹立在西湖净慈寺前雷峰山上900多年的雷峰塔的突然坍塌,而消失了。据记载,宝塔倒塌后,砖块在三天之内被祈盼大吉大利的杭州市民一抢而光。一代文豪鲁迅先生有感而发,写下著名的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
  说起这雷峰塔,原是钱龙飞先生的先祖吴越国王所建。据历史记载:唐末五代时期,国家四分五裂,藩镇各据一方,战祸连年,民不聊生。而据守今浙江全省、江苏苏州以南、福建一部分的吴越国,却是一派繁荣太平景象。从他的创建者钱镏到三世祖忠懿王钱弘溪执政期间,均奉行发展农桑、保境安民的国策,因而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吴越国王还倡导人民信奉佛教,灵隐寺石塔、梵天寺经幢、六和塔、雷峰塔、保塔、闸口白塔、临安功臣塔,都是吴越国所建。其中的雷峰塔是钱镏的孙子——三世祖忠懿王钱弘倜于公元975年为庆贺黄氏妃子得子而建,原塔高35米,共七层,据说宝塔建成后,宝塔建成后,国王的妃子们连续生子30个。这座雄伟的宝塔后来因《白蛇传》的故事更加声名远播、充满神秘色彩。它的倒塌,自然被世人视为一件憾事。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凝聚着中国古代文化和人民美好愿望的雷峰塔,难道就这样在中华大地永远消失了吗?
  “唐朝塑庙,宋代造塔”。在中国传统里,塔、庙不是一般人有钱就可以建造的。钱龙飞先生作为吴越王钱 镏第33代孙,在雷峰塔坍塌70年后,终于使其重现于南中国广东番市飘峰山上。比起原塔,重建的雷峰塔更加雄伟挺拔,融古典与现代于一体,塔高63.8米、共九层,雄踞在海拔66.2米的飘峰山上。从山下到雷峰塔,可乘坐豪华的长廊式自动扶梯。塔门前有老虎镇守,游人可安全地与之合影;塔内有电梯直达七层,如沿咚咚作响的环形木梯逐层浏览塔内的大型壁画,人们就像走进了历史深处,吴越王国的兴盛繁荣和《白蛇传》故事的委婉缠绵扑面而来……
  最珍贵的是塔之九层,陈列着钱龙飞先生历尽千辛万苦保护下来的钱氏家族宗谱,那线装、发黄的古册,无声而权威的向人们讲述着钱氏家族的来龙去脉。1994年12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钱其琛曾面对这些古册,向钱龙飞先生详细询问他们嘉定钱氏的来历。还有一大幅辗转千年传下来的“铁券”。懂历史的人都会知道,“铁券”亦名“丹书铁券”、“金书铁券”,是古代皇帝颁赐给功臣的铁制证书,形状如瓦,上刻金字,分左右两片,左片授给功臣,右片藏在内府,有事合拢作证。一千多年前,钱 镏开创的吴越国传国三代五王,享国70多年,北宋建立以后,其孙子钱弘倜为了免使生灵涂炭,于公元978年纳土归宋,并先后携3000家人赴汴京居住。尽管为保护钱弘倜,吴越人在杭州专门建造了一座保倜塔,但钱弘倜仍于60大寿之际被宋太宗赵光义赐毒酒而逝。但其子孙却幸免杀戮,代代相传,形成了今天庞大的钱姓家族。其原因是唐昭宗在公元877年赐予钱 镏“金书铁券”,其功效可免其后裔不死。钱氏“铁券”原有25幅,经历历史的风霜血剑,现仅存钱龙飞先生珍藏的这一幅。
  除上述两件珍贵文物外,塔顶还供奉有贡唐仓大师赠送的、来自印度的释迦牟尼佛像,1300年前高僧的三颗舍利子,以及杭州雷峰塔坍塌后保存下来的部分砖块和瓦片。
  在白蛇传系列景区前的“灵蛇世界”牌坊两面,有这样两幅对联:正面为“西子湖中龙舟轻泛载过千古情和爱;飘峰山上蛇仙临凡愿消人间愁与怨”。后面为“吴越王孙钱氏后裔重振雄风创此山湖;飞龙传业龙飞奇举光耀先祖大展鸿图”。白蛇庙的新建和雷峰塔的重现,向人们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影响深远。正是其蕴含的厚重的中国文化、历史内涵,感动了不仅以精深的佛学造诣、崇高的戒德修行享誉海内外佛教界,更以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为各界称道的贡唐仓大师。大师对钱龙飞先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壮举十分赞赏,初次谋面便欣然答应了钱龙飞先生的恭请,并用汉、藏两种文字,亲笔题写了“白蛇庙”匾额,这一题词被钱先生鎏金制作后,悬挂在白蛇庙正殿门楣。
  1994年12月6日,是原定雷峰塔和白蛇庙开光的吉日。这一天,雨过天晴后的飘峰山阳光明媚、空气清新,绚丽的秋菊盛开,鲜艳的彩旗、彩球飘扬。数万名游客和虔诚的佛教徒,手拿香纸、扶老携幼,从珠江两岸,遥远的汕头、湛江,从香港、澳门、台湾源源而来,聚集在雷峰塔和白蛇庙。上午九时,在中山市开完“全国旅游工作会议”的国家旅游局局长刘毅,率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旅游局长共70多人前来参观飞龙世界。之后,刘毅接受钱龙飞先生的邀请,来到白蛇庙,与贡唐仓大师一起为开光剪彩。
  这时的白蛇庙,早已人群涌涌,香烟缭绕。十时三十分左右,贡唐仓大师在亲随的簇拥下,来到三宝殿,一路上,几位头戴黄色鸡冠帽身披红色袈裟的藏族喇嘛,吹奏着悠扬的法号迎接。大师与20多名弟子先端坐三宝殿诵经祝祷,刘毅局长和钱龙飞先生站在礼仪小姐托起的红绸带后,等候大师出来。香炉两侧及正殿的后门石阶上,挤满了游客和香客。十点五十九分,大师诵完经,在弟子们的簇拥下步出三宝殿。万众瞩目中,大师与刘毅局长、钱龙飞先生一起拿起了金剪刀……
  奇迹就在这时出现了!在大师剪下红绸带的一刹那间,人群中突然传来惊呼:“白龙出现了!白龙出现了!”人们纷纷抬头仰望,只见三宝殿的上空,显现一条巨大的、祥云形成的“白龙”,那“白龙”首尾俱全,在湛蓝的天空显得十分逼真。据最先发现“白龙”的游客描述:开始是一光团,之后很快散开,眨眼间形成“龙”的图案,“龙”的旁边,则是一道醒目的白色光柱。目睹这一奇景,数千名观众无不激动、称奇,许多人兴奋地感叹:要不是亲眼看到,真难以相信!在场在中央、广东及港、澳地区的记者纷纷摄录了这一奇景……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笔者如实记录雷峰塔、白蛇庙开光期间显现的这一奇事,不是因为笔者本人曾亲眼目睹,并有抓拍的照片为证,而仅仅是为了尊重客观事实,真实记载天地间那一瞬间闪现的“灵光”。信与不信,那是读者自己的事。

  活佛握着“蛇王”的手说:“我和你虽是第一次见面,但我感觉我们好像认识很久了,这是缘份啊!"

  在中国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蒙古族等民族的心目中,活佛是至高无上的。贡唐仓·丹贝旺旭大师,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戒德崇高,影响遍及甘肃、青海、四川、西藏、内蒙及海外许多国家。一代“蛇王”钱龙飞先生,人小闯荡江湖,以大山为家,与毒蛇为伍,其弘扬中华蛇文化的壮举,在海内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享有盛誉。这两位传奇人物,是怎样相识、相知的呢?
  钱龙飞先生最初是从一位朋友那里知道贡唐仓大师的。朋友告诉他:贡唐仓活佛是中国西藏甘丹寺第50任赛赤根敦彭措的第六世。甘丹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始祖宗喀巴创建的第一座寺院,宗喀巴曾亲任第一任寺主——甘丹赛赤。“赛赤”,藏语的意思是“金席”、“法台”、即宗喀巴所遗法位传位于最上高僧,也就是最高佛位。在藏族人民的看法中,甘丹赛赤仅仅次于达赖、班禅,而在其他所有喇嘛之上。据传宗喀巴生前曾讲过,他将来还要回来担任第五十任赛赤,因而贡唐赛赤被藏族人民视为是宗喀巴的化身。
  贡唐仓大师不仅佛经造诣博大精深,而且有一颗强烈的正义和爱国之心。为了促进世界和平,加强中国与其它国家的宗教文化交流,大师近10年先后出访尼泊尔、意大利、美国、俄罗斯等国。1992年还应美国施主和宗教团体的邀请,赴洛杉矶向各肤色的信众传授了宝贵的黄文殊密法。
  对这样一位当世难得一遇的高僧大德,钱龙飞先生听后肃然起敬。他请朋友先向大师转达他的敬仰之心和恭请之意。不料1994年八、九月份,贡唐仓大师讲经后一直在甘、青、川牧区视察,难以联系。直到国庆前夕,大师回到兰州,准备十月上旬赴北京出席全国政协常委会议时,才看到朋友的信件和所寄去的海内外媒介有关“蛇王”的报道资料。
  大师从资料中得知,钱龙飞先生是中国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溪第33代孙,他1942出生于浙江省永康县一蛇医世家,从小跟着爷爷学医、捕蛇,18岁开始独自在福建武夷山、云南大理闯荡,掌握了祖传的训蛇技艺和制作蛇药的秘方,成为钱氏的掌门传人。“十年动乱”中,他为了保护钱氏宗谱和钦赐的“铁券”,怀抱爷爷的牌位,逃到湖南的大山里隐居起来。本来是亡命在山,却不料赶上全国大唱革命样板戏,制作京胡需要大量蛇皮。绝技在身的钱龙飞开始发大财。当时交售一条蛇皮18元,最多时他一天可捕捉上千条蛇。由此起家,钱龙飞1983年办起了全国第一个出口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德清蛇场。这个闻名海外的“蛇的王国”,占地270亩,有一万平方米厂房、设施,饲养27种、150万条蛇,他创造性地运用祖传驯蛇技艺和中医药秘方,进行蛇的驯养、加工、观赏、艺术表演、医药、工艺品等系列综合性开发利用。加上在湖南、四川、安徽、广东等省先后建成的大型蛇资源基地,钱龙飞背靠拥有800万条蛇的充足资源,开发出380多个品种的蛇产品,其中13种高科技项目填补了国内、国际空白。
  “祖宗传给我的手艺、秘方,绝不只是为了钱”。出于这样的追求,“蛇王”多年来有一个梦想,就是期望能在吴越之地、白蛇传故事的故乡建成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综合开发蛇资源、弘扬蛇文化的飞龙世界游乐城。未能如愿后,他便南下寻找机会。可叹的是,当他以浙江人的身份在深圳香密湖、肇庆北大岭等地投资时,却因种种障碍难以干下去。权衡再三,“蛇王”毅然加入了香港籍,然后以独资商的身份回来投资。他以超前的眼光,宏大的气魄,1992年元月买下离广州仅10公里的番禺市飘峰山这块宝地,10月正式破土动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第一期600多亩、共8万平方米设施在昔日的荒山崛起……
  一代“蛇王”的传奇经历深深吸引了贡唐仓大师。大师爽快地答复:与“蛇王”在北京会面。
  1994年月10月14日,突然袭来的寒流使北京城处在的肃杀的秋风中。贡唐仓大师开完全国政协常委会议,移居在他的弟子、美国亚洲联合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玉玲小姐在海淀区文慧园街的一幢私人楼宇里。当李玉玲小姐引导钱龙飞先生走进贡唐仓大师居住的房间时,大师十分高兴地对“蛇王”说:“我已经等你五天了”,然后按照藏族人民迎接贵客的礼节,为“蛇王”挂上了长长的洁白哈达。在藏区,谁能有幸得到大活佛亲手挂的哈达,那将是十分难得的荣耀和福份。目睹此景,一旁的李玉玲小姐说:“大师开完会哪里也不愿去,专等你们到来,钱老板好大的面子啊”。“蛇王”连声对大师说:“谢谢大师的厚爱”。
  尽管室外秋风萧瑟,铺了地毯、供着佛像的大师居室,却暖意融融。大师与“蛇王”,仿佛一见如故,谈得十分融洽、投机。“蛇王”告诉活佛:整个飞龙世界以蛇文化为中心、民俗文化为基础,规划用地980亩,一、二期工程投资9亿元人民币,在10个山头间建有20个景区、268个景观和表演场所。项目主要分两大类:一是赚大钱的项目,二是花大钱的项目。
  面对大师的询问,“蛇王”形象地解释:赚钱要看时代潮流、要懂人的心态:六十年代蕃薯萝卜能吃饱就不错了,七十年代花生米就老酒是一级招待,八十年代全鸡全鱼,九十年代龙虾、燕窝、鱼翅。2000年以后,富起来的人们要追求健康长寿、回归大自然,外国人更是如此。“蛇王”说:“赚外国人的钱才是真正的英雄。”据此,飞龙世界一期工程已兴建了一系列惊险奇乐、足以让旅游者心甘情愿掏钱的消费项目:
  人工造就的花果山水帘洞,外面是38米高的奇峰假山,上面将饲养1000只猴子,使其成为名符其实的猴山,游客可登高望远,与猴同戏。在28米高的山岩,有12米宽、6公分厚的三级瀑布飞流直下。洞内建了69套总统套房,保龄球、桑拿浴、游泳池等高级设施应有尽有,内部是回归大自然的装修,不铺地毯、全部植草坪。设有1320个座位的水上表演厅,经过专门训练的18名小姐,在现代声、光、电、气、雾的配合下,与层叠于水中的3万条灵蛇同戏共舞。可供3800人同时进餐、亚洲最大的蛇餐馆——飞龙大酒楼,有思乡厅、吃不穷厅、老不低头厅等七个各具风味的大厅,御宫厅的龙位和龙柱,龙凤厅的特制婚床和自动按摩浴缸,给人以超值的享受。以珍贵的蛇脑、蛇眼、蛇舌、蛇鞭等加中药材精制而成的全蛇宴,被誉为美食极品。还有可观赏珍稀的白蛇、巨蟒、小草蛇的万蛇城,可欣赏“万蛇彩塔”、“瀑布流蛇”、“吹箫引蛇”、“人蛇共眠”等景观的蛇园……
  介绍完独特的赚钱项目,钱龙飞先生真诚地向大师吐露心声:“我一生忘不了我爷爷临终前留给我的一句话:钱集人散,钱散人集,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只顾自己赚钱,朋友就会越来越少;如果赚了钱乐善好施,朋友会越聚越多,最终也会财源滚滚”。他告诉大师:在飞龙世界的一期工程中,他已兴建了不少尊老爱幼、旨在光大中华传统文化的项目,除了雷峰塔、白蛇庙和总共28个景点的“白蛇传”系列景区外,绕山腰已建成92栋、每套58平方米的寿星园,专供海内外华裔百岁寿星分批前来疗养,凡来疗养的老人,吃、住、行全部由飞龙承担,每6名老人配一名服务员,一个营养师和一个保健医生,还可带一名家属前来负责起居,月工资880元。此外向全国每一位百岁老人每月赠送150元生活费,156元成本的营养保健品,一年共3680元,由当地老龄委、居委会、派出所确认后发放。公司为此已多次在全国展开了“寻龙”行动,据初步了解,第一批全国百岁以上的老人(包括港澳台)共7000名,加上1000名华裔寿星,总共8000位。“寿星园”旁边是“爱幼园”,与众不同的是,公司为每位前来游玩的儿童赠送一本集道德与知识教育于一体的小画册,和一袋公司生产的以蛇骨粉为原料的淘淘营养粉……
  贡唐仓大师,作为深受国内外佛教徒敬仰的高僧大德,有一颗赤诚的爱国、爱教、爱民之心,其慈悲佛心,虽遭遇21年的冤狱,也不曾有丝毫减损。近10多年来,大师不顾年届古稀,仍常年奔波于草原牧区、国内海外,宣扬佛法,传播友谊,替政府调解草山纠纷,捐资四五十万元兴办民族教育……累累功德,不一而足。如今面对一代“蛇王”的宏大善举,大师禁不住感动而言:“钱总赚钱大手笔,花钱大气魄,富贵不忘国家,发财惠及老幼,真是仁风义举,我一定要支持你的事业!”
  当晚,李玉玲小姐特意选择丰泽园,为第二天就要离京的贡唐仓大师饯行,同时为远道而来的“蛇王”洗尘。席间,大师一边品尝着鲁菜,一边谈笑风生,回忆他五十年代在四川藏区捐资30万银元兴办奶粉厂的往事。临别时,大师握着“蛇王”的手说:“我和你虽是第一次见面,但我感觉我们好象认识很久了,这是缘份!”

  面对各路记者,贡唐仓大师侃侃而谈:“两千年前,南方的僧人为西藏传去了第一部佛经。今天,我带着12卷经书来到南国。中国各民族同是龙的传人,我愿为广东人民祈祷发愿。”

  贡唐仓大活佛来到飞龙世界,亲自为雷峰塔、白蛇庙主持开光。这消息通过钱龙飞先生在《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广东电视台、广东广播电台、香港《文汇报》等各类媒体的郑重公布,迅速传遍粤、港、澳地区。
  从12月6日开始到12月11日,每天都有万名左右的游客从各地来到飞龙世界。尽情游览之后,人们无不希望能一睹贡唐仓大师的风采。为满足广大游客的愿望,钱先生按照藏族人民的习俗,特意在保健中心门口为贡唐仓大师布置了法座。每天上午和下午,大师都要出来二三次,为早早排队等候的游客摩顶祈福。那场面壮观而肃穆:金黄色的圆形伞帐下,大师端坐雕龙饰金的法坐,20多名弟子站在身后朗声诵经。从长长的台阶次第走上来的游客,一个紧跟一个来到大师坐前,虔诚地合掌、低首。大师无论男女老幼,一概面带慈笑,用他那厚实的大手轻轻一触。大师风趣地告诉人们:“佛、法、僧为佛教三宝。既然是个宝,让僧摸摸头以示爱护、祝福之意。”
  活佛与“蛇王”相会,这引起了新闻媒介的浓厚兴趣。在钱龙飞先生在飞龙大酒楼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贡唐仓大师面对中央、粤、港、澳各路、各“兵种”的记者,侃侃而谈。大师睿智、风趣的谈吐,泰然而亲切的风采,倾倒了见多识广的记者们……
  大师说:“今天与这么多的新闻界朋友见面,我感到很高兴。我为什么到广州来呢?有这么几个缘由:一是我是个藏族,据西藏古书记载,两千年前,广州这里的和尚给西藏传去了第一部佛教经典,今天我带着12部经典来到广州,这是件十分有意义的事。二是我与钱总以前从未见过面,他听到我的情况介绍后,一定请我来,从我个人的性格和脾气来说,一般的什么开光、剪彩我都不参加,比如我每年要到北京开全国政协常委会,凡看到摄像什么的,就避开了。但我和钱总在北京相见后,一见如故,好像认识很久了。我认为他是个爱国者,他那么有钱财,不去享受,也不去国外投资,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大陆投资,令人感动。凡是爱国家、爱民族、爱祖宗的,我都要全力支持。三是广州原是佛教非常兴旺的地方,以后似乎慢慢淡化了,现在在这个地方修起了白蛇庙、雷峰塔,很有意义,既是对传说中在人间做了许多善事的白蛇娘娘的纪念,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扬。
  “我看了飞龙世界,感到建得很有意义。在老百姓的看法中,蛇是龙的舅舅,蛇时间长了就会变成龙。飞龙,飞龙,飞上天空的一条龙,很活跃的一条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是很吉祥的。11月12日我到的那个晚上,就在各位记者坐的这张桌子旁、中华民族象征的龙座前,从二楼天花板上渗下像珠帘一样的水来,在我们藏族人民的看法中,这是很吉祥的。因为龙离不开水啊!(酒楼的服务小姐事后告诉作者说,二楼的一根水管破了几天,一直未渗下水来,就在贡唐仓大师当晚走进酒楼大厅的那一刻,天花板上突然滴滴嗒嗒渗下水来,如水帘一般,一直到大师离开。)
  “马克思主义认为佛教是客观唯心主义,为什么呢?因为佛教认为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世人自身的努力,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种因果报应的思想,讲的也是客观存在。佛教讲究缘,有缘就有机会。我们藏族有一句话:纸上写的字,风吹雨淋就抹掉了;刻在心里的字,永远抹不掉。这次我们有缘份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的广东、特别是在这个展示了中国龙文化的飞龙世界相会,十分难得。每一个人,虽然职业不同,贫富有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爱国家、爱民族,作为佛教徒,还要加上爱教。我近10年来或代表国家、或以个人身份出访了一些国家,虽然不少国家比我们国家发达、富裕,生活条件很好,也有一些国家希望我留在他们国家,但我始终想着我是个中国人,我离不开藏族人民,离不开草原。我在国内,不管到哪里,都要以我的宗教方式为当地人民祈祷。11月28日,在钱先生的安排下,我带着弟子去看莲花山的望海观音时,专门让20名藏族喇嘛诵了经。在爱国家、爱民族这一点上,我们的心愿是共同的,中国各民族同是龙的传人。这一点人人都要铭刻在心。我愿为广东人民祈祷发愿,祝大家扎西德勒(藏语意为吉祥如意)!”
  大师充满智慧和哲理的讲话,赢得了在场记者们格外热烈的掌声!为大师的风采所征服,人人争相而上与大师合影留念。记者们纷纷评说,贡唐大师“真是一位高僧大德”、“不仅是佛教大师,还是一位哲学家”。
  从1994年11月12日至12月12日,贡唐仓大师在飞龙世界度过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其间他应广州军区海军的盛情邀请,与钱龙飞先生一起到海军基地参观,并乘坐军舰渡海到著名的虎门炮台,凭吊了鸦片战争古战场遗址。之后又到深圳特区小住了几日,他的虔诚信徒、一位藏族女企业家专门为大师准备了一幢完全按藏族习惯布置的花园别墅。
  12月12日,大师要启程返回兰州了。钱龙飞先生以隆重的仪式欢送大师:专门请来的陆海空三军军乐队吹奏着威武、雄壮的乐曲;飞龙的1000多名职工自发聚集在游乐城高轩的大门两侧,恋恋不舍地目送大师;高挂在旗杆上的鞭炮足足响了10多分钟。令人称奇的是,这天一早便开始下雨,但在大师走出他住了将近一个月的保健中心时,霏霏细雨却突然停住了,大师在人们的欢送中乘车驶出飞龙世界时,天空又骤然大雨倾盆。在前往白云机场的路上,一直是大雨瓢泼。然而当大师抵达机场时,雨又一次奇妙地停了。大师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的同志事先订好的贵宾休息室等候飞机起飞的一个多小时里,尽管天空阴沉,却滴雨未下。到登上飞机时,白云机场上空已是阳光灿烂、晴朗无云。送别的人们目睹在短短两小时中天气的这一变化,无不为之称奇。
  银鹰载着贡唐仓大师和他的20多名弟子,飞上蓝天,直向西北而去。钱龙飞先生特意派他的女儿钱林萍送大师到兰州,其心之诚,令大师为之感动。


  历世贡唐仓大师简历


  第一世贡唐仓大师根敦彭措

  第一世贡唐喇嘛根敦彭措于藏历第十一饶迥土鼠年(公元1648年,清顺治五年)正月初八日出生在黄河首曲甲考达日则嘉山麓原董氏十八支之一的则卫香秀部落(原四川省阿坝州)。父名本秀,母名道吉堪召。15岁时随其叔格桑扎西赴藏,入哲蚌寺敦莽扎仓学经。先后从第五世达赖喇嘛、赤·洛智嘉措等大师座前聆受了多种深奥经教的传授,尤其奉第一世嘉木样协贝多吉为上师喇嘛,竭诚奉侍。大师学完五部大论,洞悉五般若精义,出类拔萃,被称誉为“哲蚌格西”。在获拉让巴格西学位后,准备随其叔返里,遵从嘉木样的劝告,留藏继续深造。入下密院习学甚深密宗金刚乘教理,成为显密兼长的大密宗师。恰扎巴·根敦彭措之名如雷声震空。
  土兔年(1699年),任西藏下密院翁则喇嘛(即领经师)。铁蛇年主持传授续部经教,达到很高的学术成就,章嘉·阿旺乔丹等拜他为师。其间,主持扩建密宗经堂,向第六世达赖喇嘛呈献三千五百两白银作为代金,获准将郎日溪卡划作下密院胜乐修供仪轨的基金,并主持修订、新镌拉萨版“四家合注”。火狗年(1706年)任下密院堪布,第二年就任降则法王,在职班禅大师座前聆受密集等教敕。土牛年(1709年),嘉木样回原籍建寺前,师徒曾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共同发愿。铁虎年(1710年),任白噶增巴的经师,住锡布达拉宫。
  木羊年(1715年),继佛陀第二宗喀巴的法位,任甘丹寺第50赛赤。火鸡年(1717年)七月,准喝尔蒙古的铁骑至达木,班禅罗桑益西和大师率三大寺喇嘛前往调解未果,准噶尔军进占拉萨,拉藏汗兵败被杀。土狗年(1718年)正月,在拉萨主持考察格西优劣,择其优者分别委任为后藏白居寺等百座寺院的堪布。土猪年(1719年),准喀尔人征调僧差,上师为五百僧人授戒,因名前均加“根敦”二字,故称“五百根敦”。
  铁鼠年(1720年),清军第二次进军西藏,驱逐准噶尔军。七月,七世达赖喇嘛赴藏途经林周县时,上师前往迎接。十一月初五,在布达拉宫以班禅罗桑益西为轨范师,上师任报辰师,为达赖喇嘛授沙弥戒。铁牛年(1721年),嘉木样协贝多吉示寂,上师敬献盛大供祭。
  上师的赛赤任期本来到水虎年(1722年)已满,因继任者赤钦·华丹智华前往青海调解罗卜藏丹津事件,任期延至水兔年(1723年)。上师在赛赤任期内,健全了讲听规程和各项制度;敦请罗卜藏丹津充任施主,用安多地方的年税为宗喀巴大师的银制灵塔饰金,被称誉为“甘丹大金塔”;主持对蔡贡唐各寺进行大规模修复,并为南处宏坛寺制定格鲁派寺院共同奉行的清规,使其成为他寺的榜样,被称为“贡唐三寺”。上师晚年大多住锡贡唐寺,弘传显密教法,由此,便把上师的历世化身称“赤钦·贡唐仓喇嘛”。木龙年(1724年),上师年届77岁,示现圆寂之象,首要弟子赤钦·阿旺乔丹等在贡唐寺前的玉原坪将其法体火化时,舍利上显出胜乐佛像。
  上师的亲传弟子除阿旺乔丹外,还有白噶增巴、下密院堪布根敦隆珠、郭莽阿奢梨罗桑丹曲、嘉色·益西扎巴、赛·阿旺扎西、德瓦·洛桑敦珠等多人。
  第一世贡唐仓大师根敦彭措,前半生正值五世达赖喇嘛执掌西藏政教大权的鼎盛时期;后半生,西藏地方战乱频仍,斗争激烈,上层多有变故。大师处变不惊,对所有一切不分亲疏,不偏不倚,稳若须弥,成为僧俗的精神柱石,政教两方面业绩卓著,被朝野视之如宝冠,为后世堪布和喇嘛的楷模。

  第二世贡唐仓大师阿旺·丹贝坚赞

  第二世贡唐喇嘛阿旺·丹贝坚赞于藏历第十二饶迥火羊年(公元1727年,清雍正五年)诞生在拉萨达孜县。3岁时,被奉迎到贡唐寺。5岁时,在嘉色·益西扎巴座前剃发出家,赐名阿旺·洛桑丹贝嘉参。7岁时,由该师授沙弥戒,入扎西郭莽扎仓。9岁时,当七世达赖喇嘛从西康泰宁返藏时前往迎接,曾受到达赖喇嘛、章嘉·若必多吉等的赞誉。
  火龙年(1736年),经拉卜楞寺德哇仓和赛仓活佛敦促,青海黄河南亲王福晋南嘉卓玛派达尔罕台吉等入藏迎请大师返里。藏王颇罗鼐禀明班禅后允准。七世达赖赐给一尊无量寿佛、堪布器物等丰厚礼品。途经乌盖寺小住,秋入拉卜楞寺闻思学院。
  11岁至20岁之间,在拉卜楞寺潜心学习显密二乘教理和文化课程,谦恭谨慎、苦学不倦。在第二世嘉木样季美旺吾座前聆受“慈氏五论”、般若、中观、俱舍和释量,广闻深思,学业日进。后拜数位金刚阿奢梨为师,聆受多种灌顶和随许、几种生圆次第的解说和传授,习学舞画唪(唪,佛教徒高声念经)三艺,精通了密乘之学。还拜师学习声明、诗律、历算和医学,名声日隆,著作甚丰。
  火虎年(1746年),前往上阿坝年孜寺,由赤钦·根敦彭措的心传弟子、堪布阿旺曲沛兼任亲教师和轨范师,向其授近圆戒。在传授胜乐灌顶时,阿旺曲沛将一世贡唐仓大师赐的那若巴的骨饰法衣给他戴上,说:“现在总算物归原主了!”这年秋至土龙年(1748年)八月,任举曼扎仓赤巴(即法台),依照西藏下密院的规范建立文殊金刚大轮、时轮等仪轨。其间,新建贡唐白楼。
  土龙年九月至水猴年(1752年)春,任拉卜楞寺第五任总法台(措钦赤巴)。是年,收到达赖喇嘛噶桑嘉措颁赐的文书、“熙热格特诺门汗”的封诰及堪布衣饰用器等。任总法台以来,建树颇多,功绩卓著,教学制度蒸蒸日上,四方信众纷至沓来。
  水鸡年(1753年),应夏河甘加部落僧俗之请,在甘加白石崖寺新建密宗扎仓,并予护持。
  木狗年(1754年),大法台洛桑乃旦圆寂,其实二世嘉木样晋美旺布远在西藏,大师遂应僧众之请,复出任拉卜楞寺第八任总法台,主持教学,并升座讲经。次年,辞去总法台职务。后在寺北山后新建益噶曲增静修院,在此住锡到33岁,勤备苦修甚深瑜伽,证得广大智慧。其间,还向前来求法者传授灌顶,教敕和随许。
  土兔年(1759年),章嘉国师在西藏期间,驻京呼图克图之一的达扎济仲活佛示寂。乾隆皇帝传谕章嘉国师:“需要一位好喇嘛以代替达扎济仲。”章嘉国师回奏:“甘丹赤巴根敦彭措的转世学识广博,性情温良,堪当此喇嘛之任。”大师奉旨于四月起程,途经青海塔尔寺、佑宁寺,今内蒙古阿拉善、鄂尔多斯等地,前六月十八日抵京,十九日觐见皇上,乾隆帝让御前一皇子跪行至大师面前参拜。闰六月十三日,为皇帝作祈寿法事,皇上赐给狐裘、羯磨念珠、大缎,以及黄缎坐褥、靠垫等。秋天,前往京西接驾时,乾隆帝传谕:“贡唐呼图克图不必跪拜。”后特制“贡唐呼图克图免礼”牌立于宫禁。是年,大师任金刚阿奢梨,为雍和宫新建的佛像开光。在京期间,每次觐见,都深受尊崇和殊恩,使一些娴熟朝章礼仪的大臣惊讶不已。自此赤钦`贡唐仓遂入清朝住京八大呼图克图之列,大师使拉寺出的第一名呼图克图,在北京雍和宫的寝舍至今犹存。
  土兔年(清乾隆24年)冬,大师身染时疫,皇上派太医前来视诊,章嘉国师回京后遵旨亲自作禳灾法事。终无效验,于藏历十二月三日示寂,时年33岁。铁龙年(1760年),由贡唐襄佐根敦智华将其灵骨舍利从京奉迎至拉卜楞寺。水马年(1762年),二世嘉木样晋美旺布大师为其灵塔隆重开光。
  大师一生,潜心学法,学识广博,法行谨严。致力于拉卜楞寺的教学和护持,两度出任总法台,多有建树;后奉旨入京,备受朝廷尊崇。可惜英年示寂,未能施展更大抱负。

  第三世贡唐仓大师贡却·丹贝仲美

  第三世贡唐喇嘛贡却·丹贝仲美于藏历第十三饶迥水马年(公元1762年,清乾隆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诞生在安多藏区东南的佐盖曼玛(今夏河县佐盖曼玛乡上隆康木村)“噶”氏家族。五岁时,第二世嘉木样晋美旺布力排众议,认定为上世贡唐喇嘛的转世。7岁时,被迎入拉卜楞寺,嘉木样大师为其授沙弥戒,赐名贡却·丹贝仲美,拜洛桑仁青为启蒙教师。铁兔年(1771年)八世达赖喇嘛降白嘉措按上一世喇嘛的规制赐给堪布用器、印鉴和封诰。水蛇年(1773年)正式入拉卜楞寺闻思学院,在嘉木样大师座前聆受多种灌顶、教敕和随许。15岁时,入“新论”学部,习学中观论,学识大进,出类拔萃,辨论时已无人与之匹对,并学会绘画和汉、蒙语文。
  土狗年(1778年),前往西藏深造,晋美旺布饯行时嘱咐:“完成学业后,务必立即返回,为本寺效力。我已如此年迈,你要为我分担辛劳。”八月初抵达拉萨,入哲蚌寺郭莽扎仓,拜阿奢梨格桑欧珠为师,刻苦攻读。21岁时,在八世达赖喇嘛降白嘉措座前受近圆戒,拜益西嘉参为师,研读各大寺教程。因在中观学部成绩优异,被破格授予“拉仁巴”学位而入“尕仁巴”学级。
  火马年(1786年),参加拉萨祈愿大法会辩经,对僧众提出的辩难,都能对答如流,上下皆心悦诚服,赞叹不已,因而正式获得拉仁巴学位。在西藏求学期间,大师撰写的《辨了不了义释难馀论》、《戒学总纲》、《缘起探讨》、《俱舍论八品注疏》、《般若第四品总纲》等论著,在哲蚌寺广为流传,在西藏知识界声誉卓著。这一年,晋美旺布专程赴西藏接他东归,十一月初九日抵达拉卜楞寺。大师呈献一对镏金宝幢,奉安于大经堂之顶。
  火羊年(1787年)夏,大师来到下静修院,初次宣讲《菩提道次第论》,听者盈门,都说一年的修习都难以获得如此大的启迪。同时,在嘉木样大师座前进一步聆受有关历算、诗学、教法源流等的教诲,从阿旺诺布跟前学习医药学,还撰写《三解脱门之建立论》、《四谛建立论》等许多著作。
  铁狗年(1790年),前往四川嘉绒地区的达仓寺讲经。翌年,遵照嘉木样谕示,赴教派林立的上阿坝兴建郭莽德庆林寺,建续部经院,出任赤巴(法台)。
  水鼠年(1792年)至土马年(1798年)之间,任拉卜楞寺第21任总法台(措钦赤巴)达六年之久,精心管护寺院,主持迎请嘉木样转世事宜。履任之初,针对执事人员姑息宽容、讲修风气日渐衰败之情,大师以极大的毅力,千方百计,以理说服与僧纪约束相结合,狠抓整肃,才使教学秩序恢复原状。并颁布一系列禁令,补充修订寺院章程,整肃寺规民约。由此僧众讲辩风气日盛,尤其重视对律藏的修持,寺院涌现出一批虔诚的学僧,从而使拉卜楞寺的教学水平空前提高,遐迩闻名。从火蛇年(1797年起),兼任青海佑宁寺和拉卜楞寺两寺赤巴,在三年任期内,把教学置于首位,使佑宁寺戒律谨严,僧众注重讲听,人才辈出。大师以拉卜楞寺作为根基,亲自或委派精通经论的弟子前往观摩督导,从北方的佑宁寺到南方的嘉绒仓寺,安多地区南北诸寺皆以讲听“五部大论”为主进行教学,从而奠定圣教基础。大师功绩,彪炳千秋。
  土马年(1798年),主持新建佐盖多玛噶丹热吉林寺,出任嘉木样转世的经师。
  铁鸡年(1801年),向拉卜楞寺祈愿大法会呈献有名的“贡唐盛大布施”,并陈列亲自制作的十八种奇妙供品,后到恰盖寺、佐盖新寺、达仓寺等处视察教学情况,传授灌顶和随许。
  水狗年(1802年)二月,开始修建现见解脱大金塔(俗称贡唐宝塔),在蒙古苏尼特旗敬造镏金*轮等饰件,三年后建成。木牛年(1805年)正月初十起,举行金塔开光仪轨。大师撰写《塔志·巨大天鼓》。嘉庆帝听闻建塔之事,颁赐“佛光普照”金匾。
  后思虑到要撰写历世大德的传记,并摆脱声名之累和人世喧闹,大师遂决定不再外出,从他45岁以后轮流住锡本寺和静修院,闭关静修,以证道果,其间撰写出一些专著。
  土蛇年(1809年),因嘉木样赴西藏深造,僧众扩大会议请大师出任法台,大师婉辞。从这年8月13日开始朝圣,大师轻车简从,像遁世者那样,除几头骡子外,行装很少,先后到青海夏琼寺、塔尔寺、赛珂合寺、却藏寺、玛藏崖寺(白马寺)、瞿昙寺、塘尔垣寺、巴州寺、甘肃永靖罗家洞、白塔寺、安刚寺、炳灵寺等安多的主要佛教圣地进行朝拜供施、发愿回向,视察各寺院的教学情况,向僧俗传授灌顶、教敕、随许,广结法缘。
  铁马年(1810年)四月起,向来自塔尔寺、文都寺等处的两千多僧人传授“弥扎百法”灌顶。是年,西藏摄政济隆丹贝贡保来信请他出任九世达赖喇嘛的经师,清朝皇帝也通过西宁办事大臣两次传旨敦请,大师坚辞,隐居不出。
  木狗年(1814年),撰写《对话剧本·引入正道之游戏》、《正法檀板》等。
  大师晚年,除潜心修持、勤奋著述外,还向四方信众广施法雨,为具缘弟子授戒,向各寺广作布施,莲足两次莅监安多藏区南北各寺,督导寺院教学。
  水羊年(公元1823年,清道光三年)五月十三日示寂,终年62岁。其灵骨舍利,奉安于银制灵塔(现存于贡唐宝塔之中)。
  三世贡唐仓大师学贯三藏,法行高洁,学识渊博,好学乐施,平生致力于教务,多次外出巡视督导,对佛教教育贡献巨大,位居中国藏传佛教历史上最著名的大活佛之列。大师才华横溢,勤于著述,著作等身,许多作品至今被译为英文、德文出版。12函作品中除宗教论著外,《水木格言》等文学作品,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第四世贡唐仓大师贡却·丹贝嘉措

  第四世贡唐喇嘛贡却·丹贝嘉措于藏历木猴年(公元1824年,清道光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诞生在拉卜楞寺邻近的扎油,姓董氏 。土牛年(1829年)四月十五日,由第三世嘉木样·久美嘉措主持认定为上世贡唐仓的转世,于九月初三日迎请到寺,登席继位。
  铁虎年(1830年)正月,在嘉木样大师座前受沙弥戒。木羊年(1835年)春,入闻思学院,思维敏捷,对教理领悟甚快。
  铁鼠年(1840年)春季学期升级穿插辩论时,屡挫辩论高手,嘉木样大师十分喜悦。夏天,为了赴西藏求学,前往青海河南蒙旗及欧拉、上下阿树、安曲查理寺及寺属八大部落。各地举行盛大宴请,并馈赠丰厚程仪。
  铁牛年(1841年),18岁,赴藏深造。与火尔藏仓·丹贝尼玛一起前往礼供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参加十一世达赖喇嘛凯珠嘉措登席庆典,敬献白银、乘马等礼品,拜见摄政察道尔诺门汗、达察济隆华丹益西,第穆呼图克图等显要和大德。冬季学期正式入哲蚌寺郭莽扎仓学经。
  水兔年(1843年),到江孜、扎寺伦布寺朝礼。七月初一,在七世班禅丹白尼玛座前受近圆戒。后朝礼了纳唐寺、大慈寺等胜迹。
  木龙年(1844年),参加七月柔扎法会辩经,获得格西学位,西藏地方政府官员、郭莽扎仓襄佐(襄佐,主持全寺政务)等赠送礼品,表示祝贺,冬季学期般若班结业辩论时,主考人员交口称誉他为“对答如流的格西”。从十二月起,前往后藏、萨迦、夏鲁、沃喀、桑日唐玛等寺、雅隆三胜迹,以及桑耶、甘丹寺、色拉寺进行朝礼、供施。
  木蛇年(1845年),与火尔仓一道启程返里。先到科才拜见了嘉木样大师,抵寺后向寺院赠送成套法舞舞鞋和许多礼品。后在火尔仓多仁巴座前聆受有关中观的论述和释难,并开始修习密宗总义。
  火马年(1846年),向襄佐念智嘉措、堪钦·图丹嘉措等五百喇嘛、僧人传授绿度母等的随许。是年,贡唐黄楼竣工,赐名“妙善之源吉祥殊胜殿。”
  土猴年(1848年)八月,出任甘加白石崖赤巴,恢复该寺教学制度,给予多方护持,至翌年11月,辞去该职。
  铁狗年( 1850年)五月,应青海河南亲王扎西旺杰之请,就任乌尔盖寺赤巴之职。其间,向四方信众传授灌顶、随许,弘扬教法,广结法缘。并拜智贡·丹巴热吉为师专门学习声明学。十一月,却藏·图丹热吉前来调解隆务热贡与拉卜楞的纷争,大师作为拉卜楞寺的主要代表,通力协作,使纷争冰释,众生和睦,并主持仪式祝贺调处成功。
  木兔年(1855年)八月至土羊年(1859年秋),履任拉卜楞寺第四十八任总法台。大师在就职演说中,强调“制度之本在于严守纪律”。一再重申:委任执事人员,不准钻营,不得提携亲信,并大刀阔斧、铁面无私整肃僧纪。从纠察僧人和大小活佛的随侍人员中清查出一批不良之徒,对其中涉嫌洒色偷窃的三人,张榜开除其寺籍;一部分劝其退寺;大部分品行有污的人难以混日而自动离寺。这样前后让一百多个违犯戒律者还俗,从而彻底清除了寺院的污垢。大师经常强调环境和殿堂、住所的卫生,督导寺院执事人员到寺院各处巡视,检查卫生,使寺院经常保持清洁,时常督促僧徒注意衣着。由此,拉卜楞寺卫生和僧貌成为其他寺院的楷模,被称誉为“威严贡唐之圣教二洁”(即僧纪严明、僧貌整洁)。
  五年任期内,大师从未放弃教务而前往他处。每一个月学期中亲自讲授教程500页,同时主持各种考试,奖优罚劣,使全寺出现好学上进的风气,教学成绩,有目共睹,在此期间拉卜楞寺涌现出众多格西和各种专业人才。任期内,对夏季学期的讲经法坛进行扩建,对丹贝仲美大师的德样宫进行改装修饰,重编了藏经楼经书目录,补充缺书,奉献经书包袱。对本寺印经院、贡唐印经院、佐盖新寺印经院的印版和字体一直精心监管,大量印制教材,并使印刷质量大有提高。在繁忙的教务之外,还向本寺和外地来的僧众传授多种灌顶、教敕、随许,并应一些寺院和村庄之请,前往弘传教法。
  大师的著作思想深邃,文辞优美,著名的有:《现观壮严论注解及章节》、《入中观论提要》、《林赛详说》、《佛本生补遗》、《上师喇嘛和相应喇嘛甚深瑜伽要义大全》、《第三世嘉木样大师圆寂纪念日祷辞》、《密集喇嘛瑜伽传承诵念法》、《苏尼特右旗夏珠达吉林寺清规·摩尼宝饰》、《三十五类意义修饰习作》、《声明学散论》以及游记等多种。
  土羊年(1859年,清咸丰九年),甘肃莲花山修复圣山佛殿,再三邀请大师前住主持开光和嘛呢丹丸修供仪轨。守关的汉官张贴告示,晓喻民众:“贡唐仓佛爷在此住锡其间,汉藏香客不得酗酒斗殴;修供期间要断绝酒肉、葱蒜及黄烟等物。”五月初,大师抵达圣山,主持嘛呢丹丸修供仪轨。返寺后主持夏季法会的背诵考试,充任七月柔扎法会施主,发放布施。八月初五日,主持秋季学期背诵考试返回后示现病象,且日渐沉重,遂于十六日辞去赤巴之职,十九日圆寂,终年36岁。念智隆多尼玛主持焚化灵体,襄佐贡却嘉措等敬造银菩提塔奉安灵骨。
  第四世贡唐仓大师聪明好学,法行谨严,赴藏深造,成为有名的格西;返里后历任甘加白石崖寺、青海乌尔盖寺赤巴,多方护持。任拉卜楞寺总法台期间,全力主持教务,极重学风僧纪,整肃寺院,功绩卓著,呕心沥血,终于厥职。

  第五世贡唐仓大师嘉样·丹贝尼玛

  第五世贡唐喇嘛嘉样·丹贝尼玛于藏历第十四饶迥铁猴年(公元1860年,清咸丰十年)五月四日诞生在科才部落(今夏河县科才乡泽伟村),父名德钦达吉,母名索南吉。四岁时由第四世嘉木样大师认定为上世喇嘛的转世。木鼠年(1864年)十月十五日,迎至贡唐拉章,神降节之日,在喜饶嘉措大师座前出家,赐名嘉样·丹贝尼玛。后拜格桑嘉措为诵读教师。火虎年(1866年)四月十五日,在喜饶嘉措大师座前受沙弥戒,13岁,入闻思学院,拜多仁巴·顿悦嘉措为经师。聆受五部大论,循规蹈矩,勉力求学。火鼠年(1876年)参加辩论时,与索智仓活佛的转世索南嘉措一起就《悟慧论》立宗辩论,大师引经据典,妙语如珠,使众多学者心折。
  铁龙年(1880年),请扎尼堪钦·阿旺图丹嘉措到贡唐勒德样宫,正式受近圆戒,五供节向僧众奉献盛大供养。
  木猴年(1884年)五月,启程进藏,其时正值喇嘛噶绕在藏,遂住锡策墨林寺。从十月二十一日起开始朝圣礼佛,依次朝礼蔡贡唐寺、扎耶巴寺、仁钦岗寺、曲科杰寺、拉摩朗错神湖、桑日康玛寺、邓萨梯寺、桑耶寺、札什伦布寺、纳塘寺、大慈寺、聂塘寺等卫藏著名道场。
  木鸡年(1885年)祈愿大法会期间,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莅临经会,大师以施主身份亲致祝辞,敬献白银二十八锭,向万名僧人供饭一天,并广作布施、施舍。会供法会结束后,启程返里。九月初十日,在第四世嘉木样大师座前聆受鲁鄂哇教法之六十二尊胜乐金刚灌顶。
  火狗年(1886年)夏季学期,就律学立宗辩论,受到密乘学者盛赞。秋,出任热吉林新寺赤巴。翌年祈愿法会后,回到本寺,在嘉木样大师座前聆受教敕,在阿旺图丹嘉措大师座前,先后聆受《噶当师弟问道录》和热振寺、八邦寺所传许多稀见法流的传授,向远道而来的蒙古信众传授灌顶。后前往佐盖,兼任日多麻寺赤巴,在新寺对诵经音调和印经技术进行严格考试,加强寺院教学制度的管理。
  土鼠年(1888年)祈愿法会后辞去日多麻新寺赤巴之职,二月十五日就任西仓新寺赤巴,认真主持背诵考试,严格各项教学制度。之后,前往车巴沟、西仓牧区和拉仁关等地传法。
  土牛年(1889年),因患疾病,遂遵嘉木样大师的谕示,整年闭关静修。八月底,其师阿旺图丹嘉措示寂。敬献沐浴承侍和赙仪基金;向西仓新寺呈献公共基金后,辞去赤巴之职。
  从铁虎年(1890年)夏天起,在甘加白石崖寺长期担任赤巴,整顿教学制度,制定开支计划,对寺院各方面予以护持。
  水龙年(1892年)五月,出任拉卜楞寺喜金刚学院第九任赤巴。任期内,增加各种正常开支,整肃寺规,使会传制度更加细致严密。翌年正月,新绘制的香巴拉二十五代法胤画像告成,恭请嘉木样为之开光,呈上赴准噶尔和喀尔喀的报告,嘉木样大师嘱咐:“你到蒙区,要利益圣教众生。”年末,将赤巴之职移交萨木察仓。
  木马年(1894年)春,大师启程,途经青海塔尔寺、甘肃甘州,抵达额济纳土尔扈特。翌年,应准噶尔阿勒泰和土尔扈特四部的敦请,大师莲足遍及阿勒泰金山南北,弘扬宗喀巴大师开创的教理,进行饶益众生之盛事。火猴年夏,返回本寺。
  土猪年(1899年),道经额济纳土尔扈特到杜尔伯特(外蒙),途中向夏鲁活佛等传授灌顶、教敕。翌年,抵达乌梁海,传授各种经典。途经塔尔巴哈台(新疆塔城)和乌鲁木齐等地,向信众传授灌顶和随许,在郡王府传授观世音随许,向三十四位修士授近圆戒,向土尔扈特王爷传授狮面母随许。
  铁牛年(1901年),为重建贡唐宝塔,前往达里甘戛传法,后抵多伦淖尔,建起敬造八大菩萨的作坊。翌年,前往喀尔喀,在车臣贝子寺传授弥扎百法之灌顶,后应乌里雅苏台大臣敦请前往,赠予大师丰厚的礼物,于十一月返寺。
  水兔年(1903年)夏,遵照嘉木样的托付,出任拉卜楞寺第六十九任总法台。木蛇年(1905年)七月柔扎法会期间,呈献全部常例和额外开支,奉献盛大供养,后辞去总法台之职。
  火马年(1906年),为嘉木样大师赴藏筹集经费,第三次赴蒙古地区,在贝子寺、扎哈沁、乌梁海等处,向信众广施法雨。年底,返回。翌年,在贡唐现见解脱大塔四周镶嵌上镏金八大菩萨像,维修贡唐黄楼和白楼,建成显密法苑。
  土鸡年(1909年),拉卜楞寺建寺二百周年,三月初五,恭请嘉木样大师到囊欠,敬献白银、日用物品一千多种,作为赴藏程仪,后任科才寺赤巴。翌年,科才寺迁回原址,建成经堂和寝舍。
  铁猪年(1911年),到赤钦·根敦彭措的诞生地,煨桑祭祀,竖立经幡,后在查里寺会见安曲仁波且,到达仓寺、噶钦寺、格迪新寺、郭莽寺等处广结法缘,并调解哇秀嘉仓与齐哈玛之间的纠纷。
  火鼠年(1912年)夏,前往青海迎请嘉木样,并朝礼塔尔寺。返回科才寺,整顿教学和经会秩序,使其年节喜庆和祈愿法会皆按拉卜楞寺的规范举行。翌年六月,辞去赤巴之职。
  木虎年(1914年),第四次赴蒙古弘法,三月中抵喀尔喀,后与当时被清朝奉为国师的哲布尊丹巴的第八世转世相会,互赠礼品;抵布里亚特苏里台寺等处,传授灌顶、随许,并应三十多座寺院之请担任名誉寺主。后来我国东北的哈尔滨坐火车抵京。在京二十天中,朝礼圣迹,参观名胜。后赴五台山巡礼诸多圣地。十一月初,返回本寺。
  火龙年(1916年),第四世嘉木样大师圆寂。土马年(1918年)青海西宁马麒的兵马袭击拉卜楞寺,摄政阿莽仓示寂,当此多事之秋,摄政之职责无旁贷地落到大师肩上。大师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小心谨慎,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灵活地采取对应之策,护持寺院,治理地方,为寻找新的转世尽心竭力。
  铁猴年(1920年)正月,大师前往西康理塘彩玛村,二月十五日,在理塘大寺弥勒佛像前为嘉木样的转世剃发授戒。后赴青海,多方疏通,几经周折,才于神降节之日将转世迎至拉卜楞寺,大师献上曼荼罗和数以千计的礼品,呈交禅师印、册,辞去摄政职务。
  大师62岁以后,轮流住锡于寺院和静修院,向各方信众传授灌顶、教敕、随许。木鼠年(1924年)九世班禅大师法驾莅临凉州(今甘肃武威),大师专程前往拜谒。
  木牛年(1925年)秋,大师前往泽伟静修院,九月初八日,在外香寺圆寂,终年66岁。
  著作有《呈献达赖喇嘛图丹嘉措祈祷长久住世文和曼荼罗颂辞》、《章嘉活佛传记补遗》、《赤巴演讲录》、《安曲查里寺讲义》、《欧拉赛勒合山川祭辞》以及听讲笔记、书信、条例等多种。
  大师一生,莲足遍及全藏,远涉内外蒙古,弘扬圣教,广施法雨。曾任数寺赤巴及拉卜楞寺总法台,主持教务,精心护持。晚年值多事之秋,出任摄政,主持迎请嘉木样大师转世事宜,尽心竭力,功绩卓著。

  第六世贡唐仓大师久美·丹贝旺旭

  第六世贡唐喇嘛久美·丹贝旺旭于藏历第十五饶迥火虎年(公元1926年,丙寅)正月十三日凌晨诞生,其父为辖美土司久美道吉,母名完噶吉,其母回娘家热合东土司家(均在今四川省若尔盖县)生育。生时天降火球,星命占有四寅(寅年、寅月、寅日、寅时)
  第十六饶迥火免年(1927年),佐盖赤巴热合东藏拉噶钦巴赐名班钦嘉。
  铁马年(1930年),贡唐管家金巴赛多前往征集转世名单时,热合东土司未直言相告。后经鹿羔湖畔长须老者指点,二次去访时,一小孩来到管家跟前,土司说:“这孩子是辖美土司寄养在我家的。”后经追问,始知其名字、年龄。
  铁羊年(1931年)二月十一日,第五世嘉木样在本道释迦佛像前问卜,认定班钦嘉为贡唐仓·丹贝尼玛的转世。贡唐拉章向热合东、辖美两方赎身,神降节奉迎入拉卜楞寺贡唐拉章,登席继位。
  水猴年(1932年)正月初八日,在贡唐格勒德样宫,由久美陈勒嘉措任依止师、由十世班禅经师桑科·久美仓任轨范师,授沙弥戒,赐名久美·丹贝旺旭·久扎秀理南嘉,开始启蒙胧教育。三月,请毛尔盖·图丹嘉措为经师。大师聪明伶俐,学习勤奋,悟性甚高。
  木狗年(1935年),前往安曲查理寺拜见安曲仁波且·嘉样钦热嘉措。十一月十一日,向拉卜楞寺总法台德瓦仓报到,签发了正式入闻思学院学习证书。
  火鼠年(1936年)第九世班禅却吉尼玛莅临塔尔寺,嘉木样师徒四月二十五日于甘加赛钦滩设灶郊迎,六月十五日,班禅大师在拉卜楞寺赐传时轮大灌顶。
  火牛年(1937年)在贡唐拉章为嘉木样赴藏深造设宴饯行,呈送曼荼罗等礼品、程仪,并亲自送到果洛。
  土虎年(1938年),因食韭菜中毒,病情严重,嘉木样大师从西藏来电慰问,后遵辖美洪拉等大师“赴南方为宜”的谕示,启程南行,过墨曲河后不治自愈。在查里寺,安曲仁波且传授长寿等灌顶。
  土兔年(1939年),先后在久美陈勒嘉措座前聆受弥扎、金刚曼、瓦日百法及各种修法的灌顶、教敕、随许。正常经会和课程,从不缺席。
  铁龙年(1940年),前往熙美朵滩迎接嘉木样大师,六月中,参加河南亲王丧仪。
  水羊年(1943年),在久美陈勒嘉措座前专门请授洛扎耳传、文殊*轮、十三金法等的灌顶、随许。
  水猴年(1944年),安曲仁波且圆寂,前往查里寺致祭。双岔与热合东发生草山纠纷,拉卜楞寺派人调解后,大师应请向双方传授大悲观世音灌顶。冬季学期,与德查·益希嘉措结伴就《般若论》立宗辩论,被认为思维敏捷,对教程理解深刻,获学者的赞誉。
  木鸡年(1945年),为去安曲查里寺主持教务,向嘉木样大师呈上报告。护持查里寺华丹玛桑林多年。夏,回故乡辖美,认定洪拉大师的转世。
  火狗年(1946年),六月十五日起,应青海河南蒙旗卡松僧俗共请,在泽曲噶玛滩首次传授时轮大灌顶,僧俗万人参加法会。秋,在查里寺始建设置协敖和考取多仁巴学位的制度,由此,寺院管理健全,教学质量提高。
  火猪年(1947年),得悉嘉木样大师圆寂之信,迅即返寺,举行盛大祭供。秋,应嘉绒地区卓克基、松岗等土司之请前往传法。十月,在卓斯甲大悲观世音佛像前传授大威德自入仪轨时,佛像上流出甘露,众人共睹,从此,该地信众对大师无比崇信。
  土鼠年(1948年),三月十五日起,应松岗土司贡保南嘉等的恭请,在松岗曲波闹布林寺传授时轮大灌顶(第二次),大小土司等三千人参加法会,大师对当前和长远之事给予重大教诲,该地种植大烟的陋习从此根除。三月,获悉恩师久美陈勒嘉措示寂,立即返回拉卜楞寺,朝拜灵体,举行盛大祭供。秋,带领翻译秘书高瑞(吴振纲)等百人前往塔尔寺,神降节,请第十世班禅却吉坚赞确定安曲仁波且的转世。
  土牛年(1949年),五月赴查里寺,主持安曲仁波且的转世登席继位。八月十五日起,应故乡辖美之请,传授时轮大灌顶(第三次)。九月二十二日,与萨木察仓一同主持,奉迎德赤·图丹嘉措入寺登席。彼时,外国传教士劝其出国,大师坚拒。闻讯解放军已抵河州,敦促佐盖土司前去接洽。
  铁虎年(1950年),为解决查里寺僧人饮水之难,大师设计用竹筒将山上泉水引入净厨,由此,持棍跛行者大减。
  铁兔年(1951年),拉卜楞寺六大学院执事、亲王府、各部落共同推举,由大师主持迎请班禅前来认定嘉木样转世。三月初三日,在西宁向班禅大师呈送报告。十月初一日,班禅大师在拉卜楞经堂前世灵塔前确定转世(第六世)。年底,赴京出席全国民族工作扩大会议。在西安初次会见碌奔·喜饶嘉措大师,习仲勋设宴招待。在会上,大师就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宗教信仰自由和保护寺院作了发言。
  水龙年(1952年)二月十一日,第六世嘉木样登席继位,大师献上丰厚礼品。夏,因四川黑水地区尚未解放,游勇散卒四处骚扰,大师前往松潘、茂汶、汶川等地,向各土司多次宣传争取和平解放的好处。在马尔康受到天宝等四川省军政领导的接待和赞扬。
  水蛇年(1953年),在噶科的柳林中搭帐房养息,并修建一房,赐名“丹达林”(四川红原县)
  木马年(1954年),根据嘉木样大师的谕示,拉卜楞寺僧众大会派代表尕藏等到丹达林,敦请大师出任总法台,大师允准。神降节,正式履任拉卜楞寺第八十五任总法台。任期内,大师除主持日常经会、教务外,还广为布施,改善僧人学经生活条件。其时,拉卜楞寺僧侣三千,活佛、格西云集,施主人财两旺,贡唐拉章也十分兴盛。
  木羊年(1955年),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首次莅临拉卜楞寺,传授大悲观世音灌顶。后,班禅大师莅寺,传授独雄大威德灌顶。九月十九日,经师毛尔盖·图丹嘉措圆寂,大师悲痛莫名,举行盛大祭供。
  火猴年(1956年),八月十五日起,应青海河南蒙旗达参部(今赛龙乡)之请,在塘嘉高传授时轮大灌顶(第四次),三省二十一县的僧俗万人参加法会。针对当时三省边界地区不靖,大师宣讲国泰民安之理。夏,在噶科洛发现一药水泉,并为之开光,被称为“贡唐药泉”。
  火鸡年(1957年),应卓尼车巴沟等僧俗之请,从三月十五日起,向热丹嘉措为首的僧俗信众万人传授时轮大灌顶(第五次)。秋,辞去总法台之职,前往查里寺。在噶科基本建成贡唐和平乳品厂和小学。是年,大师的诗学著作在佐盖新寺刻出。
  土狗年(1958年)春节,大师主持编导、上演丹贝仲美著的《琅吉惹哇王传》,对戏剧艺术有所创新。二月十五日起,根据原来之请向安曲查里寺僧俗信众一万多人传授时轮大灌顶(第六次)。当时,有人奉劝大师出国,大师不为所动。后接到四川省“请来成都有事相商”的通知,启程前往,沿途朝礼峨嵋山普贤菩萨的道场。旧历四月初八(5月22日)夜半在成都被捕。后贡唐拉章也驻进工作组,大师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所有财产充公。四月,从成都由火车押送至兰州城内监狱,后移往大沙坪监狱。土鸡年(1969年)三月,被送到平凉监狱。
  从土狗年四月至土羊年(1979年)三月,在狱中度过二十一个春秋。其间,大师除学习汉语汉文外,还阅读政治著作,学习制鞋、修理、图案设计等技术。
  土羊年(1979年)四月十三日获释。回合作小住后,四月二十日起,同黄正清等老干部一道前往成都、重庆、武汉、井岗山、杭州、上海、南京等地参观。年底,被选为甘肃省政协常委。后,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他无罪,予以彻底平反。
  铁猴年(1980年)公历三月三十日到拉卜楞寺,在曼巴扎仓经堂接受朝拜,朝礼所余圣物。 后,前往桑科、科才、博拉、阿木去乎、扎油、佐盖等地,沿途接受群众朝拜。反复宣讲办学读书的重要,并向十所学校捐资万元。九月,班禅大师视察拉卜楞寺,委任大师为寺管会主任。
  铁鸡年(1981年),在成都度过藏历新年, 后回拉卜楞寺为二百多位活佛和僧人划分宅基地,研究文物保护和佛殿维修事宜。甘南党政领导向省上请示,省上动员大师协助各级政府调解卓尼与佐盖、科才与青海河南蒙古自冶县赛龙乡等的边界纠纷。冬,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水狗年(1982年)秋,赴川调解草山纠纷。七月初二日,在交界处,大师对云集的信众宣讲社会稳定、地方太平之理。九月二十三日,班禅大师莅临拉卜楞寺,大师汇报两年管护寺院情况,举荐嘉木样大师出任寺管会主任,陪同班禅大师视察甘南7县、阿坝州若尔盖、红原、马尔康、理县等,送至成都。
  水猪年(1983年)七月,参加调解青海河南蒙县外斯与甘肃玛曲佐盖尼玛的边界争议。主持欧拉寺开放仪式。在熙美朵塘捐助学校牧场基金。
  木鼠年(1984年)三月,政协甘肃省五届三次会议上被选为副主席。应一些寺院和村庄之请传授灌顶、教敕、随许。
  木牛年(1985年)四月,闻迅拉卜楞寺大经堂失火,迅速赶来,与嘉木样大师一同将历世上师的骨灰奉迎至图丹颇章佛宫。后赴京汇报,国家决定拨款修复大经堂,由二位大师主持其事。七月,出任拉卜楞寺大经堂修复委员会副主任。十月,赴藏考察佛殿建筑,朝礼各圣迹,特地去哲蚌寺郭莽扎仓夏扎康村、蔡贡唐寺瞻仰、礼供。在甘丹寺讲经传法。后抵札什伦布寺,向班禅大师请授长寿灌顶。朝拜大昭寺和三大寺时出现多种奇兆,大师广为布施。
  火虎年(1986年)八月,赴西宁参加五省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十一月,任中国佛教代表团团长,赴尼泊尔首都出席世界佛教联谊会第十五次会议,朝礼佛陀诞生之地蓝毗尼园等圣地。后经泰国、香港回京。
  第十七饶迥火兔年(1987年),大师62岁。在科才度过藏历新年后,赴京出席援藏基金会成立大会。七月初十起,在拉卜楞寺向僧俗四千多人传授金刚曼灌顶,七月二十九日,大师亲自为大经堂上梁。九月十九日,在佐盖多玛寺传授金刚手大灌顶。
  土龙年(1988年)元月,作为班禅大师的随行人员前往拉萨。六月二十五日起,应阿万仓僧俗之请,在贡赛卡道传授时轮大灌顶(第七次),藏区一百多座寺院的一万三千僧人、十万信众参加了本次大法会,大师还附带宣讲计划免疫和发展藏族教育的重要,向各校捐资四万多元。
  土蛇年(1989年)元月,与嘉木样一同赴藏朝礼,抵日喀则参加班禅东陵札什南捷祀殿落成典礼,二十四日班禅大师向来宾作重要讲话,大师对班禅说:“为弘扬教法,现在您保重法体至为重要。”二十九日,在成都得悉班禅大师圆寂之讯,即返拉卜楞寺主持盛大祭供,二月十五日赴京参加班禅大师追悼大会,后向中央就寻找班禅大师转世提出重要建议。是年,前往扎油、辖美、达仓、郎木寺等处传法。
  铁马年(1990年)元月,应邀赴莫斯科出席人类环境发展全球论坛会议,大师也就人类环境保护作了发言,并出席总统戈尔巴乔夫举行的招待宴会。藏历年上,与兄曲俊嘉、弟嘉样丹增团聚。五日,为大经堂建成向僧众传授发愿灌顶,再次出任拉卜楞寺总法台(第九十一任)。七月二十五日,主持大经堂落成典礼。九月,赴意大利出席世界宗教界保卫和平会,到巴里神学院演讲,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参观梵蒂冈。
  铁羊年(1991年)藏历二月十一日,寻访贡唐宝塔遗址,三月初八日在遗址举行治地仪轨,二十五日在曼巴扎仓经堂向三千多僧众传授弥扎灌顶。其时净水碗中出现莲花,天空出现彩云。五月,应青海河南蒙县僧俗之请,在玉赤滩向汉、藏、蒙古等各族信众十万多人传授时轮大灌项(第八次)。六月十三日,辞去总法台。八月十二日起,应若尔盖辖美僧俗之请在玛茂塘传授时轮大灌顶(第九次),有僧俗信众十八万人参加本次大法会。九月一日,在拉卜楞寺与嘉木样大师等共同确定火尔藏仓、萨木察仓、恰盖仓的转世。
  水猴年(1992年),四月初八日,在曼巴扎仓灵塔前卜算确定青海云日仓活佛的转世,二十二日视察宝塔复建工程。五月,应请赴莲花山传法。六月,前往青海久治县,十九日晨在玉则山熙措湖傍新建拉则时,天降甘霖,雷鸣虹现。
  水鸡年(1993年)元月,应美国施主及佛教团体之请赴美,在洛杉矶向各肤色信众数百人传授红黄文殊随许。与施主一同应邀出席美国总统克林顿就职宴会。二十七日回国。再次被选为第八届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四月,前往塔尔寺朝礼,发放布施。六月回拉卜楞寺,根据嘉木样大师谕示,在新建的大经堂应火尔藏仓、萨木察仓、阿莽仓、德唐仓、琅仓、恰盖仓等请,传授独雄大威德等的灌顶,初结法缘。僧众专门举行法会,祷祝大师长久住世,弘法济生。七月二日,大师与拉卜楞寺诸高僧大德一同将丹贝仲美灵骨舍利奉迎至贡唐宝塔,为尼泊尔工匠敬造的无量光佛像装藏,积极筹备宝塔开光典礼,国内外三万多来宾参加了这一盛会。九月,大师出席93届国际孔子文化节并登泰山。十月出席全国佛教协会六届会议,再次当选为副会长。之后赴承德朝礼圣迹、参观名胜。
  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农历六月初三至初六),大师应夏河县桑科乡僧众之请,在桑科草原向国内外四十多万信众传授第十次时轮大灌顶,盛况空前。甘南合作寺重建九层庙时大师捐资十一万元,十月大师亲自为其主持开光典礼。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二月十二日,大师应中国五代十国吴越国王钱镏第三十三代孙,“一代蛇王”钱龙飞先生的恭请,亲率二十多名弟子,来到南国广东,为钱先生所建飞龙世界之雷峰塔、白蛇庙开光,粤港澳近十万人慕名前来,请求大师摩顶祝福。
  一九九五年,四月,在嘉木样大师和贡唐仓大师的调解下,青海省河南县柯生乡与甘肃省玛县尼玛乡长达三十多年、死伤二十多人的边界争议终于达成和解协议。五月,赴天水朝礼麦积山、净土寺、南国寺等胜迹。六、七月在拉卜楞寺应土观仓、火尔藏仓、萨木察仓、阿莽仓、喇嘛尕尔若等本寺及甘、青、川各佛教教派的一百多位活佛、教敕八十五圣者随许。十一月赴北京参加第十世班禅大师转世灵童寻访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
  (历世贡唐仓大师简历主要根据噶·罗桑华丹编写的藏文稿,纪天材编译稿整理)


  后记


  走进活佛的世界


  说起藏区,人们很自然就想到蓝天、白云下绝世耸立于祖国西南边陲的西藏,想到那里法号悠扬、经幡飘动的金顶寺院;吃糌粑、牛羊肉,喝酥油茶、青稞酒,任高原氧气稀少、紫外线强烈,我自面色黝黑,身体强健,策马奔驰的藏族同胞……
  无疑,西藏是中国藏区的中心、世界佛教中独树一帜的一大体系藏传佛教的圣地。但中国藏区并不仅仅是西藏,在位于青藏高原东部、东北部边缘的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份的草原上,还分布着广大的藏族聚居区。在藏民族的传统习惯中,这里被称为安多藏区和康巴藏区,它们与过去被称为卫藏的西藏一起,组成了中国的三大藏区。
  本书所写的第六世贡唐仓·丹贝旺旭大活佛,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大师是中国西藏甘丹寺第50任赛赤根敦彭措的第六世。甘丹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执掌西藏政教大权的时代,三大寺左右着西藏的政教事务,其中哲蚌寺和色拉寺的寺主历来由达赖喇嘛兼任,而宗喀巴亲任第一任大法台的甘丹寺却有自己的寺主——甘丹赛赤。赛赤,藏语的意思是“金席”、“法台”,即宗喀巴所遗法位传位于最上高僧。在藏族人民的看法中,甘丹赛赤仅次于达赖、班禅,而在其他所有喇嘛之上。据传宗喀巴生前曾讲过,他将来还要转世回来担任甘丹寺第50任赛赤,因而贡唐仓赛赤被藏族人民视为是宗喀巴的化身。
  历世贡唐仓大师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著称,在甘、青、川、藏均享有崇高的威望。一世贡唐仓大师根敦彭措公元1715年出任甘丹寺第50任赛赤达八年之久,同时担任达赖喇嘛的经师,并代理一年藏王,是当时西藏政教界的风云人物,备受尊崇。自二世贡唐仓大师丹贝嘉参被迎请到中国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宗主寺之一的甘肃拉卜楞寺后,贡唐仓大师又成为该寺仅次于寺主嘉木样大师的四大赛赤之首,丹贝嘉参还被清朝乾隆皇帝邀请到北京出任清朝皇室宗教活动中心雍和宫第二任大法台;三世贡唐仓大师丹贝仲美是名贯藏区的著名学者,他的一些著作至今被译为英文、德文出版,他还在拉卜楞寺创建了著名的贡唐塔,这座宝塔不幸毁于“十年动乱”中,六世贡唐仓大师在国家的支持和国内外佛教徒的捐助下,重建了贡唐塔并于1993年开光;四世贡唐仓大师丹贝嘉措法行严谨,担任位卜楞寺总法台期间僧纪严明、僧貌整洁闻名藏区,被称誉为“威严贡唐之圣教二洁”;五世贡唐仓大师丹贝尼玛曾给第九世班禅大师灌顶,密传真言。
  六世贡唐仓大师已走过的七十年弘法历程,充满了传奇色彩:大师5岁被认定为贡唐五世的转世,10岁开始学经,21岁起在甘、青、川藏区讲经传法。“丹贝旺旭”,藏语的意思是佛教权威,大师从小拜当时名贯藏区,曾担任过九世、十世班禅大师传法教师的拉科仓等数位密宗大师为师,掌握了大小500多个密宗灌顶,成为目前中国藏区接受密宗灌顶最多的一位密宗大师。更难忘的是,1936年,第九世班禅大师返藏途中在拉卜楞寺举行时轮大灌顶法会时,进一步以赐灌金刚上师最高顶的方式,把弘扬时轮大法的任务交给了贡唐仓大师,班禅大师希望贡唐仓活佛一生为大众多灌顶,举行六七次或七八次时轮大讲经。贡唐仓大师没有辜负尊师的期望,从1946年起,至今已举行了十次时轮大讲经。1994年7月,大师在甘肃夏河草原举行的第10次时轮大讲经,以3万帐篷矗立草原、国内外40多万信众玲听讲经的空前盛况,向海内外展示了中国各民族团结友爱、宗教信仰自由的动人景象……藏族人民称颂贡唐仓大师为“今朝佛陀”、“百年不遇之金刚上师。”
  更令人敬仰的是,贡唐仓大师从1958年起遭遇了21年冤狱,而爱国爱民之心逾加炽烈。大师把监狱当作修行养性之所,以惊人的毅力学会了汉语普通话,写出一手漂亮的汉字。1979年平反出狱、重返宝座后,大师以一颗慈悲佛心,为民族地区的安定和发展奔波操劳:协助甘肃、青海两省政府调解解决了十几起草山纠纷;劝导牧民群众发展商品生产、送子女上学;捐资修复寺院、改善牧区教育、医疗卫生条件……种种善行大德,远播海内外。在很多僧人或迫于形势,或顺应潮流,纷纷还俗破戒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贡唐仓大师出泥不染,保持了崇高的戒德,为佛门正信弟子树立了光辉榜样。
  关于这一点,贡唐仓大师与中共一位资深领导人曾有过一段坦率的对话。那是在1980年,贡唐仓大师55岁,出狱不久。当时的甘肃省委主要领导亲自到大师暂住的招待所来看望大师时,出于对大师晚年生活的关心,曾直率地对贡唐仓大师说:“你年纪还不大,找个老伴,照顾你生活。”大师坦诚地对这位后来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领导说:“我不能结婚,为什么呢?有两笔帐:一是政治帐,你看到了我在藏族人民心中的威信,正因为这样我才可以为国家、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如果结了婚,不管信仰我的群众怎么想,我都觉得是违背了我的意愿,也就不方便为国家和人民多做些工作。二是生活帐,我已经50多岁了,找个年轻的,我也能找上,但我清楚跟我不是出于生活感情;如果找个年纪大的,说不定不是她来照顾我,还要我来照顾她。所以,不论算哪笔帐,我都不能结婚。”
  经常有朋友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你是怎样与贡唐仓活佛建立亲密感情的?是的,对一般人来说,活佛总是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威严、神圣而无缘接近。我,一个普普通通的汉族青年,却受到贡唐仓大师格外的信赖和关顾。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师有一颗慈悲的佛心,凡来拜访他的人,无论地位高低、贫贱富贵,也无论汉族、藏族、回族及黄头发的洋人,大师均一视同仁,绝无等级亲疏之分。正因为这样,大师的影响才远远超越了藏区,法名响彻汉传佛教界和欧美无数僧俗大众的心间。另一方面,我在与大师的交往中,绝无任何功利之念,始终坚守两条:一为诚信,二为实干。记得我第一次与大师相识是在1990年7月,26岁的我作为新华社甘肃分社记者,到草原小城夏河县专程去采访拉卜楞寺大经堂重建开光大典。为了写好大经堂重建开光的报道,我冒昧打电话到贡唐仓大师的囊欠,要求采访大师。随从请示大师后,大师不仅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还让他的专车到我们居住的小旅馆专门来接。那次去采访大经堂开光的国内外新闻媒介有数十家,而最后数我发的稿最多,除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了一篇消息,一篇通讯外,还在上海《新民晚报》发了一个整版的长篇纪实,充分报道了大经堂重建开光的盛况和意义。
  从这一次机缘开始,我经常找机会就去拜访大师。大师也几乎有求必应,不论多忙,他都要抽空接受我的拜访。就在这个过程中,我萌生了为大师写书的心愿,大师也特别信任我,给我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素材。在我1993年底调新华社广东分社工作前夕,大师应我的要求,在甘肃省政协他的办公室里,与我进行了五次长谈,向我披露了许多以前从未讲过的史料。该书的写作从1992年底开始动笔算起,到1995年11月28日正文部分完稿,先后经历了整整三年。由于我首先要比较优异地完成新华社的报道任务,加之1993年底又从甘肃调至广东,要适应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因而此书的写作只能在节假日和业余时间进行。多年来,几乎每个星期天我都用来写作此书,虽然由于水平所限,书写得并不令我十分满意,但我是以对大师的一片敬仰之心,用了十二分的努力来写作的。对此,我心灵感到慰藉。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我国佛教界一代宗师、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大师,欣然接受我们的请求,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对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的厚爱,我只能从心底里万分感谢!
  此书在写作过程中,受到许多真诚朋友的无私支持和热情鼓励。香港著名实业家、“一代蛇王、”在广州番禺兴建了被誉为“全球最大蛇园”、“世界上第一个蛇文化大观园”的香港飞龙生物集团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钱龙飞先生,大师虔诚的弟子、美国加利福利亚州亲善大使、美国亚洲联合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玉玲小姐和她的丈夫刘宁先生,被誉为中国电脑软件开发行业一匹“黑马”的广州西码数据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蒋祖台先生,以及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胡国华先生,广州市东山区税务局局长张炫先生,林洪先生,徐迎心女士等许多朋友,对此书的出版直接或间接地给予了帮助。在此谨表真诚的谢意!
  大千世界,人海茫茫,知已难求。我常想:能拜识贡唐仓大师是我一生的荣耀和幸福。为贡唐仓大师写一本能超越藏区、面向海内外的通俗传记,是我多年来的一桩心愿。现在,我把贡唐仓大师不平凡的一生,如实地奉献给了读者。如果大家通过了解神秘、庄严的活佛世界,从中能有所感悟、有所收获,我便心满意足了。
  *轮常转,佛光永照。衷心祝愿贡唐仓大师健康长寿,为人间的和平安宁广施法雨!
  作者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八日于广州五羊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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